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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中国特色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及2022年就业形势
发布日期：2021-12-30 03:13 来源：
题记：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在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59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卢锋做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当前形势下讨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我国决策层一直高度关注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首”。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提到，“六保”中最重要的“三保”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政策意义。
二是我们在多年前一项专题研究中，针对教科书“奥肯定理”[1]不能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现象，提出广义奥肯定律分析视角来研究我国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就业与宏观波动之间联系。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经历改革时代罕见的短期波动，有必要结合最新情况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基于广义奥肯定律的分析思路，从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转移、新增城镇非农就业等方面综合观察讨论疫情期特殊宏观背景下劳动力市场走势特点，并依据经验观察结果提出目前我国就业恢复尚不充分的初步看法。然而分析就业恢复不充分对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制约性影响，并就2022年就业形势以及宏观和就业政策应对提出几点探讨性看法。失业率能反应经济波动，但有局限性
我国失业率指标较特殊，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个失业率指标。近年失业率数据表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失业率波动显著，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做出了与理论预测关系相一致的反应，说明失业率与宏观波动更加具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联系方式。二是失业率反应程度和灵敏度仍然偏低，如2020年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程度在改革时期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然而登记失业率升幅仍略低于近20年的两次阶段性峰值。
另外，在失业率统计、宏观含义及相关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例如从失业率省区分布来看，一般理解全国失业率理应是各省区加权平均值，然而数据显示全国均值与各省区数据排序的中位数相差甚远，提示各地统计上报登记失业率受激励机制影响可能存在某种非随机性偏差。
又如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相对于失业人数显著偏低。2020年失业保险金发放额大幅增长，体现失业保险应对经济收缩冲击的积极作用；然而保险发放人数相对失业人数仍显著偏低，失业人中领取失业金人数占比甚至略有下降。可见失业保险支持民生作用仍有待提升。
另外多年前我们研究劳动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时注意到，改革时代我国失业率两次峰值主要是知青回城与国企改革推进伴随较大规模员工下岗有关，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关联性较弱，因而把教科书“奥肯定理”简单套用到中国会“水土不服”。这两年失业率指标先升后降，呈现与宏观波动反向变动的合乎经济逻辑关系，然而仍需关注失业率在显示与宏观波动相联系的凯恩斯类型失业方面可能存在局限，避免仅用失业率评价就业形势可能带来的过于乐观的偏颇。
劳动力转移与宏观波动的关联更显著
教科书奥肯模型无法解释中国相关经验，不等于说我国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与劳动力市场注定不存在显著联系。多年前我们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分析二元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需结合我国经济现实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这个结构因素，形成可称作广义奥肯定律的分析框架。
用农民工衡量的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总量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然而该指标年度增量波动挺大，并且与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可见我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增量伸缩变动来吸收或者消化，这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起飞发展转型在奥肯关系方面的最为突出表现。
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罕见下降，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前所未有回落，绝对减少数量约为520万人，是改革时期这个指标最大收缩值，与宏观经济相对潜在增速的收缩程度更具有数量级意义上的对称性。伴随2021年宏观经济反弹恢复，农民工增量也相应大幅回升，从前三季度数据看全年增量也可能在500万上下。这说明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吸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甚至主要管道。
虽然2021年农民工增量预测值大幅反弹并有望基本恢复到2019年水平，然而仍未能补偿这两年本来应该发生的农民工转移增量。以疫情前五年增量均值作为过去两年农民工本来应发生增量的理论估计值，可以得到没有发生疫情假设下2020和2021年农民工总量变动趋势值，过去两年农民工实际总量与上述估计值约存在600多万人的差距或缺口，从一个角度提示2021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不充分。
农民工转移减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双重不利影响：一是从总量上看，农民工转移减少通过务农收入与打工收入预期差抑制收入增长，估计2020年这方面收入影响规模在千亿元以上。二是从结构上看，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下降对收入增长影响较大。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本地农民工工资高20-30%，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下降抑制收入增长影响应在百亿元以上。
另外新增城镇非农就业也是重要观察变量。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从2019年1352万人降到1186万人，降幅12.3%。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人，如果考虑10月份增加的88万人则已达到全年目标值。但是该统计值2021年2季度后逐月回落，尤其是10月降速进一步加快，估计全年比上年会显著增长，但是仍比疫情前2019年低大约9%。这也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充分。
就业复苏不充分的宏观影响
就业恢复不充分是疫情冲击和特定政策环境下宏观增长不及预期的产物，同时它又会反转影响收入和消费增长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年我国外需再次出现与世纪初年可比的超预期高速增长，可见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增长疲弱是新的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除了疫情因素外，消费疲弱的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复苏不充分环境下收入增长不及预期，这又与就业恢复不充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2020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到1.2%，低于世纪之交和金融危机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居民收入部分得益于“转移收入”超常增长，实际收入增速降低到3.8%，探底深度仅次于世纪之交农民收入增速低谷。与2021年宏观经济大幅回升相一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双双大幅回升，分别达到8.7%和11.2%。然而季度数据显示收入增长后续动力不足，表现为2021年2季度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快速回落，3季度名义收入增速已经回落到不足6%，实际收入更低，4季度可能进一步探底。
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3.8个百分点，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增长最糟糕年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维持2.9%增长，低位水平仅次于世纪之交零值增速低谷水平。2021年消费出现恢复性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城乡消费名义支出增速分别反弹到14.2%和18.5%。不过2021年的二、三季度农村和城镇消费增速先后从最高点走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形势，城乡消费增速在2021年四季度可能会进一步走弱。
又如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数据显示，2020年零售月度实际同比增速在年初疫情爆发最严重阶段垂直下落近24%。后来随着疫情大范围流行得到控制以及经济和收入的复苏，零售总额增速也持续回升，最高达到2021年1季度超过30%的高位。然而此后零售增速掉头向下快速回落，9-10月跌落到不足2%低位。另外春节和国庆节两个传统消费活跃时点，疫情未得到彻底控制环境下这两个节日消费更是难以顺利复苏。
2022年就业形势与政策探讨
展望2022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将第一次超过千万门槛达到1076万人创纪录水平，加上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和中学毕业生等等，新增求职人数会达历史新高。给定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任务繁重会对就业创造构成宏观制约。因而2022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由于1962年出生人口大幅上升，2022年预期退休人数上升增加释放就职岗位会一定程度缓解就业困难，然而可能难以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总体紧平衡局面。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不充分矛盾，需抓紧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取向的货币、财政、结构政策，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目前有关部门已开始相关部署，相信后续出台的相关政策举措会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另外从我国近年经济运行和政策实施情况看，也需总结经验深化规律性认识，提升政策协调水平和综合效率。
例如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针层面需要把握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针与实现潜在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经济政策着力点要在保证现实经济增速贴近特定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在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时，就需要避免采用实际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又如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一些行业和部门加强管理和管制。即便是必要的管控政策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运行状态，因而不同程度地具有就业含义。有关部门在推出力度较大的管制政策时，也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统筹兼顾优先就业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方针，通过优化监管和管控政策以减少就业损失，避免对经济增长造成局部过大冲击。
再如跨周期调节或调控是宏观政策部门提出的一个新方针，意在对疫情期宏观经济较大起伏的特殊形势进行跨周期调控，以实现经济运行更为平稳有序目标。跨周期调控建立在对某个未来时段的下个周期阶段预期会出现的经济形势特点为前提，因而对有关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准确性要求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如果预测偏差较大，合理的调控意图就难以实现，甚至不能排除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而需总结经验提升预期准确性和跨周期调控科学性水平。
另外要加大积极促进就业和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在目前经济面临下行走势形势下，更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吸纳就业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并促进就业岗位创造。尤其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扶持政策，通过减税、降费、增信等措施为其“减负”、“输血”和“赋能”。
国内外经验都显示，通过直达家庭与个人的定额转移支付，是应对疫情冲击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内疫情间歇性散发和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根治前新常态环境下，需要在总结早先各地发放消费券、抵扣券等补贴政策实践经验基础上，适度加大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补贴政策力度。在总结数字人民币（e-CNY）冬奥会大范围应用场景测试经验基础上，可考虑财政或社保资金通过数字人民币方式对低收入居民和失业人口一次性（或有限次）发放较大规模收入补贴。
针对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就业重要性持续上升趋势，加快推进对新业态就业人员养老、医保、失业保险普遍覆盖。对“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并通过开发临时公益岗位等实行托底帮扶。另外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社保兜底。针对失业救济金领取比例过低问题，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普惠性与民生托底作用。
[1]奥肯定律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经验关系或规律，比如在一定观察样本期内，失业率每上升 1%，GDP增长率会下降某个百分点；反之亦然。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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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12-30 03:13 来源：
题记：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在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59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卢锋做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当前形势下讨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我国决策层一直高度关注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首”。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提到，“六保”中最重要的“三保”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政策意义。
二是我们在多年前一项专题研究中，针对教科书“奥肯定理”[1]不能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现象，提出广义奥肯定律分析视角来研究我国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就业与宏观波动之间联系。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经历改革时代罕见的短期波动，有必要结合最新情况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基于广义奥肯定律的分析思路，从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转移、新增城镇非农就业等方面综合观察讨论疫情期特殊宏观背景下劳动力市场走势特点，并依据经验观察结果提出目前我国就业恢复尚不充分的初步看法。然而分析就业恢复不充分对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制约性影响，并就2022年就业形势以及宏观和就业政策应对提出几点探讨性看法。失业率能反应经济波动，但有局限性
我国失业率指标较特殊，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个失业率指标。近年失业率数据表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失业率波动显著，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做出了与理论预测关系相一致的反应，说明失业率与宏观波动更加具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联系方式。二是失业率反应程度和灵敏度仍然偏低，如2020年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程度在改革时期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然而登记失业率升幅仍略低于近20年的两次阶段性峰值。
另外，在失业率统计、宏观含义及相关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例如从失业率省区分布来看，一般理解全国失业率理应是各省区加权平均值，然而数据显示全国均值与各省区数据排序的中位数相差甚远，提示各地统计上报登记失业率受激励机制影响可能存在某种非随机性偏差。
又如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相对于失业人数显著偏低。2020年失业保险金发放额大幅增长，体现失业保险应对经济收缩冲击的积极作用；然而保险发放人数相对失业人数仍显著偏低，失业人中领取失业金人数占比甚至略有下降。可见失业保险支持民生作用仍有待提升。
另外多年前我们研究劳动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时注意到，改革时代我国失业率两次峰值主要是知青回城与国企改革推进伴随较大规模员工下岗有关，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关联性较弱，因而把教科书“奥肯定理”简单套用到中国会“水土不服”。这两年失业率指标先升后降，呈现与宏观波动反向变动的合乎经济逻辑关系，然而仍需关注失业率在显示与宏观波动相联系的凯恩斯类型失业方面可能存在局限，避免仅用失业率评价就业形势可能带来的过于乐观的偏颇。
劳动力转移与宏观波动的关联更显著
教科书奥肯模型无法解释中国相关经验，不等于说我国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与劳动力市场注定不存在显著联系。多年前我们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分析二元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需结合我国经济现实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这个结构因素，形成可称作广义奥肯定律的分析框架。
用农民工衡量的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总量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然而该指标年度增量波动挺大，并且与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可见我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增量伸缩变动来吸收或者消化，这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起飞发展转型在奥肯关系方面的最为突出表现。
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罕见下降，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前所未有回落，绝对减少数量约为520万人，是改革时期这个指标最大收缩值，与宏观经济相对潜在增速的收缩程度更具有数量级意义上的对称性。伴随2021年宏观经济反弹恢复，农民工增量也相应大幅回升，从前三季度数据看全年增量也可能在500万上下。这说明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吸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甚至主要管道。
虽然2021年农民工增量预测值大幅反弹并有望基本恢复到2019年水平，然而仍未能补偿这两年本来应该发生的农民工转移增量。以疫情前五年增量均值作为过去两年农民工本来应发生增量的理论估计值，可以得到没有发生疫情假设下2020和2021年农民工总量变动趋势值，过去两年农民工实际总量与上述估计值约存在600多万人的差距或缺口，从一个角度提示2021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不充分。
农民工转移减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双重不利影响：一是从总量上看，农民工转移减少通过务农收入与打工收入预期差抑制收入增长，估计2020年这方面收入影响规模在千亿元以上。二是从结构上看，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下降对收入增长影响较大。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本地农民工工资高20-30%，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下降抑制收入增长影响应在百亿元以上。
另外新增城镇非农就业也是重要观察变量。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从2019年1352万人降到1186万人，降幅12.3%。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人，如果考虑10月份增加的88万人则已达到全年目标值。但是该统计值2021年2季度后逐月回落，尤其是10月降速进一步加快，估计全年比上年会显著增长，但是仍比疫情前2019年低大约9%。这也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充分。
就业复苏不充分的宏观影响
就业恢复不充分是疫情冲击和特定政策环境下宏观增长不及预期的产物，同时它又会反转影响收入和消费增长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年我国外需再次出现与世纪初年可比的超预期高速增长，可见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增长疲弱是新的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除了疫情因素外，消费疲弱的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复苏不充分环境下收入增长不及预期，这又与就业恢复不充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2020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到1.2%，低于世纪之交和金融危机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居民收入部分得益于“转移收入”超常增长，实际收入增速降低到3.8%，探底深度仅次于世纪之交农民收入增速低谷。与2021年宏观经济大幅回升相一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双双大幅回升，分别达到8.7%和11.2%。然而季度数据显示收入增长后续动力不足，表现为2021年2季度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快速回落，3季度名义收入增速已经回落到不足6%，实际收入更低，4季度可能进一步探底。
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3.8个百分点，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增长最糟糕年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维持2.9%增长，低位水平仅次于世纪之交零值增速低谷水平。2021年消费出现恢复性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城乡消费名义支出增速分别反弹到14.2%和18.5%。不过2021年的二、三季度农村和城镇消费增速先后从最高点走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形势，城乡消费增速在2021年四季度可能会进一步走弱。
又如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数据显示，2020年零售月度实际同比增速在年初疫情爆发最严重阶段垂直下落近24%。后来随着疫情大范围流行得到控制以及经济和收入的复苏，零售总额增速也持续回升，最高达到2021年1季度超过30%的高位。然而此后零售增速掉头向下快速回落，9-10月跌落到不足2%低位。另外春节和国庆节两个传统消费活跃时点，疫情未得到彻底控制环境下这两个节日消费更是难以顺利复苏。
2022年就业形势与政策探讨
展望2022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将第一次超过千万门槛达到1076万人创纪录水平，加上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和中学毕业生等等，新增求职人数会达历史新高。给定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任务繁重会对就业创造构成宏观制约。因而2022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由于1962年出生人口大幅上升，2022年预期退休人数上升增加释放就职岗位会一定程度缓解就业困难，然而可能难以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总体紧平衡局面。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不充分矛盾，需抓紧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取向的货币、财政、结构政策，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目前有关部门已开始相关部署，相信后续出台的相关政策举措会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另外从我国近年经济运行和政策实施情况看，也需总结经验深化规律性认识，提升政策协调水平和综合效率。
例如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针层面需要把握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针与实现潜在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经济政策着力点要在保证现实经济增速贴近特定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在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时，就需要避免采用实际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又如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一些行业和部门加强管理和管制。即便是必要的管控政策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运行状态，因而不同程度地具有就业含义。有关部门在推出力度较大的管制政策时，也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统筹兼顾优先就业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方针，通过优化监管和管控政策以减少就业损失，避免对经济增长造成局部过大冲击。
再如跨周期调节或调控是宏观政策部门提出的一个新方针，意在对疫情期宏观经济较大起伏的特殊形势进行跨周期调控，以实现经济运行更为平稳有序目标。跨周期调控建立在对某个未来时段的下个周期阶段预期会出现的经济形势特点为前提，因而对有关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准确性要求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如果预测偏差较大，合理的调控意图就难以实现，甚至不能排除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而需总结经验提升预期准确性和跨周期调控科学性水平。
另外要加大积极促进就业和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在目前经济面临下行走势形势下，更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吸纳就业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并促进就业岗位创造。尤其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扶持政策，通过减税、降费、增信等措施为其“减负”、“输血”和“赋能”。
国内外经验都显示，通过直达家庭与个人的定额转移支付，是应对疫情冲击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内疫情间歇性散发和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根治前新常态环境下，需要在总结早先各地发放消费券、抵扣券等补贴政策实践经验基础上，适度加大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补贴政策力度。在总结数字人民币（e-CNY）冬奥会大范围应用场景测试经验基础上，可考虑财政或社保资金通过数字人民币方式对低收入居民和失业人口一次性（或有限次）发放较大规模收入补贴。
针对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就业重要性持续上升趋势，加快推进对新业态就业人员养老、医保、失业保险普遍覆盖。对“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并通过开发临时公益岗位等实行托底帮扶。另外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社保兜底。针对失业救济金领取比例过低问题，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普惠性与民生托底作用。
[1]奥肯定律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经验关系或规律，比如在一定观察样本期内，失业率每上升 1%，GDP增长率会下降某个百分点；反之亦然。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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