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从硬基础设施到软基础设施”会议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7-02-16 09:4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7年第1期(总第1335期)

背景介绍:2017年1月14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第79次会议“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从硬基础设施到软基础设施”暨《中国现代化:投资软基础设施》新书发布仪式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举行。本次会议将分两期简报报道,本期简报介绍IMF副总裁张涛、IMF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以及IMF经济学家Markus Rodlauer、W.Raphael Lam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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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投资软基础设施契合时代命脉


投资软基础设施这一主题不仅契合时代命脉,也很实事求是。放眼全球,2016年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不仅改变了英美之间的权力制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部分地区仍将保持强劲的经济复苏能力,尤其亚洲应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具体来看,中国虽然近年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但经济仍有活力,在推进经济改革、平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链的道路上取得了不俗成就。那么,我们如何继往开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投资软基础设施

中国拥有独到的发展经验——过去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改革开放和持续的投资,尤其是对公路、发电厂等基建的投资。然而,单凭投资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IMF研究发现,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转换方向——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这也是《中国现代化:投资软基础设施》一书的主题。政府需从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投资转向软基础设施方面。过去,政府一直扮演着促进者、监管者的角色,监管私企、民营企业,鼓励创新。未来,政府需淡化行政指令,重视引导之效。

软基础设施包括各种制度性框架,涵盖众多领域,不仅涉及金融行业、国企、地方政府,还包括数据、信息和统计方面问题。这些都指向一个关乎经济的政策性问题,这也是建立开放性市场的基础:未来,政府的作用应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不断完善健康、医疗、金融等行业管理,保护消费者利益及职工权益。

上述领域未必是全新的。例如,对于国有企业,中国急需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优化资源分配,并需建立一定激励机制,让地方企业发挥更大作用。此外,中国需要改变税收政策,担负相应的预算职责,向大众提供更好的基础服务。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也不可缺,以便更好地调控、监督整个经济金融体系;不断升级现有数据统计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调控;建立以价格为基准的监督体系等。软基础设施能够帮助中国过渡到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IMF将继续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合作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去年中国已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人民币入篮SDR成为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IMF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也乐于为中国政府提供培训、政策制定建议等,本书正反映了这些工作。IMF将继续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合作。2016年刚刚过去,这一年全球市场越发乐观,但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要求我们进行能力建设以增强韧性。


Alfred Schipke:中国货币政策及金融政策建议


一、货币政策:建立以价格为基础的框架体系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赖货币政策及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很多,例如控制通胀、保证经济增速合理。中国目前使用的工具是M2目标,未来应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框架过渡,并加强不同类型工具之间的联系,如M2和通胀、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此外,现在人民币汇率更灵活,需建立以价格为基础的货币政策。

二、资本账户开放与互联网金融监管

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引人关注的问题。1993年,中国开始考虑资本账户开放,当时的目标是到2020年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然而亚洲金融危机阻碍了这一进程。当前中国必须采取措施以实现近期目标——资本账户有管理的可兑换。这一目标尚无时间表和具体计划。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整体与IMF观点基本符合,推进方式和速度也非常合适。

资本账户开放不可一蹴而就,短期的激进政策可能造成大量资本外流。未来中国应首先在改革步骤上与其他领域改革匹配,进行配套改革,如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长期看,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高频指标和离岸市场或将出现。要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在于加强框架建设,提供更强的安全性,同时让中国的货币更具吸引力,能够进一步为经济基本面服务。

过去中国金融体系非常简单,但现在非常复杂且缺乏透明性,尤其是创新性金融产品。余额宝推出一年内就吸引了5000万投资者,对监管者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新的金融产品介于理财和基金之间,但所受监管并不完善,可能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不断升级监管体系框架,并且要保证各监管方之间有足够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以避免监管漏洞引发套利行为。

三、国企改革:建立公平环境以缩小与私企差距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国企占用了大量资源并产生大量脆弱性。从就业方面看,其在城镇就业中占比不高,附加值创造也相对较少。信贷、固定资产投资等资源都被国企占有,许多负债高企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企,但其生产率并不高。上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差距已经出现,未来应进一步探讨如何缩小这些差距。

 

Markus Rodlauer:信贷驱动的投资模式不可持续

IMF想通过此书阐述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和方向,指出未来平衡经济、投资的渠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但成功背后最大的挑战在于过去几十年由信贷驱动的投资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趋于平稳,投资也渐渐以多样化的方式开展,而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然而,投资效率却不断下降,有些领域的投资远远不足。企业债务不断飙升,约占GDP份额的19%,十年增长了一倍,但GDP并未增长一倍。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参考其他国家的教训,企业债务过高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放缓乃至金融危机。本书明确提出,中国的目标是创新、绿色、包容性的增长。

未来,中国的市场对资源的分配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在德国、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体中,企业有正常的退出和破产机制,这有助于企业进入、成长、成熟,能够实现真正的创新。中国在此方面非常不足,企业退出机制太少,如何帮助企业以一种体面、顺利的方式退出行业非常关键,该机制缺失将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硬件投资即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已使中国经济成长得非常迅速。然而,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持续,它无法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政府应更关注私企成长,设立更好的机制以促进软基础设施投资。

 

W.Raphael Lam:中国财政及社保体系改革建议

一、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改革整体税制

本书主要关注对中国政策框架的引导。财政政策方面,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借贷推动基础设施发展,但很少关注软基础设施即政策框架的建立。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庞大却难于借贷,大部分钱可能来自不透明渠道,并且到期无法按时还贷,或在未来为地方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赤字。事实上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风险,引进了预算法。中国应该从中央层面引进预算法,以限制地方政府借贷过度,中期最重要的目标为提出正确、务实的政策以减少借贷。以下是一些可借鉴的方法:

第一,通过税收政策平衡资源分配。当前中国的税负约占GDP的20%,略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再分配很关键,因为资源本身有限,如果大部分政策都有利于富人阶层,中产和低收入人群就很难获得资源。

第二,税收渠道。中国大部分税种是间接税,未来可能转化为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第三,考虑环境的外部性。去年增值税税法、税率已进行改革,这是最直接的针对性改革。未来或将包括增强累进税、征收环境税等,税制结构整体变化将是未来的趋势。本书将帮助读者了解成熟国家如何设立税收基础。此外,中国日益关注“走出去”战略,需考虑税收的合规合法性,要同当地打交道。

除了税收,还要考虑财政支出。目前,超过130个国家设有中期支出框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惯用五年规划,而经济政策通常不止五年,会设立中长期政策目标指导政府支出,因而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存在差距。所以,一方面中期、长期支出有待协调一致,另一方面,中国尚缺乏中期规划,未来或需设置中期支出框架,并设立年度国家预算。这些预算目标需要多方合作,不仅限于财政部,还需要发改委、工信部的直接参与。

二、社保体系与劳动力市场改革

社保体系改革也是重要议题之一,这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公平的社会。然而,中国的社保或已存在失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8%,预计2025年达50%。这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欧洲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已出现这一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应对。当前对养老金的利用效率低下,养老金占GDP比重约3%,提高到8%是2050年的目标。
同时,还应考虑重新规划劳动力市场,以提高灵活性。目前相关改革正在进行,如统计方面的改革,然而更加根本性的改革有待实施,如改革社保体系使之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使各省、各市之间的差距缩小。此外,社保缴费率目前约占人均收入的40%,有待降低,以使最需要的群体降低社保支出、增加存款。

(黄杨荔、张彤整理、王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