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典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学院20年前由林毅夫等6位学者创建。20年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创造了多个第一，研究院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此次庆典活动。搜狐教育就嘉宾致辞摘录如下：

　　（创院“六君子”中五位，左起：林毅夫、余明德、张维迎、易纲、张帆）

　　国发院名誉院长，联合创始人林毅夫：20年前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15年的时候，虽然经济上我们已经取得了每年9.7%的增长速度，但当时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44美元，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并且经济内部还面临着地区收入不断扩大，经济“一旺就火，一火就乱”的怪圈。

　　中国如果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转型，需要有一群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以及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来在教育上面提供新的经济学的教学方式，并且进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政策咨询的经济学者。

　　过去20年，我们的国家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人均收入2013年达到68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并且我们的国家也在2010年的时候，成为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的时候，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些成绩的取得，可以讲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学院要我有一个代表学校的致辞，这个稿子写得很好，我就不念了。国发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再到创在辉煌，需要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心不是脑，更不是手脚，只有从心头发出来的这种东西更深刻，或者是更人文。我们能够在北大人身上找到这种精神，这种116年前，没有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传播，没有五四，但创办目标就是“五洲万国共观瞻”，那不就是做世界一流大学吗？

　　北大是不是应该通过改革实现自己跨越，甚至这个世纪的跨越？北大30年改革没停步，一直在向前走，这中间我们有成功的喜悦，也流过幸福的泪水，甚至落下过伤心的眼泪。但不改革，新的北大想真正实现跨越，要建世界最好的大学难以办到！所以我们下决心，今后5到10年战略就是改革推动！

　　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40年前的中国有一句口号，叫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想想看在那种大环境下，中国哪能有什么企业家，经济怎么可能像今天这么繁荣？——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凭他们的信仰、勇气和智慧，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改变了！

　　再往下走怎么走呢？智慧的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教训。80年代，林毅夫先生到大陆的时候，核心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中国下面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中国的领导人需要有好的参谋，好的智囊，而老百姓也需要要开阔眼界，也需要知道中国应该怎么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走。

　　甘肃省副省长郝远：记得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序幕揭开，我有幸成为北大西部MBA培训班的首批学员，在国际一流大师的指点下，我们是跌跌撞撞懵懵懂懂，认认真真高高兴兴的完成了学业。当时校长跟我们说“从此北大是你家，欢迎有困难找北大，也常回家来看一看。因此我不忘老师教诲，时常回北大。”

　　现在国家开始了第二轮的西部大开发，去年习总书记9月7号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在此我也呼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再次聚焦西部，聚焦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第一批企业家，他们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感觉，凭着感觉走。但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家成功的关键是企业，企业最关键是企业管理者和各个运行部门的操作者，我们需要一流的教诲和视野，这样才能像柳总一样到全世界去并购。

　　中国社科院委员余永定：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今年，在国外商业银行，投行，还有一般投资者看来，中国形势不太好，所以我对外写文章都试图说人家“中国不会出大事，你们不需要担心”。但回到中国自己来谈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比较多的。

　　就好像我们有个水坝，水坝已经有了窟窿，水在往外涌。我们的方式是用手指头堵，但是我们只有十个手指头，11个眼怎么办？在这种状态下，对外开放更应该谨慎，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引入竞争机制，但是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央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现在金融经营模式趋同，比如商业银行，都是按照一个模式经营，而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愿意做大做强，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要在外地配分支机构，城市商业银行比什么呢？比看谁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开的金融分支机构最多，他就是做大做强，我做大做强了就是成功。

　　其实我这家银行和你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怎么服务当地的居民，我怎么样服务中小企业，或者我怎么样服务一个行业。没有一家说是房地产服务，汽车金融信贷服务，或者是个人信贷服务发展出自己的特点。西方有专门做票据的，有专门做贷款的，有专业做业务的，有专门做信用卡的等等等等，我们的银行比较趋同。

　　国名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过去十年中，我们有两次经济过热，一次是2004——2007，那时不仅是我们过热，全世界都过热，我们外贸出口增长30%——40%。2008年我们进行了调整，但没调整完金融危机来了，于是搞了很大的刺激政策。

　　当时刺激是必要的，但搞得太大了，有些问题后果没想好，又过热了一回。这两轮过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一大堆的产能过剩，一大堆金融问题。经济过热，经济当中的问题体现为我们金融的风险，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又产生了这些经济过热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逐步消化，化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