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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斯德哥尔摩陈述”：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与前景》研讨会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6-12-28 01: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6年第077期（总第1321期）
背景介绍：2016年9月16-17日，由瑞典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主办，包括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以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发布了关于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即 “斯德哥尔摩陈述”。
本次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作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亲历者介绍了“斯德哥尔摩陈述”产生的背景、核心内容、意义与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鞠建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张晓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行长文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王勇，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分别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意义、前景与影响进行了评论与探讨。
本次会议将分两期简报报道。本期从各位嘉宾发言角度来予以解读。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zhangtong@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为什么要发表“斯德哥尔摩陈述”
“斯德哥尔摩陈述”主要是对现代国际上主流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在世行两天的会议中经济学家们讨论认为，当今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有认识上的不完善。华盛顿共识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要财政取得了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政府维持社会稳定，那么收入分配、环境、产业升级等诸多问题就都能解决，然而实践中发现并非如此。另外，华盛顿共识条文中坚持的原则，有些也并不完全适用。例如，华盛顿共识中有一条强调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从长期来看政府财政预算应该保持平衡，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到最后总是需要人来买单。但华盛顿共识认为每一期政府财政预算都必须平衡，那么这条原则就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有周期性波动，如果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财政也要平衡，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经济很难复苏。所以，这项政策从长期来看是对的，但是短期来看就不完全恰当。尽管华盛顿共识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其关注的范围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把华盛顿共识中不太正确的地方进行修改，把其中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补充，从而形成新的、更好的原则，让每个国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进行参考。
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政策共识的形成与推行中，一直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鼻祖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他是世界银行成立后的发展研究部主任。同时，罗森斯坦·罗丹也是结构主义的鼻祖，因此世行早期阶段的政策基本上是按照结构主义的政策来推动的，比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大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等。而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思潮从结构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世界银行又成为了推动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机构之一。因此，世界银行和新的发展思潮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但同时，世界银行又不仅仅是一个推动一个新思潮的研究机构，还需要按照新思潮来执行政策，并对政策成效进行回顾反思。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后，世界银行也在不断进行反思，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中，世行通过研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发现东亚国家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这次反思中认识到，实践中的政府作用比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说的政府作用要重要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现了华盛顿共识中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但这些转型中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于是2004年世界银行又对苏联东欧改革前十年的发展绩效做了反思，这次反思发现华盛顿共识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一个药方不解决所有的病。根据不同的国家的不同条件，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虽然世界银行根据实践经验在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反思，但是反思的力量在世界银行内部和外部的声音都非常小。华盛顿共识有很多漏洞，推行的原则过于简单化，简单地认为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强调每期的财政平衡，而且不够重视环境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因此，世行从2013年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原则。今年9月16日和17日两天的大会中，世行对已经讨论了几年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并予以公布，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斯德哥尔摩陈述”。因此，这就是“斯德哥尔摩陈述”的由来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原因。
张晓波：口号和共识是将“陈述”原则转变为行为的关键
林老师介绍了“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背景和原则，我想谈一谈如何具体实践“斯德哥尔摩陈述”、让共识落地的问题。华盛顿共识一共有十条，但后来的实践发现这些共识不一定对，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共识制定政策会犯很多严重的错误。世行的13位经济学家都是我最尊重的，他们的反思也代表发展经济学最前沿的反思，新诞生的“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八条原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很大推进，按照这八点来做肯定比原来的十点犯的错误会少。
一国领导人站在本国人民的利益角度做决策，同时制定执行政策的时间有限，一般很难同时满足“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八条原则。在精力有限的条件下，在保证不违背八条原则的基础上，如何选择优先次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历史，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提出鲜明、响亮的口号。在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提出要打土豪，分田地，把当时发展的最重要、最需要做的事情突出从而形成共识，使得普通老百姓知道党要怎么做。长征时期提出北上抗日的号召，树起了一面大旗，形成了共识。因此我认为，政策制定中把最重要的东西抽象出来，让各国领导人接受，有利于这些原则的具体推行。
另外，我认为不同的阶段政策内容也是不一样。改革初期几十年中，改革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中国原来是封闭的计划经济，如果不利用国际市场，效率一直上不去。开始时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政府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所有方针传达下来，村干部也能给老百姓讲明白，大家都形成这么共识以后，这几十年基本就按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方针来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乡镇企业污染问题、环境问题，沿海内陆和城乡之间差别扩大等问题。这时候政府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而近几年来，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走出去，这时候又提出了中国梦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跟当今的环境政策和条件是很适合的。
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做事就很难。所以通过宣传、通过口号来把目标实施下去，把其中共识的东西转化成行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之前的研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总结共产党多年的成功，口号和共识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把“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核心抓取出来、把原则转化为行动，需要形成共识，也需要我们提出响亮鲜明的口号。
鞠建东：要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张晓波老师给出了很大的挑战，从八条共识中总结出口号。我先总结两句口号，分别是人力资本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斯德哥尔摩陈述的第一条告诉我们GDP是重要的，但不是目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学领域中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因此没有办法用一种严格的范式去刻画社会福利的增长，但总量人力资本的不断增长，可能是一个比较近似理想的刻画。整个社会的发展背后是人对社会的认识、人的知识的发展、人的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未来美好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从事关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工作。而如果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发展就一定要有包容性。所有人都能够受到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够比较好的发展，那么人力资本的总量就能得到发展。而要使得人力资本的总量不断增长，发展就需要有包容性。
第二个口号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斯德哥尔摩陈述”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市场、社会和政府同时放在一起，同时强调了社会的组织。经济学中给出一种特别美妙的描述，如果个人没有外部性的话，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理念下，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是由每个细胞所组成的，个人的简单相加就一定是社会的价值吗？如果我们忽略了个人的价值，忽略了社会的价值，我们可能陷入一种简单的相加规定和社会图景。所以我认为“斯德哥尔摩陈述”中特别重要的是指出了我们整个社会人类幸福不仅仅是市场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不能仅仅强调简单的市场交换。我们需要注意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和社会组织的效率，而不仅仅着眼于市场的自发行为。
此外，“斯德哥尔摩陈述”中还有两点令我印象认可。一是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共识里，第一次提到产业政策，明确提到需要关注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二是强调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整个社会由于技术的发展，正在处于非常深刻的变化过程当中。社会结构和之前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巨大的不同不仅仅是个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变化，技术很可能对于社会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与“斯德哥尔摩陈述”
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的角度谈谈如何看斯德哥尔摩陈述。
首先，新结构经济学或者说现在整个的发展经济学界，都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反思。为什么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半个世纪之后只有13个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现实和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反思，我们产生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潮，把它放在全球、实践和整个学界思潮的背景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次，斯德哥尔摩陈述对华盛顿共识是修正，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批判。我觉得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华盛顿共识和斯德哥尔摩陈述。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不同。旧的结构主义忽略了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内生性，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内生于禀赋结构。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把制度当作外生，而新结构经济学把制度政策当成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先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再想如何把这些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转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过程需要市场的要素价格信号指导，也需要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来降低交易费用。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阶段的内生性问题和阶段性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包括上世纪末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林老师和张老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及杨小凯老师和林老师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所有的争论背后都离不开结构，都离不开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反思，希望大家能够结合新结构经济学，反思斯德哥尔摩陈述，看看斯德哥尔摩陈述和华盛顿共识相比在哪些方面是有差异的，而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结构的内生性，以及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做到去意识形态、实事求是、践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神。
（陈鹿鸣整理，王勋、张彤编辑，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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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6年9月16-17日，由瑞典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主办，包括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以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发布了关于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即 “斯德哥尔摩陈述”。
本次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作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亲历者介绍了“斯德哥尔摩陈述”产生的背景、核心内容、意义与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鞠建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张晓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行长文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王勇，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分别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意义、前景与影响进行了评论与探讨。
本次会议将分两期简报报道。本期从各位嘉宾发言角度来予以解读。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zhangtong@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为什么要发表“斯德哥尔摩陈述”
“斯德哥尔摩陈述”主要是对现代国际上主流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在世行两天的会议中经济学家们讨论认为，当今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有认识上的不完善。华盛顿共识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要财政取得了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政府维持社会稳定，那么收入分配、环境、产业升级等诸多问题就都能解决，然而实践中发现并非如此。另外，华盛顿共识条文中坚持的原则，有些也并不完全适用。例如，华盛顿共识中有一条强调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从长期来看政府财政预算应该保持平衡，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到最后总是需要人来买单。但华盛顿共识认为每一期政府财政预算都必须平衡，那么这条原则就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有周期性波动，如果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财政也要平衡，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经济很难复苏。所以，这项政策从长期来看是对的，但是短期来看就不完全恰当。尽管华盛顿共识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其关注的范围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把华盛顿共识中不太正确的地方进行修改，把其中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补充，从而形成新的、更好的原则，让每个国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进行参考。
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政策共识的形成与推行中，一直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鼻祖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他是世界银行成立后的发展研究部主任。同时，罗森斯坦·罗丹也是结构主义的鼻祖，因此世行早期阶段的政策基本上是按照结构主义的政策来推动的，比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大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等。而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思潮从结构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世界银行又成为了推动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机构之一。因此，世界银行和新的发展思潮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但同时，世界银行又不仅仅是一个推动一个新思潮的研究机构，还需要按照新思潮来执行政策，并对政策成效进行回顾反思。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后，世界银行也在不断进行反思，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中，世行通过研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发现东亚国家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这次反思中认识到，实践中的政府作用比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说的政府作用要重要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现了华盛顿共识中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但这些转型中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于是2004年世界银行又对苏联东欧改革前十年的发展绩效做了反思，这次反思发现华盛顿共识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一个药方不解决所有的病。根据不同的国家的不同条件，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虽然世界银行根据实践经验在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反思，但是反思的力量在世界银行内部和外部的声音都非常小。华盛顿共识有很多漏洞，推行的原则过于简单化，简单地认为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强调每期的财政平衡，而且不够重视环境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因此，世行从2013年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原则。今年9月16日和17日两天的大会中，世行对已经讨论了几年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并予以公布，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斯德哥尔摩陈述”。因此，这就是“斯德哥尔摩陈述”的由来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原因。
张晓波：口号和共识是将“陈述”原则转变为行为的关键
林老师介绍了“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背景和原则，我想谈一谈如何具体实践“斯德哥尔摩陈述”、让共识落地的问题。华盛顿共识一共有十条，但后来的实践发现这些共识不一定对，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共识制定政策会犯很多严重的错误。世行的13位经济学家都是我最尊重的，他们的反思也代表发展经济学最前沿的反思，新诞生的“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八条原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很大推进，按照这八点来做肯定比原来的十点犯的错误会少。
一国领导人站在本国人民的利益角度做决策，同时制定执行政策的时间有限，一般很难同时满足“斯德哥尔摩陈述”的八条原则。在精力有限的条件下，在保证不违背八条原则的基础上，如何选择优先次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历史，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提出鲜明、响亮的口号。在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提出要打土豪，分田地，把当时发展的最重要、最需要做的事情突出从而形成共识，使得普通老百姓知道党要怎么做。长征时期提出北上抗日的号召，树起了一面大旗，形成了共识。因此我认为，政策制定中把最重要的东西抽象出来，让各国领导人接受，有利于这些原则的具体推行。
另外，我认为不同的阶段政策内容也是不一样。改革初期几十年中，改革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中国原来是封闭的计划经济，如果不利用国际市场，效率一直上不去。开始时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政府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所有方针传达下来，村干部也能给老百姓讲明白，大家都形成这么共识以后，这几十年基本就按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方针来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乡镇企业污染问题、环境问题，沿海内陆和城乡之间差别扩大等问题。这时候政府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而近几年来，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走出去，这时候又提出了中国梦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跟当今的环境政策和条件是很适合的。
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做事就很难。所以通过宣传、通过口号来把目标实施下去，把其中共识的东西转化成行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之前的研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总结共产党多年的成功，口号和共识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把“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核心抓取出来、把原则转化为行动，需要形成共识，也需要我们提出响亮鲜明的口号。
鞠建东：要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张晓波老师给出了很大的挑战，从八条共识中总结出口号。我先总结两句口号，分别是人力资本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斯德哥尔摩陈述的第一条告诉我们GDP是重要的，但不是目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学领域中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因此没有办法用一种严格的范式去刻画社会福利的增长，但总量人力资本的不断增长，可能是一个比较近似理想的刻画。整个社会的发展背后是人对社会的认识、人的知识的发展、人的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未来美好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从事关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工作。而如果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发展就一定要有包容性。所有人都能够受到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够比较好的发展，那么人力资本的总量就能得到发展。而要使得人力资本的总量不断增长，发展就需要有包容性。
第二个口号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斯德哥尔摩陈述”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市场、社会和政府同时放在一起，同时强调了社会的组织。经济学中给出一种特别美妙的描述，如果个人没有外部性的话，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理念下，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是由每个细胞所组成的，个人的简单相加就一定是社会的价值吗？如果我们忽略了个人的价值，忽略了社会的价值，我们可能陷入一种简单的相加规定和社会图景。所以我认为“斯德哥尔摩陈述”中特别重要的是指出了我们整个社会人类幸福不仅仅是市场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不能仅仅强调简单的市场交换。我们需要注意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和社会组织的效率，而不仅仅着眼于市场的自发行为。
此外，“斯德哥尔摩陈述”中还有两点令我印象认可。一是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共识里，第一次提到产业政策，明确提到需要关注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二是强调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整个社会由于技术的发展，正在处于非常深刻的变化过程当中。社会结构和之前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巨大的不同不仅仅是个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变化，技术很可能对于社会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与“斯德哥尔摩陈述”
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的角度谈谈如何看斯德哥尔摩陈述。
首先，新结构经济学或者说现在整个的发展经济学界，都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反思。为什么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半个世纪之后只有13个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现实和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反思，我们产生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潮，把它放在全球、实践和整个学界思潮的背景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次，斯德哥尔摩陈述对华盛顿共识是修正，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批判。我觉得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华盛顿共识和斯德哥尔摩陈述。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不同。旧的结构主义忽略了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内生性，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内生于禀赋结构。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把制度当作外生，而新结构经济学把制度政策当成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先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再想如何把这些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转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过程需要市场的要素价格信号指导，也需要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来降低交易费用。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阶段的内生性问题和阶段性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包括上世纪末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林老师和张老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及杨小凯老师和林老师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所有的争论背后都离不开结构，都离不开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反思，希望大家能够结合新结构经济学，反思斯德哥尔摩陈述，看看斯德哥尔摩陈述和华盛顿共识相比在哪些方面是有差异的，而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结构的内生性，以及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做到去意识形态、实事求是、践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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