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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5-09-16 04:0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34期（总第1220期）
背景介绍：2015年9月7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集团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五年的增长与改革暨《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新书发布仪式”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和刘国恩教授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黄益平：金融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金融市场规模非常大，但是市场机制没怎么发挥作用
金融改革到现在取得了很多成绩。近年来金融改革是进展最快，也是方向最明确的一个领域。在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叫中国人民银行，如今金融体系非常全面而丰富。经济学家喜欢用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的规模。中国将近200%，美国是80%。可见，中国金融资产的相对规模已经非常大，甚至M2的绝对规模也超过了美国。中国企业债的规模也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都名列全球前十。
但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仍很突出，政府对金融体系运作的干预还很普遍，而且程度很深。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在全世界排名很靠前，一共有91个国家，中国排在第四位。利率现在还是由央行调控的，汇率是由央行干预的。对于银行对信贷资金的配置以及资本市场谁可以去融资、谁不可以去融资，政府都有发言权。资本项目还有比较严格的管制。
二、两个双轨制的改革路径
中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实际是两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就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双轨制。与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策略是尽可能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同时支持国有经济继续发展。这个策略一开始还是比较成功的，当然后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双轨制就必然导致要有第二个双轨制，也就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产品市场的价格放开了，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但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很严厉，劳动力市场到现在为止还有户口制度，金融抑制名列世界前茅，土地市场、能源市场的各种干预都非常多。第二个双轨制其实就是为了支持第一个双轨制。支持国有企业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财政手段，但是财政能力有限，所以政府通过直接干预要素的定价和分配来支持国有企业。第二个双轨制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体系的扭曲。
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走下去？为什么要继续改革？过去支持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把资金的价格压低，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高涨、房地产泡沫。老百姓有了钱没地方投资，房地产成了唯一的渠道。这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在不断的积累。
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今天有可能很难再持续了。影子银行发展的一个最简单动机就是规避监管，包括规避对利率的监管。这样的趋势如果延续下去，脱媒会越来越严重。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在不断的下降。
过去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制造业增长和扩张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力。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包括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重工业，现在都不行了，需要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今天要创新，要产业升级，很难靠过去传统的银行来做这个工作。
三、金融改革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批准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有几段是关于金融改革的，具体来说11条，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放开准入。这样就能增加金融机构，增加竞争，提高效率。已经建了五家民营银行，速度太慢，但是方向是对的。
第二个方面是开放市场。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信贷决策优化，资本流动市场化。
第三个方面是改善监管，建设金融基础设施，金融领域最大的困难就是信息不对称，派生的一个问题是市场非理性。金融监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要控制风险。金融开放会带来风险，很多国家都碰到了金融危机。但是不开放也有金融风险，总体上看还是应该开放，但要积极的防范金融风险。
四、金融改革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金融改革推进力度最大，但是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我们对金融的认识有一种很大的偏见，喜欢把金融放在实体经济的对立面，经济不好就怪金融。我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都是经济当中的一部分。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风险上升，如果要求提供同样的融资贷款，这不符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逻辑。但是政府可以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问题，在推出很多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市场？在实际工作当中我看到很多矛盾的现象，我把它总结为好思路、坏政策。举个例子说，支持中小企业无论从经济学的道理，从社会学的道理，从伦理上的道理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监管部门提出三个不低于，就是任何金融机构今年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总贷款的增长速度。这个政策动机非常好，但是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这样做，这可能有问题。不同的机构擅长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在调研当中就发现很多金融机构就变通小微企业的定义。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可以改进征信系统，让金融机构更容易来判断中小企业的风险；可以把利率真正市场化，也可以政府提供担保或贴息。贷款利率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化。金融机构为什么不提高利率，有的说是怕形象不好，有的说是监管部门会打电话来。既然要跟风险比较高的企业做业务，就意味着要把贷款利率提高。
第三个问题金融改革需要前提条件。现在市场上的很多市场主体的非市场行为，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软预算约束，刚性兑付，政府隐性担保。如果是软预算约束，根本不在乎贷款利率多高，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很多地方有很多僵尸企业退不出去，占有很多资源。
最后一个就是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问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当然要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是要保持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定。如果今天的政策积累了很多明天的金融风险，这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刘国恩：医疗是21世纪经济龙头
Robert Fogel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认为，公共政策不应该以压制医疗卫生需求为目的，医疗卫生开支的主要推动力源于人们的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家庭收入和生物医学技术的提升。就像在20世纪初电力和制造业带动了经济增长一样，在21世纪医疗卫生将是增长火车头。围绕Fogel教授的命题，今天把中国医改的使命与任务放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来讨论。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医疗卫生服务消费弹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体现是增长速度的变化。关于经济减速的原因，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变化，一类是长期的发展阶段的转型。如果是前者，可以更多的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是后者，主要的应对手段应该集中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上面。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不怎么看好，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步日本当年的后尘。对此问题，要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仅仅在7000美金左右，离高收入水平还有相当远的距离。第二，从生产潜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接近美国的20%，也就是刚刚达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当年开始起飞的水平。所以中国不具有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停下来的条件，而是潜力无比巨大。
从长期来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依靠的根本之路。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技术创新以及配置效率。创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难以预测。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得主Phelps在2013年所写的《大繁荣》的结论是，创新主要来自于草根的全民参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计划。中国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此结论是吻合的。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需要政府保驾护航，包括开放市场、促进有效公平的竞争、减少各种各样的干预。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体现是增长结构的变化。今天凡是称得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里面，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70%到80%以上。中国的现代服务业还不足50%，说明中国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会从劳动力转移到技术和资金吗？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是比较优势所用的地方要从制造业转型到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内容很多，那什么行业能够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龙头呢？Fogel教授发现最主要的几项家庭消费如吃、穿、住的开支在收入当中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显著的下降，但是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速是收入增速的1.6倍。这个规律基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长达数百年的消费结构数据，不可能单单在21世纪或者在中国就不发挥作用了。医疗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在OECD国家是10%，在美国是接近20%。据预测，2050年，美国该比重将达到30%。如果人类要找到边际效用递减的一个反例的话，可能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但是随着寿命越来越接近生理的极限，投入同样的资源经济所能延长的寿命是递减的。上述边际报酬递减和边际效用不递减放在一起，就注定了人类只要收入增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收入用到医疗卫生服务上。
二、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和改革动向
医疗体制改革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筹资模式，钱从哪儿来；一个是服务模式。
先谈筹资模式。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罗教授谈到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学属性。首先，在个人层面上，医疗服务的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必须以生病为前提。其次，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上述两点导致医疗服务需求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风险是很大的。保险是人类总结出来的应对这种事件的措施。
在中国原来的体制下，资源配置没有发挥风险分担的作用，而是以公立医院为主，政府把相当部分的资源直接配到供方去，这是一种以公立医院为主的补供方的模式。由于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所以需要转到以补需方为中心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这个筹资模式的改革顺应了医疗卫生服务属性的要求，符合基本的发展趋势。
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现在还不能异地就医、异地结算。比如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还要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此外，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还远远没有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中国人多，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很难照顾到多元和多层次的需求，需要商业医疗保险来进行补充。
再谈服务模式。这个改革要比筹资模式艰难得多，分歧也非常大。在原来的体制下，由于是通过补供方来进行资源配置，结果是形成规模、技术、人员等方面上大下小的结构分布，基层的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而大众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上小下大。此外，200多万的医务人员进入事业单位的编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临政府部门的价格管制，为了编内损失编外补，产生以药养医问题。
医疗服务模式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分级诊疗，做到急诊、住院在医院，普通门诊在诊所。其次是结构改革，发挥医保“补需方”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助推基层全科医学体系的建立，开放社会办医，解放医生，促进多点自由执业。最后是技术创新，通过互联网+医疗，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调动和配置医务人员（唐杰编辑，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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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15年9月7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集团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五年的增长与改革暨《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新书发布仪式”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和刘国恩教授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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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金融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金融市场规模非常大，但是市场机制没怎么发挥作用
金融改革到现在取得了很多成绩。近年来金融改革是进展最快，也是方向最明确的一个领域。在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叫中国人民银行，如今金融体系非常全面而丰富。经济学家喜欢用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的规模。中国将近200%，美国是80%。可见，中国金融资产的相对规模已经非常大，甚至M2的绝对规模也超过了美国。中国企业债的规模也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都名列全球前十。
但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仍很突出，政府对金融体系运作的干预还很普遍，而且程度很深。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在全世界排名很靠前，一共有91个国家，中国排在第四位。利率现在还是由央行调控的，汇率是由央行干预的。对于银行对信贷资金的配置以及资本市场谁可以去融资、谁不可以去融资，政府都有发言权。资本项目还有比较严格的管制。
二、两个双轨制的改革路径
中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实际是两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就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双轨制。与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策略是尽可能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同时支持国有经济继续发展。这个策略一开始还是比较成功的，当然后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双轨制就必然导致要有第二个双轨制，也就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产品市场的价格放开了，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但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很严厉，劳动力市场到现在为止还有户口制度，金融抑制名列世界前茅，土地市场、能源市场的各种干预都非常多。第二个双轨制其实就是为了支持第一个双轨制。支持国有企业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财政手段，但是财政能力有限，所以政府通过直接干预要素的定价和分配来支持国有企业。第二个双轨制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体系的扭曲。
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走下去？为什么要继续改革？过去支持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把资金的价格压低，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高涨、房地产泡沫。老百姓有了钱没地方投资，房地产成了唯一的渠道。这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在不断的积累。
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今天有可能很难再持续了。影子银行发展的一个最简单动机就是规避监管，包括规避对利率的监管。这样的趋势如果延续下去，脱媒会越来越严重。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在不断的下降。
过去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制造业增长和扩张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力。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包括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重工业，现在都不行了，需要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今天要创新，要产业升级，很难靠过去传统的银行来做这个工作。
三、金融改革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批准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有几段是关于金融改革的，具体来说11条，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放开准入。这样就能增加金融机构，增加竞争，提高效率。已经建了五家民营银行，速度太慢，但是方向是对的。
第二个方面是开放市场。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信贷决策优化，资本流动市场化。
第三个方面是改善监管，建设金融基础设施，金融领域最大的困难就是信息不对称，派生的一个问题是市场非理性。金融监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要控制风险。金融开放会带来风险，很多国家都碰到了金融危机。但是不开放也有金融风险，总体上看还是应该开放，但要积极的防范金融风险。
四、金融改革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金融改革推进力度最大，但是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我们对金融的认识有一种很大的偏见，喜欢把金融放在实体经济的对立面，经济不好就怪金融。我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都是经济当中的一部分。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风险上升，如果要求提供同样的融资贷款，这不符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逻辑。但是政府可以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问题，在推出很多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市场？在实际工作当中我看到很多矛盾的现象，我把它总结为好思路、坏政策。举个例子说，支持中小企业无论从经济学的道理，从社会学的道理，从伦理上的道理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监管部门提出三个不低于，就是任何金融机构今年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总贷款的增长速度。这个政策动机非常好，但是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这样做，这可能有问题。不同的机构擅长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在调研当中就发现很多金融机构就变通小微企业的定义。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可以改进征信系统，让金融机构更容易来判断中小企业的风险；可以把利率真正市场化，也可以政府提供担保或贴息。贷款利率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化。金融机构为什么不提高利率，有的说是怕形象不好，有的说是监管部门会打电话来。既然要跟风险比较高的企业做业务，就意味着要把贷款利率提高。
第三个问题金融改革需要前提条件。现在市场上的很多市场主体的非市场行为，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软预算约束，刚性兑付，政府隐性担保。如果是软预算约束，根本不在乎贷款利率多高，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很多地方有很多僵尸企业退不出去，占有很多资源。
最后一个就是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问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当然要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是要保持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定。如果今天的政策积累了很多明天的金融风险，这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刘国恩：医疗是21世纪经济龙头
Robert Fogel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认为，公共政策不应该以压制医疗卫生需求为目的，医疗卫生开支的主要推动力源于人们的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家庭收入和生物医学技术的提升。就像在20世纪初电力和制造业带动了经济增长一样，在21世纪医疗卫生将是增长火车头。围绕Fogel教授的命题，今天把中国医改的使命与任务放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来讨论。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医疗卫生服务消费弹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体现是增长速度的变化。关于经济减速的原因，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变化，一类是长期的发展阶段的转型。如果是前者，可以更多的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是后者，主要的应对手段应该集中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上面。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不怎么看好，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步日本当年的后尘。对此问题，要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仅仅在7000美金左右，离高收入水平还有相当远的距离。第二，从生产潜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接近美国的20%，也就是刚刚达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当年开始起飞的水平。所以中国不具有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停下来的条件，而是潜力无比巨大。
从长期来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依靠的根本之路。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技术创新以及配置效率。创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难以预测。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得主Phelps在2013年所写的《大繁荣》的结论是，创新主要来自于草根的全民参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计划。中国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此结论是吻合的。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需要政府保驾护航，包括开放市场、促进有效公平的竞争、减少各种各样的干预。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体现是增长结构的变化。今天凡是称得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里面，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70%到80%以上。中国的现代服务业还不足50%，说明中国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会从劳动力转移到技术和资金吗？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是比较优势所用的地方要从制造业转型到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内容很多，那什么行业能够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龙头呢？Fogel教授发现最主要的几项家庭消费如吃、穿、住的开支在收入当中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显著的下降，但是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速是收入增速的1.6倍。这个规律基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长达数百年的消费结构数据，不可能单单在21世纪或者在中国就不发挥作用了。医疗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在OECD国家是10%，在美国是接近20%。据预测，2050年，美国该比重将达到30%。如果人类要找到边际效用递减的一个反例的话，可能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但是随着寿命越来越接近生理的极限，投入同样的资源经济所能延长的寿命是递减的。上述边际报酬递减和边际效用不递减放在一起，就注定了人类只要收入增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收入用到医疗卫生服务上。
二、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和改革动向
医疗体制改革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筹资模式，钱从哪儿来；一个是服务模式。
先谈筹资模式。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罗教授谈到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学属性。首先，在个人层面上，医疗服务的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必须以生病为前提。其次，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上述两点导致医疗服务需求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风险是很大的。保险是人类总结出来的应对这种事件的措施。
在中国原来的体制下，资源配置没有发挥风险分担的作用，而是以公立医院为主，政府把相当部分的资源直接配到供方去，这是一种以公立医院为主的补供方的模式。由于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所以需要转到以补需方为中心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这个筹资模式的改革顺应了医疗卫生服务属性的要求，符合基本的发展趋势。
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现在还不能异地就医、异地结算。比如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还要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此外，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还远远没有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中国人多，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很难照顾到多元和多层次的需求，需要商业医疗保险来进行补充。
再谈服务模式。这个改革要比筹资模式艰难得多，分歧也非常大。在原来的体制下，由于是通过补供方来进行资源配置，结果是形成规模、技术、人员等方面上大下小的结构分布，基层的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而大众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上小下大。此外，200多万的医务人员进入事业单位的编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临政府部门的价格管制，为了编内损失编外补，产生以药养医问题。
医疗服务模式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分级诊疗，做到急诊、住院在医院，普通门诊在诊所。其次是结构改革，发挥医保“补需方”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助推基层全科医学体系的建立，开放社会办医，解放医生，促进多点自由执业。最后是技术创新，通过互联网+医疗，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调动和配置医务人员（唐杰编辑，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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