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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5-09-16 03: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33期（总第1219期）
背景介绍：2015年9月7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集团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五年的增长与改革暨《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新书发布仪式”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北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北大国发院的智库使命
北大国发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21年前成立时就定下了三个目标：第一、推动国内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第二、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第三、为改革开放提供决策咨询，也就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当时没有智库这个提法，很高兴现在智库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而且北大国发院在国内众多智库中也名列前茅。按照上海社科院的智库评比，北大国发院排名全国第二，高校第一。
智库在我国当前确实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用习主席的话来讲，我国现在是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但是另一方面，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变为中高速，很多改革还有待深化，各种矛盾容易显现。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能抓住机遇，用好资源，克服当前的困难，确实是需要有一批对中国的问题有长期关注，对中国的国情有比较好的把握，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比较清晰认识的知识分子来做研究。研究成果一方面提供给国家作为决策的参考，二方面在社会上传播，以凝聚改革的共识。
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第一大经济。因此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世界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仅要从我国的情况着眼，也要考虑国际的因素和影响。这就需要有一批既了解国情又了解世界的研究人员。北大国发院的学者确实是把做好智库工作当作自己的使命，也当作人生的追求。
今天发布的《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这本书收集了北大国发院的教授，以及国内很多其他单位的研究者在“朗润·格证”论坛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书里边包含了九个方面当前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这是第一集，将来会有第二集、第三集。
我非常感谢黄益平教授和他组织的“朗润·格证”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大家对各种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有时候观点不一致，但是可以在这个平等、开放的平台上进行讨论和交流。同时也非常感谢唐杰每一次都花了很多时间把讨论内容整理成文字。最后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支持使我们的讨论的内容能以书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希望这个系列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把握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赵昌文：国企改革五大问题的新共识
一、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
以前这是分歧最大的地方，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明确的意见。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仍然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国企改革的目标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方向的前提下来推进。
具体地讲，一个是过去大家争论很多的国企“做大”还是“做强”的问题将不再是问题。应该说，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现在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首先应该是做强、做优，然后是做大。另一个是，我们不能仅仅看一个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要着眼于整个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抗风险能力。这四个“力”实际上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
二、国企分类改革问题
分类问题过去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国企改革的问题。我们有超过15万家国有企业，类型多样，既有公益性很强的，也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甚至在一个公司比如中石油内部，既有具备自然垄断属性的管网业务，也有一定行政垄断的上游勘探开发业务，还有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炼油和下游零售业务。它应该分到哪一类，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OECD国家的国企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叫商业性国有企业，也就是有商业目标的国有企业；另一类就是公益性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政策性任务。2012年，我们有一个调研，29个提供了统计数据的OECD国家加起来约有3万亿欧元的国有资产，提供900万人的就业，国有企业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这些国有资产基本上分布在四大领域：第一类是基础产业领域，像铁路、交通、电信、能源；第二类是公共服务领域；第三类是金融；第四类是教育。
对中国国有企业下一步的分类改革，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第一类就是借鉴OECD的经验，叫商业性国企，这一类企业的改革主要是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包括母公司整体上市。第二类就是公益性的国企，要改革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尽可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此外，对于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产业领域的国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加强监管"原则进一步深化改革。
在分类改革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把产权制度改革与产业重组结合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国有资产大量分布在重化工行业，而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投资收益率非常低。如果没有大的产业重组，仅仅是所有制改革，未来三五年后，不管治理结构有多么好，恐怕仍然很难改变行业整体收益下降的问题。
三、国有资本管理体制问题
这是前一段时间争议最大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对这几句话，各有各的理解。
最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形成了共识，就是还要基于2003年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来推进新的改革，不能另起炉灶，否则，代价会非常大。2003年成立国资委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以前的“九龙治水”和出资人缺位问题，当时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管企业的权利，但又都经常不管，出现的问题是比较乱、比较散。成立国资委后，按照“管人、管事、管资产”以后，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新的问题又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甚至过滥。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么多的国有企业，有这么大量的国有资产，有这么重要的国有经济。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比较稳妥的改革方案还是在现有国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就“两类公司”来说，越来越多的一个共识就是他们一定不能是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中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否则就是“第二国资委”，对于改变目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存在的矛盾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新的国资管理体制框架下，这两类公司更多的是市场化的出资人和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机构，而国资委是代表国家的出资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国家直接授权这两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还有一类就是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然后授权这两类公司做出资人。
此外，两类公司有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他们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经营主体，否则就和现在国有企业的母公司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主要是做股权或资本管理，通过股权的进退、资本的流动，来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下一步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主要要通过这两类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不是体现为让某个具体国有企业死掉，而是体现为企业股东的变化和股权结构的调整。
四、国企的公司治理和激励问题
过去大家没有太关注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更多的分歧集中在顶层。现在到实施阶段了，这方面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多，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其中一个就是董事会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董事会制度。，如何发挥董事会在重大决策中的核心作用，如何正确处理好董事会与党组织的关系，都会成为关注点。还有一个就是员工持股和高管持股问题。
在这些方面，应该说也是越来越多地有共识。比如说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由同一个人担任，董事会成员与党组织成员交叉任职；比如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比如说可以在一些企业里面探索实行员工持股，特别是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由科研院所转制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条件最先实行员工持股和高管持股问题。
五、关于地方国企的改革问题
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从数量上来看，地方国企是国企的多数，加起来占70%；从营业收入来看，央企大概占60%，地方国企占40%；从利润看，央企约75%，地方国企约25%。三中全会以后，各个地方都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是等待观望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已经出台的方案创新也很不够。我认为，地方国企应该在改革的一些具体事项上有更大的探索。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问题是，地方国企近些年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效益下降得比较明显。在每年两万多亿的国有企业利润里面，地方国企的比例本来就少，这两年又下降得更明显。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就是地方投融资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投融资平台，目前除少数原有工业基础比较好的省份外，大部分地区的地方国企以投融资平台为主。因此，地方国企的改革任务和中央国企的改革任务就不完全相同了。除了央企改革的哪些任务之外，地方国企改革要和地方债务的化解、投融资平台的清理、财税体制等很多方面结合起来。
卢锋：本轮调整为何更困难？
一、本轮调整特点成因分析
影响经济变量的因素无非三类：趋势因素、周期因素、偶然因素。我国经济高增长也在周期波动中实现，改革时期经历四次下行调整和三次完整周期。
从4次调整峰值到低谷时长比较看，第一次3年（1978-81）；第二次5年（1984-89）；第三次7年（1992到99）；本轮2007-15至少8年，时长破记录。
本轮调整不仅时间长，内容也更复杂。例如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互动性更为增强，中国经济平衡强劲增长对外部世界贡献更彰显，内部波动也可能有更明显的外部影响。
为什么本轮调整为何更困难？
第一、从扩张失衡环境背景看，超预期追赶提速与高出口诱致对全球市场乐观预期，通过高投资派生较大规模产能过剩需较长时期化解。
第二、从扩张失衡形成机制看，与早期周期比较，新一轮扩张失衡发生展开机制有多方面特点并影响近年调整路径。首先，外部失衡对货币信用扩张产生重要影响。广义货币扩张是实际GDP增长的2.3倍，央行总资产增幅比广义货币高出一成，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扩张最重要根源。其次，通货膨胀更容易传导为资产泡沫化压力。货币冲击条件下不同商品对象涨价幅度与其供给弹性存在反向关系。资产货币化范围扩张与程度加深背景下，货币冲击更容易诱致资产泡沫化问题。较低供给弹性农产品和商品房价格年均涨幅7%-9%和10%以上。随着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推进，房地产成为资产泡沫化重灾区。2007年股市6000点泡沫化行情，近来股价异常飙升，显示资本市场也容易成为资产泡沫化侵袭对象。再次，金融抑制环境下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化刺激投机套利动机，各类信用呈现激活直至“癫狂”趋势，由此出现“越是有钱越缺钱”之类看似怪异其实合规律的现象。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滞后背景下，政府数量和行政调控导致典型“金融抑制”政策环境，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野蛮生长，地方债务快速扩张。后续调整需要局部修复市场和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面临更多困难与复杂因素。最后，权力寻租收入飙升客观上助推扩张失衡。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变，并且宏观调控宽泛化加重导致干预空间增加背景下，权力寻租收入激增对供应链与消费结构影响加深，导致调整的特别复杂和困难。权力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在消费与投资领域对应了特定资源配置结构。改变积重难返的权钱交易政治生态环境，意味着对有关资源配置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反腐倡廉势在必行，然而派生高档消费短期收缩，一些官员出现懒政怠政倾向，也会对调整进程产生影响。
第三、从调整进程短期中断看，大规模刺激中断早先调整，客观加剧某些失衡因素。四万亿并非刺激处方的猛药。4万亿是9个季度政府投资支出，但大部分是政府本该花的钱，不是额外增加赤字意义上的刺激政策。猛药是过度宽松货币金融政策导致货币放水！超强刺激带来经济增速V-型回升成效，同时客观上加剧了本需调整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杠杆、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增加了后续调整困难。
第四、从叠加结构调整特点看，要素价格上升与重工业接近峰值倒逼转型升级，叠加结构调整使本轮周期调整更加困难。首先，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本币实际汇率趋势性升值，大量加工贸易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必须转型升级。其次，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煤炭、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达到或接近历史峰值临界点。即便进入下个景气回升阶段，重工业品外延扩张也难以达到早先景气阶段水平。
第五、本轮调整的积极因素包括民生和就业形势比较稳定；外部贸易条件显著改善；中西部省区进行“弯道追赶”。
二、目前形势与前景探讨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强劲扩张并积累不平衡因素，需经历一次深度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
经过2011-2012年被动局部调整，到2013-2014年主动调整阶段，目前处于宏观周期调整最后阶段与结构调整关键阶段，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
然而要实现经济强景气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有待于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待于充分释放市场创新能量激活培育新经济增长因素，有待于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唐杰编辑，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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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5-09-16 03: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5年第033期（总第1219期）
背景介绍：2015年9月7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集团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五年的增长与改革暨《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新书发布仪式”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北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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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北大国发院的智库使命
北大国发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21年前成立时就定下了三个目标：第一、推动国内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第二、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第三、为改革开放提供决策咨询，也就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当时没有智库这个提法，很高兴现在智库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而且北大国发院在国内众多智库中也名列前茅。按照上海社科院的智库评比，北大国发院排名全国第二，高校第一。
智库在我国当前确实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用习主席的话来讲，我国现在是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但是另一方面，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变为中高速，很多改革还有待深化，各种矛盾容易显现。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能抓住机遇，用好资源，克服当前的困难，确实是需要有一批对中国的问题有长期关注，对中国的国情有比较好的把握，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比较清晰认识的知识分子来做研究。研究成果一方面提供给国家作为决策的参考，二方面在社会上传播，以凝聚改革的共识。
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第一大经济。因此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世界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仅要从我国的情况着眼，也要考虑国际的因素和影响。这就需要有一批既了解国情又了解世界的研究人员。北大国发院的学者确实是把做好智库工作当作自己的使命，也当作人生的追求。
今天发布的《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这本书收集了北大国发院的教授，以及国内很多其他单位的研究者在“朗润·格证”论坛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书里边包含了九个方面当前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这是第一集，将来会有第二集、第三集。
我非常感谢黄益平教授和他组织的“朗润·格证”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大家对各种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有时候观点不一致，但是可以在这个平等、开放的平台上进行讨论和交流。同时也非常感谢唐杰每一次都花了很多时间把讨论内容整理成文字。最后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支持使我们的讨论的内容能以书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希望这个系列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把握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赵昌文：国企改革五大问题的新共识
一、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
以前这是分歧最大的地方，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明确的意见。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仍然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国企改革的目标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方向的前提下来推进。
具体地讲，一个是过去大家争论很多的国企“做大”还是“做强”的问题将不再是问题。应该说，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现在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首先应该是做强、做优，然后是做大。另一个是，我们不能仅仅看一个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要着眼于整个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抗风险能力。这四个“力”实际上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
二、国企分类改革问题
分类问题过去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国企改革的问题。我们有超过15万家国有企业，类型多样，既有公益性很强的，也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甚至在一个公司比如中石油内部，既有具备自然垄断属性的管网业务，也有一定行政垄断的上游勘探开发业务，还有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炼油和下游零售业务。它应该分到哪一类，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OECD国家的国企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叫商业性国有企业，也就是有商业目标的国有企业；另一类就是公益性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政策性任务。2012年，我们有一个调研，29个提供了统计数据的OECD国家加起来约有3万亿欧元的国有资产，提供900万人的就业，国有企业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这些国有资产基本上分布在四大领域：第一类是基础产业领域，像铁路、交通、电信、能源；第二类是公共服务领域；第三类是金融；第四类是教育。
对中国国有企业下一步的分类改革，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第一类就是借鉴OECD的经验，叫商业性国企，这一类企业的改革主要是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包括母公司整体上市。第二类就是公益性的国企，要改革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尽可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此外，对于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产业领域的国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加强监管"原则进一步深化改革。
在分类改革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把产权制度改革与产业重组结合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国有资产大量分布在重化工行业，而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投资收益率非常低。如果没有大的产业重组，仅仅是所有制改革，未来三五年后，不管治理结构有多么好，恐怕仍然很难改变行业整体收益下降的问题。
三、国有资本管理体制问题
这是前一段时间争议最大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对这几句话，各有各的理解。
最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形成了共识，就是还要基于2003年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来推进新的改革，不能另起炉灶，否则，代价会非常大。2003年成立国资委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以前的“九龙治水”和出资人缺位问题，当时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管企业的权利，但又都经常不管，出现的问题是比较乱、比较散。成立国资委后，按照“管人、管事、管资产”以后，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新的问题又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甚至过滥。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么多的国有企业，有这么大量的国有资产，有这么重要的国有经济。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比较稳妥的改革方案还是在现有国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就“两类公司”来说，越来越多的一个共识就是他们一定不能是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中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否则就是“第二国资委”，对于改变目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存在的矛盾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新的国资管理体制框架下，这两类公司更多的是市场化的出资人和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机构，而国资委是代表国家的出资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国家直接授权这两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还有一类就是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然后授权这两类公司做出资人。
此外，两类公司有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他们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经营主体，否则就和现在国有企业的母公司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主要是做股权或资本管理，通过股权的进退、资本的流动，来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下一步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主要要通过这两类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不是体现为让某个具体国有企业死掉，而是体现为企业股东的变化和股权结构的调整。
四、国企的公司治理和激励问题
过去大家没有太关注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更多的分歧集中在顶层。现在到实施阶段了，这方面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多，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其中一个就是董事会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董事会制度。，如何发挥董事会在重大决策中的核心作用，如何正确处理好董事会与党组织的关系，都会成为关注点。还有一个就是员工持股和高管持股问题。
在这些方面，应该说也是越来越多地有共识。比如说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由同一个人担任，董事会成员与党组织成员交叉任职；比如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比如说可以在一些企业里面探索实行员工持股，特别是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由科研院所转制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条件最先实行员工持股和高管持股问题。
五、关于地方国企的改革问题
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从数量上来看，地方国企是国企的多数，加起来占70%；从营业收入来看，央企大概占60%，地方国企占40%；从利润看，央企约75%，地方国企约25%。三中全会以后，各个地方都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是等待观望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已经出台的方案创新也很不够。我认为，地方国企应该在改革的一些具体事项上有更大的探索。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问题是，地方国企近些年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效益下降得比较明显。在每年两万多亿的国有企业利润里面，地方国企的比例本来就少，这两年又下降得更明显。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就是地方投融资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投融资平台，目前除少数原有工业基础比较好的省份外，大部分地区的地方国企以投融资平台为主。因此，地方国企的改革任务和中央国企的改革任务就不完全相同了。除了央企改革的哪些任务之外，地方国企改革要和地方债务的化解、投融资平台的清理、财税体制等很多方面结合起来。
卢锋：本轮调整为何更困难？
一、本轮调整特点成因分析
影响经济变量的因素无非三类：趋势因素、周期因素、偶然因素。我国经济高增长也在周期波动中实现，改革时期经历四次下行调整和三次完整周期。
从4次调整峰值到低谷时长比较看，第一次3年（1978-81）；第二次5年（1984-89）；第三次7年（1992到99）；本轮2007-15至少8年，时长破记录。
本轮调整不仅时间长，内容也更复杂。例如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互动性更为增强，中国经济平衡强劲增长对外部世界贡献更彰显，内部波动也可能有更明显的外部影响。
为什么本轮调整为何更困难？
第一、从扩张失衡环境背景看，超预期追赶提速与高出口诱致对全球市场乐观预期，通过高投资派生较大规模产能过剩需较长时期化解。
第二、从扩张失衡形成机制看，与早期周期比较，新一轮扩张失衡发生展开机制有多方面特点并影响近年调整路径。首先，外部失衡对货币信用扩张产生重要影响。广义货币扩张是实际GDP增长的2.3倍，央行总资产增幅比广义货币高出一成，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扩张最重要根源。其次，通货膨胀更容易传导为资产泡沫化压力。货币冲击条件下不同商品对象涨价幅度与其供给弹性存在反向关系。资产货币化范围扩张与程度加深背景下，货币冲击更容易诱致资产泡沫化问题。较低供给弹性农产品和商品房价格年均涨幅7%-9%和10%以上。随着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推进，房地产成为资产泡沫化重灾区。2007年股市6000点泡沫化行情，近来股价异常飙升，显示资本市场也容易成为资产泡沫化侵袭对象。再次，金融抑制环境下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化刺激投机套利动机，各类信用呈现激活直至“癫狂”趋势，由此出现“越是有钱越缺钱”之类看似怪异其实合规律的现象。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滞后背景下，政府数量和行政调控导致典型“金融抑制”政策环境，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野蛮生长，地方债务快速扩张。后续调整需要局部修复市场和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面临更多困难与复杂因素。最后，权力寻租收入飙升客观上助推扩张失衡。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变，并且宏观调控宽泛化加重导致干预空间增加背景下，权力寻租收入激增对供应链与消费结构影响加深，导致调整的特别复杂和困难。权力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在消费与投资领域对应了特定资源配置结构。改变积重难返的权钱交易政治生态环境，意味着对有关资源配置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反腐倡廉势在必行，然而派生高档消费短期收缩，一些官员出现懒政怠政倾向，也会对调整进程产生影响。
第三、从调整进程短期中断看，大规模刺激中断早先调整，客观加剧某些失衡因素。四万亿并非刺激处方的猛药。4万亿是9个季度政府投资支出，但大部分是政府本该花的钱，不是额外增加赤字意义上的刺激政策。猛药是过度宽松货币金融政策导致货币放水！超强刺激带来经济增速V-型回升成效，同时客观上加剧了本需调整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杠杆、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增加了后续调整困难。
第四、从叠加结构调整特点看，要素价格上升与重工业接近峰值倒逼转型升级，叠加结构调整使本轮周期调整更加困难。首先，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本币实际汇率趋势性升值，大量加工贸易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必须转型升级。其次，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煤炭、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达到或接近历史峰值临界点。即便进入下个景气回升阶段，重工业品外延扩张也难以达到早先景气阶段水平。
第五、本轮调整的积极因素包括民生和就业形势比较稳定；外部贸易条件显著改善；中西部省区进行“弯道追赶”。
二、目前形势与前景探讨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强劲扩张并积累不平衡因素，需经历一次深度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
经过2011-2012年被动局部调整，到2013-2014年主动调整阶段，目前处于宏观周期调整最后阶段与结构调整关键阶段，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
然而要实现经济强景气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有待于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待于充分释放市场创新能量激活培育新经济增长因素，有待于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唐杰编辑，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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