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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从贫穷走向繁荣——中国经济增长40年”专题研讨会
发布日期：2017-12-01 12: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31期
背景介绍: 2018年12月6日下午两点半，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同北大国发院和新结构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从贫穷走向繁荣——中国经济增长40年”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博士向与会嘉宾及听众报告了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于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治理粘合性这两个维度提出的A-C理论，可用以解释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时，报告回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并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方法为这一理论找到了现实中的证据。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slzhe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主讲人：
陈昌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主持人：
范保群-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评论人：
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联合创始人
林双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
陈昌盛博士指出，一个经济体如何从贫穷走向繁荣，是经济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总结现有的有关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文献，代表性观点有三：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的飞起和发展有很多路径，但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形成，并且这种制度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代表文献有Lipset(1960)、Fukuyama(1992)、Barro(2000)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能够更好的与市场经济匹配，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保证一个经济体实现高收入的必备制度条件。代表文献包含North and Robert Thomas(1976)、Acemoglu(2001,2002,2005,2006,2012)、Rocdrik and Wacziang(2005)等；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还存在比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更本质的制度因素，比如社会准入、政治稳定性等，这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长期表现。代表文献为North(1981,1989)、Huntington(1991)等，Fukuyama后期研究也转而强调国家建设与国家能力。
陈昌盛博士及其团队基于以上文献及对中国发展的总结和思考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高速增长引发了世界瞩目，10亿人口正在从贫困走向繁荣；与此同时，以西方经典模式发展的经济体中，同样有10亿人口造就了如今的发达经济体。这20亿人口看似不同的发展路径背后，隐含着经济发展的共性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政治治理、经济制度以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
政治治理指的是对于国家运行中政治权利的配置结构和运行机制，核心在于最基本的机构设置、权利配置、政治过程以及寻求共同行动的制度安排，包括政策动议、设计、制定、实施、核查等全过程。经济制度主要指的是对决定经济主体行动和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核心是人们自愿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能性和便利性。
一方面，如果一种政治治理可以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达成社会共识、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推动高效的政策执行，就称之为“黏合型治理”；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不具备上述特点，甚至与其相反，就将其称之为“冲突型治理”。另外，如果在一系列制度下，经济主体可以自愿并便利的参与各种经济机会，就将其称之为“进入开放型经济”；反之称之为“进入受限型经济”。本报告认为，黏合的政治治理和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一个国家占优的政治利益集团是多峰还是单峰，则相对并不那么重要。多峰下的和解治理与单峰下的无偏治理都可以实现政治黏合、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也是A-C模型的核心观点。
接着，陈博士回顾了中国百年政治治理从多峰走向单峰、进而从单峰有偏向单峰无偏的演进过程：包括从1911-1961期间历经专制帝制的瓦解与多峰冲突格局的形成，到1916-1945年间多峰冲突社会向多峰和解社会的艰难跋涉，再到1945-1978年间单峰社会的形成与无偏与有偏的发展过程，直到1978年至今单峰无偏化进程的重启与发展。经济制度经历了从进入受限型经济向进入开放型经济转变的过程，其间逐步对农民开放、对企业家开放、对国内外市场开放，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形成进入开放型经济。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两者的重要性，报告搭建了最优策略求解模型和三部门代际交叠模型。尝试求解单峰治理下的最优选择过程。结论显示，国家治理结构是多峰模式还是单峰模式并不是一个经济体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关键是要看其国家治理能否达成社会和解，形成共同行动。经济制度的可进入性与政治制度的黏合性是一个经济体实现由穷变富的必要条件。由冲突型政治治理转向黏合型政治治理，由进入受限型经济转向进入开放型经济，形成单峰无偏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的近40年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从贫穷逐步走向繁荣。基于全球209个经济体1996-2015年20年数据的计量检验也证实了上述模型及观点的稳健型和可靠性。
以上结果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是，如果中国希望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的经济体，需要继续保持无偏政治治理，并且采取更多的措施提高经济可进入性，需要努力避免单峰无偏治理模式的退化。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就逐渐摆脱了贫困，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因而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提高经济的可进入性，只要能够提高经济的可进入性、实行黏合型的治理模式，使得大部分人能够参与到创造繁荣的经济活动中，中国的故事也能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
陈昌盛博士最后总结道：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找到我们曾经做对了什么，知道如何继续走下去。中国要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的国家，只有继续保持政治治理的无偏，同时进一步改革开放，让社会更黏合、更稳定，让中国政府越来越代表广大人民。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例外，其背后的共性可以帮助促进更多经济体的发展。
此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教授认为此报告十分具有启发性和创造性。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名言：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他认为，中国同时经历着四大结构过程，分别是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开放的过程和由弱到强的崛起过程，这种变迁世所罕见。并从一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学者角度，提出A-C理论本身是否与一个经济体发展阶段相关，以及该如何理解制度的内生性及其结构变迁的速度等可改进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唤起了人们对增长原因的探求。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些人否认中国模式，也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但本研究从制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总结中国40年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单峰无偏政治治理下黏合性政治和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更为通用化的增长理论，建立了严格的增长模型并得到了数据的支持，理论框架十分完整。但依旧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可以考虑扩展理论模型、增加实证的敏感性分析等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联合创始人张帆教授赞同此份报告分析框架和理论部分。并为其数学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议。此外，张帆教授认为制度重构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原因，制度重构的主要内容就是政府体制中引入市场。这是一个重建激励机制、与下层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建设不是一劳永逸，未来的制度建设需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制约权力，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保护企业权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谈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用不同的模型解释经济，而解释世界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解释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开始进行的尝试。中国14亿人历经40年的努力走上了经济繁荣的道路，但却有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注定要失败。所幸的是，陈昌盛博士的这一研究从政治治理和经济制度两个角度出发，得到了十分有解释力的模型框架。当然也还有很多的可拓展之处。比如某一个确切术语的含义、百年演进过程中政治粘合度的变化、黏合性政治治理到底该如何实现等等。
最后，主持人范保群助理院长对此次报告进行了总结：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一报告的发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提出了新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解释了中国过去40年乃至100年的发展历程，还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结论。这不仅解释了中国奇迹，还对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都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研究的结果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来的成功经验一脉相承。从贫穷走向繁荣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美好愿望，希望此次报告所提出的黏合性治理与开放型经济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帮助更多的经济体走向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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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7-12-01 12:0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31期
背景介绍: 2018年12月6日下午两点半，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同北大国发院和新结构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从贫穷走向繁荣——中国经济增长40年”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博士向与会嘉宾及听众报告了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于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治理粘合性这两个维度提出的A-C理论，可用以解释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时，报告回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并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方法为这一理论找到了现实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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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陈昌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主持人：
范保群-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评论人：
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联合创始人
林双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
陈昌盛博士指出，一个经济体如何从贫穷走向繁荣，是经济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总结现有的有关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文献，代表性观点有三：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的飞起和发展有很多路径，但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形成，并且这种制度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代表文献有Lipset(1960)、Fukuyama(1992)、Barro(2000)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能够更好的与市场经济匹配，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保证一个经济体实现高收入的必备制度条件。代表文献包含North and Robert Thomas(1976)、Acemoglu(2001,2002,2005,2006,2012)、Rocdrik and Wacziang(2005)等；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还存在比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更本质的制度因素，比如社会准入、政治稳定性等，这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长期表现。代表文献为North(1981,1989)、Huntington(1991)等，Fukuyama后期研究也转而强调国家建设与国家能力。
陈昌盛博士及其团队基于以上文献及对中国发展的总结和思考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高速增长引发了世界瞩目，10亿人口正在从贫困走向繁荣；与此同时，以西方经典模式发展的经济体中，同样有10亿人口造就了如今的发达经济体。这20亿人口看似不同的发展路径背后，隐含着经济发展的共性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政治治理、经济制度以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
政治治理指的是对于国家运行中政治权利的配置结构和运行机制，核心在于最基本的机构设置、权利配置、政治过程以及寻求共同行动的制度安排，包括政策动议、设计、制定、实施、核查等全过程。经济制度主要指的是对决定经济主体行动和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核心是人们自愿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能性和便利性。
一方面，如果一种政治治理可以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达成社会共识、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推动高效的政策执行，就称之为“黏合型治理”；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不具备上述特点，甚至与其相反，就将其称之为“冲突型治理”。另外，如果在一系列制度下，经济主体可以自愿并便利的参与各种经济机会，就将其称之为“进入开放型经济”；反之称之为“进入受限型经济”。本报告认为，黏合的政治治理和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一个国家占优的政治利益集团是多峰还是单峰，则相对并不那么重要。多峰下的和解治理与单峰下的无偏治理都可以实现政治黏合、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也是A-C模型的核心观点。
接着，陈博士回顾了中国百年政治治理从多峰走向单峰、进而从单峰有偏向单峰无偏的演进过程：包括从1911-1961期间历经专制帝制的瓦解与多峰冲突格局的形成，到1916-1945年间多峰冲突社会向多峰和解社会的艰难跋涉，再到1945-1978年间单峰社会的形成与无偏与有偏的发展过程，直到1978年至今单峰无偏化进程的重启与发展。经济制度经历了从进入受限型经济向进入开放型经济转变的过程，其间逐步对农民开放、对企业家开放、对国内外市场开放，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形成进入开放型经济。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两者的重要性，报告搭建了最优策略求解模型和三部门代际交叠模型。尝试求解单峰治理下的最优选择过程。结论显示，国家治理结构是多峰模式还是单峰模式并不是一个经济体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关键是要看其国家治理能否达成社会和解，形成共同行动。经济制度的可进入性与政治制度的黏合性是一个经济体实现由穷变富的必要条件。由冲突型政治治理转向黏合型政治治理，由进入受限型经济转向进入开放型经济，形成单峰无偏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的近40年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从贫穷逐步走向繁荣。基于全球209个经济体1996-2015年20年数据的计量检验也证实了上述模型及观点的稳健型和可靠性。
以上结果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是，如果中国希望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的经济体，需要继续保持无偏政治治理，并且采取更多的措施提高经济可进入性，需要努力避免单峰无偏治理模式的退化。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就逐渐摆脱了贫困，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因而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提高经济的可进入性，只要能够提高经济的可进入性、实行黏合型的治理模式，使得大部分人能够参与到创造繁荣的经济活动中，中国的故事也能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
陈昌盛博士最后总结道：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找到我们曾经做对了什么，知道如何继续走下去。中国要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的国家，只有继续保持政治治理的无偏，同时进一步改革开放，让社会更黏合、更稳定，让中国政府越来越代表广大人民。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例外，其背后的共性可以帮助促进更多经济体的发展。
此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教授认为此报告十分具有启发性和创造性。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名言：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他认为，中国同时经历着四大结构过程，分别是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开放的过程和由弱到强的崛起过程，这种变迁世所罕见。并从一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学者角度，提出A-C理论本身是否与一个经济体发展阶段相关，以及该如何理解制度的内生性及其结构变迁的速度等可改进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唤起了人们对增长原因的探求。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些人否认中国模式，也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但本研究从制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总结中国40年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单峰无偏政治治理下黏合性政治和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更为通用化的增长理论，建立了严格的增长模型并得到了数据的支持，理论框架十分完整。但依旧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可以考虑扩展理论模型、增加实证的敏感性分析等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联合创始人张帆教授赞同此份报告分析框架和理论部分。并为其数学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议。此外，张帆教授认为制度重构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原因，制度重构的主要内容就是政府体制中引入市场。这是一个重建激励机制、与下层社会互动的过程。制度建设不是一劳永逸，未来的制度建设需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制约权力，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保护企业权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谈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用不同的模型解释经济，而解释世界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解释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开始进行的尝试。中国14亿人历经40年的努力走上了经济繁荣的道路，但却有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注定要失败。所幸的是，陈昌盛博士的这一研究从政治治理和经济制度两个角度出发，得到了十分有解释力的模型框架。当然也还有很多的可拓展之处。比如某一个确切术语的含义、百年演进过程中政治粘合度的变化、黏合性政治治理到底该如何实现等等。
最后，主持人范保群助理院长对此次报告进行了总结：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一报告的发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提出了新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解释了中国过去40年乃至100年的发展历程，还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结论。这不仅解释了中国奇迹，还对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都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研究的结果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来的成功经验一脉相承。从贫穷走向繁荣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美好愿望，希望此次报告所提出的黏合性治理与开放型经济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帮助更多的经济体走向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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