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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刘国恩：改革开放与脱贫增长：从赤脚医生到经济学者的故事
发布日期：2018-04-26 01: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在【朗润•格政】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上围绕改革开放与脱贫增长的发言整理。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slzhe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人类历史上的两次脱贫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涉及人口最多的脱贫与经济增长。事实上，人类在过去几千年，90%以上的时间里面，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直到近200多年前，才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逃离贫困的经济增长。人类第一次现代经济增长发生在1800年前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首先是科学精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科学精神从教会和政府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使得西方率先发展了现代数理实验科学，为更快的生产技术创新奠定了基于现代科学的优势基础。其次是随之转型升级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有形的物质资本发生了质变，从过去的土地为主的生产要素，转型到更有效的动力机器、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业物质资本。还有充分发展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大幅扩展了人们生产的选择空间与分工优势，从而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简言之，西方工业革命的火种源于思想解放和科学精神，推动了现代技术革命；以及有效的市场交换，使得基于比较优势的有效市场分工成为可能，最终实现了首次现代经济增长。
人类有幸在将近200多年以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脱贫与增长。这次大规模的脱贫增长发生在东方的中国，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人们对这两次大规模的脱贫增长已有诸多讨论和解读，但是关于这两次成功逃离贫困的根本起源，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认识，其中包括以下几种流行观点。第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增长奇迹说，意即非同于第一次增长的起源，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非常的，现有理论或过去增长检验难以解释。第二种是中国模式特殊论，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色优势。第三种是市场经济假说，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科学精神，以及随之明确的生产责权和市场关系，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在中国土地上的现代经济增长。下面，我基于自己从赤脚医生成长为经济学者的经历阐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的赤脚医生经历
我的家乡在四川的茂县，那里农作物主要以粗粮为主，包括玉米、小麦、还有苹果和花椒。我出生在一个叫蓝店坡的村庄，依山傍水，就在岷江的旁边。记忆中，村里人人都清楚那里最有名的优势资源就是苹果，经济学叫做比较优势。然而六十年代，我的童年记忆都是贫困，无穷无尽。听父母说，我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他在我出生前就饿死了。其实，我这条小命也是大雨中捡回来的。我们曾经失去了自留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些全部都被归到集体生产队了。
前面有提到苹果本是我们村妇孺皆知的禀赋优势，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发挥其专业化分工的比较优势呢？因为如果只生产苹果，就意味着全村人会饿肚子。在没有市场交换的年代，我们必须得靠自给自足，生产我们所需的所有东西，从而付出放弃生产苹果进行交换的巨大机会成本。我们不管有多么好的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没有市场就没有分工，也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导致生产力长期不能提高，生活水平陷于长期的极度贫困当中。事实上，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中外经济史数据，中国六十年代的贫困程度跌到了中国传统农耕经济的最低谷。
到了七十年代，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知识青年分成两拨人，从城市去到农村的叫下乡知青，农村家庭的叫回乡知青。那个年代没了高考，招工、招干、接班、推荐上大学等稀缺工作是城市下乡知青非常有限的发展机会，回乡知青的成长道路就更窄了，包括当兵、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不久，一天生产队长告知，因为村里需要村医接班老中医，我是文化程度最好的中学毕业生，所以被安排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由于没有医学基础知识，我只能向老中医学习，向书本学习，也在动物身上学习（我们都是人医、兽医双肩挑）。幸好，当时的农村疾病主要是感染性普通疾病，诊疗相对简单，抗生素、红药水、消毒酒精和草药是我行医的常用手段。1977年10月，随着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声炮响”，我参加了高考，后来进入了西南民族学院数学系读书。之后考上了西南财经大学的计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1986年，我有幸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西南财大公费留美学习的机会，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羌族留美博士。机缘巧合吧，因为经济学博士的学习师从健康经济学家Michael Grossman教授，健康经济学成为了我的终身研究方向，某种程度上看，似乎冥冥之中又和曾经的赤脚医生行当再次结缘。
改革开放后的脱贫和经济增长
八十年初，我再回到家乡，短短几年，发现那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有人开始修新房，农田平均劳动时间更少了，有的人甚至外出务工，而村里人吃饭第一次不是问题了。在生产要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家乡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横看竖看，无非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每家每户的生产动力显著提高了。农业从原来的大锅饭转变为各家各户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清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得以解放。第二，有了自由市场可以交换各种物品，种玉米的地方可以买到大米，苹果可以交换其他所需东西。蓝店坡村由来已久的苹果比较优势破天荒发挥了出来。同时，村里的医疗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上大学后，老中医再继续干了几年，原来的旧村合作医疗就寿终正寝了，因为人民公社解体后，没了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后来基于县级统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对家乡如何逃离贫困的亲眼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以下几大条件。首先，改革开放弘扬了科学精神，人们的思想从曾经的盲目崇拜、愚昧无知当中解放出来，开始尊重科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借鉴和学习现代科技文明与管理知识。第二，生产积极性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大二公”的大锅饭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第三，发展活跃的市场条件与自由交换，把人们从自给自足经济中解放出来，使得基于比较优势的有效分工成为可能。对比东西方前后两次伟大的脱贫和增长，虽然时空不同，但都得益于同样的三大源泉：科学精神、生产积极性、以及有效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也难见我们增长的所谓奇迹或特殊之处。如果真要说到有无迥异的话，恐怕关键还在于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增长更多是先行创新，所以得用更长的时间；而第二次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前者的成果，站在前人“肩上“，从而能够大幅缩短赶超发展的时间。（成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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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4-26 01: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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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两次脱贫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涉及人口最多的脱贫与经济增长。事实上，人类在过去几千年，90%以上的时间里面，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直到近200多年前，才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逃离贫困的经济增长。人类第一次现代经济增长发生在1800年前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首先是科学精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科学精神从教会和政府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使得西方率先发展了现代数理实验科学，为更快的生产技术创新奠定了基于现代科学的优势基础。其次是随之转型升级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有形的物质资本发生了质变，从过去的土地为主的生产要素，转型到更有效的动力机器、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业物质资本。还有充分发展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大幅扩展了人们生产的选择空间与分工优势，从而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简言之，西方工业革命的火种源于思想解放和科学精神，推动了现代技术革命；以及有效的市场交换，使得基于比较优势的有效市场分工成为可能，最终实现了首次现代经济增长。
人类有幸在将近200多年以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脱贫与增长。这次大规模的脱贫增长发生在东方的中国，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人们对这两次大规模的脱贫增长已有诸多讨论和解读，但是关于这两次成功逃离贫困的根本起源，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认识，其中包括以下几种流行观点。第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增长奇迹说，意即非同于第一次增长的起源，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非常的，现有理论或过去增长检验难以解释。第二种是中国模式特殊论，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色优势。第三种是市场经济假说，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科学精神，以及随之明确的生产责权和市场关系，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在中国土地上的现代经济增长。下面，我基于自己从赤脚医生成长为经济学者的经历阐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的赤脚医生经历
我的家乡在四川的茂县，那里农作物主要以粗粮为主，包括玉米、小麦、还有苹果和花椒。我出生在一个叫蓝店坡的村庄，依山傍水，就在岷江的旁边。记忆中，村里人人都清楚那里最有名的优势资源就是苹果，经济学叫做比较优势。然而六十年代，我的童年记忆都是贫困，无穷无尽。听父母说，我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他在我出生前就饿死了。其实，我这条小命也是大雨中捡回来的。我们曾经失去了自留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些全部都被归到集体生产队了。
前面有提到苹果本是我们村妇孺皆知的禀赋优势，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发挥其专业化分工的比较优势呢？因为如果只生产苹果，就意味着全村人会饿肚子。在没有市场交换的年代，我们必须得靠自给自足，生产我们所需的所有东西，从而付出放弃生产苹果进行交换的巨大机会成本。我们不管有多么好的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没有市场就没有分工，也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导致生产力长期不能提高，生活水平陷于长期的极度贫困当中。事实上，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中外经济史数据，中国六十年代的贫困程度跌到了中国传统农耕经济的最低谷。
到了七十年代，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知识青年分成两拨人，从城市去到农村的叫下乡知青，农村家庭的叫回乡知青。那个年代没了高考，招工、招干、接班、推荐上大学等稀缺工作是城市下乡知青非常有限的发展机会，回乡知青的成长道路就更窄了，包括当兵、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不久，一天生产队长告知，因为村里需要村医接班老中医，我是文化程度最好的中学毕业生，所以被安排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由于没有医学基础知识，我只能向老中医学习，向书本学习，也在动物身上学习（我们都是人医、兽医双肩挑）。幸好，当时的农村疾病主要是感染性普通疾病，诊疗相对简单，抗生素、红药水、消毒酒精和草药是我行医的常用手段。1977年10月，随着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声炮响”，我参加了高考，后来进入了西南民族学院数学系读书。之后考上了西南财经大学的计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1986年，我有幸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西南财大公费留美学习的机会，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羌族留美博士。机缘巧合吧，因为经济学博士的学习师从健康经济学家Michael Grossman教授，健康经济学成为了我的终身研究方向，某种程度上看，似乎冥冥之中又和曾经的赤脚医生行当再次结缘。
改革开放后的脱贫和经济增长
八十年初，我再回到家乡，短短几年，发现那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有人开始修新房，农田平均劳动时间更少了，有的人甚至外出务工，而村里人吃饭第一次不是问题了。在生产要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家乡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横看竖看，无非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每家每户的生产动力显著提高了。农业从原来的大锅饭转变为各家各户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清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得以解放。第二，有了自由市场可以交换各种物品，种玉米的地方可以买到大米，苹果可以交换其他所需东西。蓝店坡村由来已久的苹果比较优势破天荒发挥了出来。同时，村里的医疗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上大学后，老中医再继续干了几年，原来的旧村合作医疗就寿终正寝了，因为人民公社解体后，没了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后来基于县级统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对家乡如何逃离贫困的亲眼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以下几大条件。首先，改革开放弘扬了科学精神，人们的思想从曾经的盲目崇拜、愚昧无知当中解放出来，开始尊重科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借鉴和学习现代科技文明与管理知识。第二，生产积极性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大二公”的大锅饭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第三，发展活跃的市场条件与自由交换，把人们从自给自足经济中解放出来，使得基于比较优势的有效分工成为可能。对比东西方前后两次伟大的脱贫和增长，虽然时空不同，但都得益于同样的三大源泉：科学精神、生产积极性、以及有效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也难见我们增长的所谓奇迹或特殊之处。如果真要说到有无迥异的话，恐怕关键还在于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增长更多是先行创新，所以得用更长的时间；而第二次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前者的成果，站在前人“肩上“，从而能够大幅缩短赶超发展的时间。（成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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