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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陈述”：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与前景》研讨会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6-12-28 01:1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6年第078期（总第1322期）
背景介绍：2016年9月16-17日，由瑞典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主办，包括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以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发布了关于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即 “斯德哥尔摩陈述”。
本次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作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亲历者介绍了“斯德哥尔摩陈述”产生的背景、核心内容、意义与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鞠建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张晓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行长文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王勇，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分别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意义、前景与影响进行了评论与探讨。
本次会议将分两期简报报道。本期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八条原则，进行逐条解读。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zhangtong@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1. GDP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们认为，固然需要有促进GDP增长的政策，但GDP本身不该作为目的，而应作为一种手段，以创造资源来实现一系列社会目标，包括改善卫生、教育、就业、安全以及消费。个人福利是多维的，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应旨在改善社会所珍视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例如，应当向所有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好的营养，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并认识到这些其实都在可企及的范畴之内。如果正确的政策无法到位，GDP增长可能以福利损失为代价，包括当地环境以及全球气候恶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长本身并不能消除对弱势群体不公正的行为规范及歧视性做法，这通常需要采取有意的干预措施。
我们认识到，应当承认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药方”。文化、社会以及历史背景千差万别，这也就带来了不同社会的不同追求，并决定了何种政策是有效、何种政策是无效。过去，存在一种源自于一些高收入国家，而试图为所有国家制定统一的政策规范的倾向。固然有些政策原则我们都应该遵守，但同时必须为多样性和因时因地的决策留出一定的空间。”
林毅夫教授认为，GDP的增长是增加资源，目的应该解决我们增长的最终目标，提高大家的福利。而提高福利需要相应的资源，所以要把GDP的增加用来解决能够真正提高福利的内涵。
鞠建东教授为《陈述》提出了两个口号——“人力资本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他认为在经济学领域，通常认为的最终目标是每个人的福利的增长，但是在逻辑上没有突破，因为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所以无法用一种严格的范式来描述社会福利怎么样增长的。他认为最终目标是人类的幸福，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是总的人力资本。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人更加幸福、自由、认识更深刻，这些背后都是人对社会的认识加深、知识发展、生产力提高，或者说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且在各种社会学，以及很多圣人的设想中，未来的一个美好的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在从事关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工作。
韦森教授认为不把GDP增长作为目标非常重要，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政绩就是确定GDP增速并确保完成，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韦森教授认为应当放弃GDP增长的目标，在宽容的环境中合理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速。
2. 发展必须具有包容性
“我们认为，政策应确保发展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具有包容性，任何人群都不会因为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标识而遭受忽视。我们应当关注福利受严重损害的许多维度，尤其是那些福利正遭受多方面伤害的个人。然而，我们对最受剥夺者的关注仍然不够。并且，贫富之间以及主要社会群体间的差距同样值得关注。近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包括卫生、教育在内的基本服务的获取机会都存在着可见得到的，在道德上不可辩护的严重不平等。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凝聚力，更让精英团体有机会通过政策制定来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高度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剥夺穷人的发言权，进而弱化民主。为妇女及历史上受歧视的群体赋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这也同时为经济效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出现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时，发展不再可能。发展政策若无法做到包容，则可能滋生社会冲突。总之，只有发展具有包容性才是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可持续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包容性意味着GDP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应当由所有人共同分享，这要求增加就业、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使大家收入增加，但是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就会让收入低的人有失落感，可能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最近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川普的当选等事件反映了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关注包容的问题，发展必须是包容性的发展，让所有的群体都能够在发展过程中能参与，而且能得到共同的好处。
鞠建东教授继续阐述了两个口号中“人力资本的发展”的含义，他认为如果把人力资本作为最终目标，那么发展的包容性就是必要条件，因为除去教育因素，人力资本本身与地位、权力、财富等因素并不相关，而且在经济学里面还有一些发现，人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幸运，是不是能上北大，能不能上大学，大部分是由于运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使所有人都能够受到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够比较好的发展，确实是能够使得人力资本的总量得到发展。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和环境也是连在一起的，要有一个和谐的环境。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创新难以发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受到抑制。
3. 环境可持续性是必须，而非一道选项
“尽管在目标和执行上因每个国家及区域的条件而不尽相同，但我们认为，发展政策制定必须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一项核心目标。在环境质量退化的地方，收入增长将会是福利及进步的虚假指标。此外，对资源的争夺以及因环境而引起的人口迁移将危及安全并引发冲突，进而抑制发展。从全球层面来看，气候变化对地球的生存构成长期的威胁，在短期至中期上则危及许多国家的生计、农业及生态环境。首先需要采取缓解措施，并且应当在全球层面上实施；适应性政策则需要在国家及地方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干预与支持。显然，自由市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国家的监管干预乃至多国的政策协调不可或缺。”
林毅夫教授认为环境的可持续是必须包含在发展的内涵里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恶化作为代价。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给环境带来的冲击，以及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例如全球温度上升，如何来适应这种新的外在的气候跟环境条件，这样都必须包含在发展政策里面，这一点是过去的华盛顿共识里面所没有关注的，在新的发展政策的制定原则当中，这些必须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包含进去。
4. 应当平衡市场、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作用
“对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及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一项发展政策需要建立在市场、政府及社会团体作用的明智平衡之上。要认识到，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需要存在有效的监管体系，市场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此外，即便在一些领域市场能带来效率，但正如我们知道，饥荒可以存在于一个有效的自由市场，市场本身不会有实现包容和公平的自发倾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向着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发展趋势，导致了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使得不平等达到了难于维持以及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
然而，认识到了市场作用的局限性，我们同样要求政府的运行本身必须有效。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场：不同层面的政府可以发挥许多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包括合作社、协会、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通常，各个制度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在某些情况下，最贫困者的福利能通过社区团体获得极大的提升。尽管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社会机构被一些不良势力所控制，但各级公民社会组织对促进和维持社会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我们重申，在制定规则并建立监管体系方面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基于此，市场和社会组织才能蓬勃发展。一套好的规则体系能带来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度，从而减轻不平等程度、促进增长并在各个方面提升福利水平。此外，在那些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是金融、卫生和环境方面，以及基于包容性要求而需要干预的问题，例如妇女赋权、保护弱势群体及解决过度的收入不平等，政府需要发挥无可旁贷的作用。在制定产业政策及有效的农业、服务业政策上，政府同样需要发挥作用。最后，政府必须防止因为不平等的加重导致政府被挟持，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恶性循环。”
林毅夫认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提供监管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政府也需要有所作为来面对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公民团体、社会组织在对收入分配的正当性的监督、收入分配的改善、政府的监管等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三者的力量都重要，而且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鞠建东教授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并不仅仅是个人简单的相加，有许多活动是非市场化的，因此忽略了社会的价值，我们可能陷入一种简单的社会相加这种框架中。整个社会人类幸福不仅仅是市场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所以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市场交换，同时还要强调社会组织的发展。
文一教授通过对美国的一些观察和反思，包括对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提出，除了市场以外，社会组织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也需要特别多的条件，因此从华盛顿共识到现在斯德哥尔摩陈述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是应对这种挑战的选择。
5. 提供宏观经济的稳定
“许多传统政策建议集中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一个更稳定的经济体能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并进一步提升福利。达到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政策管理，使整个经济保持在平稳发展的根基上，并关注当前政策的长期影响，尤其是保证财政与外部金融的可持续性。各国应当在高增长时期储备财政资源，以便应对不时之需。尽管就长期而言对财政纪律是重要的，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强调的并没有错，然而结果政策制定者往往把预算平衡当作拜物教来崇拜。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债务受到审慎管理及货币化带来的通货膨胀结果得到控制，财政刺激和公共投资经常对摆脱经济停滞的陷阱至关重要。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绿色技术非常重要，这些项目通常只在长期才能获得收益，因而很难吸引私人投资。此外，宏观审慎措施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补充，以遏制泡沫的发展、缓减可能带来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并防止过度的对外负债。”
林毅夫教授认为宏观稳定是《陈述》与华盛顿共识中差别很大的一条，华盛顿共识认为资本应该是完全自由化的，短期的财政应该平衡，但是《陈述》认为由于存在经济周期，应当允许短期的财政不平衡。对资本也应该进行一定的管制来避免资本的快速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
6. 关注全球技术和不平等带来的影响
“随着近来的技术进步，政策制定领域出现一项特殊的挑战。技术进步连接了全球劳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无需流动就得以在当地为全球市场和消费者工作。这固然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对于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将此看作是一个劳动力竞争的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存在利益冲突。然而，不幸的是这忽视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即劳动与资本的竞争问题。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兴起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进程，替代劳动者收入的是公司和机器所有者的更高额利润。这些后果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非将此转化为全球劳动力间的角力问题。
由此，我们提出三项必要的应对政策。首先，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必须加大提升技能和技术互补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劳动收入得以随着技术进步而提高。其次，必须创造新的政策工具来进行国内的收入转移。工资占GDP比重的下降，不应当被看作是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必须建立税收及利益分配制度来打破这种趋势，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规，例如强制执行的竞争法则和提升工人在社会和公司中话语权的劳动法。最后，这种趋势使得多国间的政策制定成为特别必须。多边机构有责任鼓励各国政策的协调，并且倡导不仅仅是考虑高收入工业化国家而且是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政策，后者在国际决策中经常被剥夺话语权。”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状况容易被误解为全球化是一些劳动力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收入的矛盾，很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认为是全球化带来的。但是发展经济学家共同的看法是：更大的矛盾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跟发达国家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是技术的拥有者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新的技术可以带来技术创新，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新技术要有资本投入，因此又带给拥有资本的人很大的回报。同时，技术也会代替劳动，因此最终的矛盾是这些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跟家发达国家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既然如此，首先，政府应该一方面要支持技术创新，同时应该提高一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让他能够分享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好处。其次，资本跟技术创新者的收入比较高，比一般劳动者的收入高很多，应该有收入分配调节的政策措施。最后还要进行不同国家的多国的协调，不仅考虑高收入国家的高收入者的需要，还应该考虑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劳动者的需要，依此来制定全球的政策。
7. 社会规范与思维模式至关重要
“在不少传统经济学看来，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对我们的经济生活无关紧要。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不仅本身具有意义，还影响着经济如何运行。一个人与人互信的社会的经济表现会比在一个人与人缺乏信任的社会好；例如，对同一组选项，当它们以不同次序或不同的默认选项呈现给人们，其最终选择的结果会因此而有差异。各国政府需要开始利用这些新的知识和措施从而更有效地推行政策。事实上，私营公司长久以来经常利用对人类心理学和社会偏好的了解，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利润。在致力于公共利益时，如果政府希望有效地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公平地征税，加深对社会规范的理解也应当纳入政策制定之中。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在遏制腐败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腐败问题在各国存在重要的特定情境差异，因为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正是一个社会历史和经验的产物。”
林毅夫教授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样一组政策，其实施的先后顺序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在政策推行的时候要考虑到由于文化传统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认识。
8. 全球政策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全球化的力量越来越制约着各国政府的发展政策选择，这些力量给各国带来限制和机会，并且，它们本身决定于其它国家的行动。
高收入国家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所充分表明的，富国的金融管制政策虽然首先影响富国自身，最终还对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对避税天堂采取的政策与管制，影响所有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政府为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筹集资金的能力。一国的贸易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预期。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政策则会影响低收入国家公民改善其自身生活，并通过汇款和知识转移来帮助其祖国发展的可能性。如上种种，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带影响。也正因为这样，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把这个世界上最困苦的人们考虑在内，提升他们的发展机遇。
跨国协议与制度对解决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协议与制度却也是最难以建立并维持的。尽管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全球都在等待着所有国家对排放问题采取措施所做的承诺的落实，以及高收入国家給低收入国家采取适应气候变暖和减排措施提供帮助的承诺的落实。近年来，我们见证了来自传统渠道的发展援助的下降，许多新建的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的出现，遑论几十年前向国际社会承诺的、而越来越难于实现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0.7%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这些援助用于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受到边缘化的群体，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的治理结构中得到更好的代表，而这也会反过来保证国际协定及公约能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状况下推动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的环境与绩效。尤其是发达国家，他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其他国家可能的影响。并且在国际治理当中，过去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来制定的，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诉求。在全球化的状况下，应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参与，这样在政策制定时能够兼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需要。
最后，林毅夫教授强调《陈述》是13个经济学家从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根据新的理论研究进展总结所形成的共识，希望这些政策制定的原则，能够在其他国家形成共同追求的基本原则，使得各国再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来制定各个国家的政策。
（张皓星整理，张彤编辑，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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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陈述”：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与前景》研讨会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6-12-28 01:1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6年第078期（总第1322期）
背景介绍：2016年9月16-17日，由瑞典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主办，包括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以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发布了关于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即 “斯德哥尔摩陈述”。
本次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作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亲历者介绍了“斯德哥尔摩陈述”产生的背景、核心内容、意义与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鞠建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张晓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行长文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王勇，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分别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意义、前景与影响进行了评论与探讨。
本次会议将分两期简报报道。本期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八条原则，进行逐条解读。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zhangtong@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1. GDP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们认为，固然需要有促进GDP增长的政策，但GDP本身不该作为目的，而应作为一种手段，以创造资源来实现一系列社会目标，包括改善卫生、教育、就业、安全以及消费。个人福利是多维的，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应旨在改善社会所珍视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例如，应当向所有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好的营养，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并认识到这些其实都在可企及的范畴之内。如果正确的政策无法到位，GDP增长可能以福利损失为代价，包括当地环境以及全球气候恶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长本身并不能消除对弱势群体不公正的行为规范及歧视性做法，这通常需要采取有意的干预措施。
我们认识到，应当承认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药方”。文化、社会以及历史背景千差万别，这也就带来了不同社会的不同追求，并决定了何种政策是有效、何种政策是无效。过去，存在一种源自于一些高收入国家，而试图为所有国家制定统一的政策规范的倾向。固然有些政策原则我们都应该遵守，但同时必须为多样性和因时因地的决策留出一定的空间。”
林毅夫教授认为，GDP的增长是增加资源，目的应该解决我们增长的最终目标，提高大家的福利。而提高福利需要相应的资源，所以要把GDP的增加用来解决能够真正提高福利的内涵。
鞠建东教授为《陈述》提出了两个口号——“人力资本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他认为在经济学领域，通常认为的最终目标是每个人的福利的增长，但是在逻辑上没有突破，因为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所以无法用一种严格的范式来描述社会福利怎么样增长的。他认为最终目标是人类的幸福，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是总的人力资本。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人更加幸福、自由、认识更深刻，这些背后都是人对社会的认识加深、知识发展、生产力提高，或者说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且在各种社会学，以及很多圣人的设想中，未来的一个美好的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在从事关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工作。
韦森教授认为不把GDP增长作为目标非常重要，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政绩就是确定GDP增速并确保完成，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韦森教授认为应当放弃GDP增长的目标，在宽容的环境中合理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速。
2. 发展必须具有包容性
“我们认为，政策应确保发展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具有包容性，任何人群都不会因为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标识而遭受忽视。我们应当关注福利受严重损害的许多维度，尤其是那些福利正遭受多方面伤害的个人。然而，我们对最受剥夺者的关注仍然不够。并且，贫富之间以及主要社会群体间的差距同样值得关注。近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包括卫生、教育在内的基本服务的获取机会都存在着可见得到的，在道德上不可辩护的严重不平等。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凝聚力，更让精英团体有机会通过政策制定来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高度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剥夺穷人的发言权，进而弱化民主。为妇女及历史上受歧视的群体赋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这也同时为经济效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出现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时，发展不再可能。发展政策若无法做到包容，则可能滋生社会冲突。总之，只有发展具有包容性才是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可持续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包容性意味着GDP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应当由所有人共同分享，这要求增加就业、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使大家收入增加，但是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就会让收入低的人有失落感，可能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最近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川普的当选等事件反映了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关注包容的问题，发展必须是包容性的发展，让所有的群体都能够在发展过程中能参与，而且能得到共同的好处。
鞠建东教授继续阐述了两个口号中“人力资本的发展”的含义，他认为如果把人力资本作为最终目标，那么发展的包容性就是必要条件，因为除去教育因素，人力资本本身与地位、权力、财富等因素并不相关，而且在经济学里面还有一些发现，人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幸运，是不是能上北大，能不能上大学，大部分是由于运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使所有人都能够受到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够比较好的发展，确实是能够使得人力资本的总量得到发展。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和环境也是连在一起的，要有一个和谐的环境。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创新难以发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受到抑制。
3. 环境可持续性是必须，而非一道选项
“尽管在目标和执行上因每个国家及区域的条件而不尽相同，但我们认为，发展政策制定必须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一项核心目标。在环境质量退化的地方，收入增长将会是福利及进步的虚假指标。此外，对资源的争夺以及因环境而引起的人口迁移将危及安全并引发冲突，进而抑制发展。从全球层面来看，气候变化对地球的生存构成长期的威胁，在短期至中期上则危及许多国家的生计、农业及生态环境。首先需要采取缓解措施，并且应当在全球层面上实施；适应性政策则需要在国家及地方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干预与支持。显然，自由市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国家的监管干预乃至多国的政策协调不可或缺。”
林毅夫教授认为环境的可持续是必须包含在发展的内涵里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恶化作为代价。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给环境带来的冲击，以及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例如全球温度上升，如何来适应这种新的外在的气候跟环境条件，这样都必须包含在发展政策里面，这一点是过去的华盛顿共识里面所没有关注的，在新的发展政策的制定原则当中，这些必须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包含进去。
4. 应当平衡市场、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作用
“对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及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一项发展政策需要建立在市场、政府及社会团体作用的明智平衡之上。要认识到，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需要存在有效的监管体系，市场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此外，即便在一些领域市场能带来效率，但正如我们知道，饥荒可以存在于一个有效的自由市场，市场本身不会有实现包容和公平的自发倾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向着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发展趋势，导致了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使得不平等达到了难于维持以及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
然而，认识到了市场作用的局限性，我们同样要求政府的运行本身必须有效。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场：不同层面的政府可以发挥许多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包括合作社、协会、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通常，各个制度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在某些情况下，最贫困者的福利能通过社区团体获得极大的提升。尽管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社会机构被一些不良势力所控制，但各级公民社会组织对促进和维持社会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我们重申，在制定规则并建立监管体系方面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基于此，市场和社会组织才能蓬勃发展。一套好的规则体系能带来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度，从而减轻不平等程度、促进增长并在各个方面提升福利水平。此外，在那些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是金融、卫生和环境方面，以及基于包容性要求而需要干预的问题，例如妇女赋权、保护弱势群体及解决过度的收入不平等，政府需要发挥无可旁贷的作用。在制定产业政策及有效的农业、服务业政策上，政府同样需要发挥作用。最后，政府必须防止因为不平等的加重导致政府被挟持，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恶性循环。”
林毅夫认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提供监管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政府也需要有所作为来面对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公民团体、社会组织在对收入分配的正当性的监督、收入分配的改善、政府的监管等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三者的力量都重要，而且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鞠建东教授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并不仅仅是个人简单的相加，有许多活动是非市场化的，因此忽略了社会的价值，我们可能陷入一种简单的社会相加这种框架中。整个社会人类幸福不仅仅是市场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所以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市场交换，同时还要强调社会组织的发展。
文一教授通过对美国的一些观察和反思，包括对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提出，除了市场以外，社会组织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也需要特别多的条件，因此从华盛顿共识到现在斯德哥尔摩陈述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是应对这种挑战的选择。
5. 提供宏观经济的稳定
“许多传统政策建议集中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一个更稳定的经济体能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并进一步提升福利。达到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政策管理，使整个经济保持在平稳发展的根基上，并关注当前政策的长期影响，尤其是保证财政与外部金融的可持续性。各国应当在高增长时期储备财政资源，以便应对不时之需。尽管就长期而言对财政纪律是重要的，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强调的并没有错，然而结果政策制定者往往把预算平衡当作拜物教来崇拜。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债务受到审慎管理及货币化带来的通货膨胀结果得到控制，财政刺激和公共投资经常对摆脱经济停滞的陷阱至关重要。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绿色技术非常重要，这些项目通常只在长期才能获得收益，因而很难吸引私人投资。此外，宏观审慎措施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补充，以遏制泡沫的发展、缓减可能带来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并防止过度的对外负债。”
林毅夫教授认为宏观稳定是《陈述》与华盛顿共识中差别很大的一条，华盛顿共识认为资本应该是完全自由化的，短期的财政应该平衡，但是《陈述》认为由于存在经济周期，应当允许短期的财政不平衡。对资本也应该进行一定的管制来避免资本的快速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
6. 关注全球技术和不平等带来的影响
“随着近来的技术进步，政策制定领域出现一项特殊的挑战。技术进步连接了全球劳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无需流动就得以在当地为全球市场和消费者工作。这固然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对于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将此看作是一个劳动力竞争的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存在利益冲突。然而，不幸的是这忽视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即劳动与资本的竞争问题。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兴起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进程，替代劳动者收入的是公司和机器所有者的更高额利润。这些后果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非将此转化为全球劳动力间的角力问题。
由此，我们提出三项必要的应对政策。首先，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必须加大提升技能和技术互补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劳动收入得以随着技术进步而提高。其次，必须创造新的政策工具来进行国内的收入转移。工资占GDP比重的下降，不应当被看作是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必须建立税收及利益分配制度来打破这种趋势，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规，例如强制执行的竞争法则和提升工人在社会和公司中话语权的劳动法。最后，这种趋势使得多国间的政策制定成为特别必须。多边机构有责任鼓励各国政策的协调，并且倡导不仅仅是考虑高收入工业化国家而且是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政策，后者在国际决策中经常被剥夺话语权。”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状况容易被误解为全球化是一些劳动力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收入的矛盾，很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认为是全球化带来的。但是发展经济学家共同的看法是：更大的矛盾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跟发达国家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是技术的拥有者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新的技术可以带来技术创新，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新技术要有资本投入，因此又带给拥有资本的人很大的回报。同时，技术也会代替劳动，因此最终的矛盾是这些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跟家发达国家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既然如此，首先，政府应该一方面要支持技术创新，同时应该提高一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让他能够分享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好处。其次，资本跟技术创新者的收入比较高，比一般劳动者的收入高很多，应该有收入分配调节的政策措施。最后还要进行不同国家的多国的协调，不仅考虑高收入国家的高收入者的需要，还应该考虑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劳动者的需要，依此来制定全球的政策。
7. 社会规范与思维模式至关重要
“在不少传统经济学看来，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对我们的经济生活无关紧要。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不仅本身具有意义，还影响着经济如何运行。一个人与人互信的社会的经济表现会比在一个人与人缺乏信任的社会好；例如，对同一组选项，当它们以不同次序或不同的默认选项呈现给人们，其最终选择的结果会因此而有差异。各国政府需要开始利用这些新的知识和措施从而更有效地推行政策。事实上，私营公司长久以来经常利用对人类心理学和社会偏好的了解，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利润。在致力于公共利益时，如果政府希望有效地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公平地征税，加深对社会规范的理解也应当纳入政策制定之中。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在遏制腐败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腐败问题在各国存在重要的特定情境差异，因为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正是一个社会历史和经验的产物。”
林毅夫教授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样一组政策，其实施的先后顺序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在政策推行的时候要考虑到由于文化传统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认识。
8. 全球政策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全球化的力量越来越制约着各国政府的发展政策选择，这些力量给各国带来限制和机会，并且，它们本身决定于其它国家的行动。
高收入国家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所充分表明的，富国的金融管制政策虽然首先影响富国自身，最终还对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对避税天堂采取的政策与管制，影响所有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政府为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筹集资金的能力。一国的贸易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预期。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政策则会影响低收入国家公民改善其自身生活，并通过汇款和知识转移来帮助其祖国发展的可能性。如上种种，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带影响。也正因为这样，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把这个世界上最困苦的人们考虑在内，提升他们的发展机遇。
跨国协议与制度对解决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协议与制度却也是最难以建立并维持的。尽管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全球都在等待着所有国家对排放问题采取措施所做的承诺的落实，以及高收入国家給低收入国家采取适应气候变暖和减排措施提供帮助的承诺的落实。近年来，我们见证了来自传统渠道的发展援助的下降，许多新建的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的出现，遑论几十年前向国际社会承诺的、而越来越难于实现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0.7%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这些援助用于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受到边缘化的群体，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的治理结构中得到更好的代表，而这也会反过来保证国际协定及公约能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状况下推动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的环境与绩效。尤其是发达国家，他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其他国家可能的影响。并且在国际治理当中，过去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来制定的，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诉求。在全球化的状况下，应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参与，这样在政策制定时能够兼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需要。
最后，林毅夫教授强调《陈述》是13个经济学家从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根据新的理论研究进展总结所形成的共识，希望这些政策制定的原则，能够在其他国家形成共同追求的基本原则，使得各国再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来制定各个国家的政策。
（张皓星整理，张彤编辑，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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