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2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第137期“朗润·格政”论坛暨中美贸易与中美关系专题讨论会，特别邀请了国内重要智库的八位学者围绕中美贸易与中美关系等当下与中长期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当天参会的嘉宾有：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査道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运成；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国际政治系主任达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会议上半场由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主持，主要围绕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展开讨论。
林毅夫指出，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国际贸易是有利于贸易双方的。评价一国的国际贸易状况，不能从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逆差来看，而应关注整体的国际贸易。美国整体的国际贸易呈现逆差，根本在于国内消费太多、储蓄不足。美国对中国增加关税，实际上是降低了美国居民的福利。此外，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自于自己的学习和研发，不存在强制的技术转让。特朗普政府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
由于对美贸易只占中国全部国际贸易的一部分，同时中国经济增速高于美国，因此即使展开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程度仍会低于美国，中国仍将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个百分点。
未来，中国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全面深化改革，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把更多的市场机会让给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中国的开放带给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共同发展的机会。
余淼杰指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原因在于，虽然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顺差，但由此中国也持有了大量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融资来自中国，这有利于美国；中国因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如果卖给央行，再加上货币乘数效应，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通胀，只是目前这种效应被中国央行的操作对冲掉了；
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根本上取决于两国的要素禀赋。中国之所以能向美国大量出口，原因在于相关产业的劳动成本极低，同时具有全产业链的优势；数字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关税并不高；而美国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也存在出口补贴。
中国并不存在强制的技术转让，也不存在人为的汇率操纵；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美国有美国的模式，德国有德国的模式，中国也有中国的模式，美国认为中国不属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观点并无道理。
中国最重要的是通过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摩擦。
周世俭指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贸易逆差较大，是因为美国商人从中国购买的商品多，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当前，越南还难以替代中国，因为其人口数量远远少于中国，而且很多越南工厂都是中国人投资的。美国很多重要商品不肯出口中国，也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中国当前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洲。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胡佛总统采取加关税的政策，导致其他国家报复性加关税，美国则发生了进一步的大衰退。他希望特朗普不要重蹈覆辙。
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关税，只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上涨，从而引发其国内的通胀，美联储因此就可能会加息，从而影响股市，这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如降低增值税率、提高出口退税等，以对冲美国加关税可能带来的影响。
东艳主要评价了《美国对华301报告》。她指出，美国说中国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报告中作为佐证的案例含糊其辞；美国之所以在报告中指责中国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混淆，是因为现在我们取消了对外资的优惠待遇，中国企业成长迅速，美国危机感与日俱增；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放松管制，并没有通过相关的程序要求企业以获取技术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中国企业有足够的市场动机向价值链高端转移。
中美当前的谈判已经超越了关税问题，而开始走向制度的对接。中国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竞争中立原则，以及外资企业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调整。未来我们除了自身的开放外，需建立更多的协商和协调的渠道；除了双边协商之外，在区域和多边领域内也需要进行协调。
之后，上半场的嘉宾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会议下半场由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助理院长、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保群主持，主要围绕中美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张运成指出，中美经济的碰撞和摊牌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若想在贸易谈判中获取主动性，必须要客观看待美国经济的特点。美国目前陷入二元经济结构难以自拔，对其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执政第一年想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但由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约，解决起来非常不易，因此他转而向国外转嫁矛盾。在中美贸易磋商中，中国应当认清美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同时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宏观的视野，从帮助解决美国二元经济困境的角度出发，将促进双边投资作为切入点，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脱困向稳。
査道炯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之一是美国国内政治态势，受美国国内两党以及行政和国会两大体系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中国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美国已经出现与其他国家合纵连横共同针对中国的势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只盯着美国，才不会过于被动。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些长期的趋势性的变化，比如产品链的安全，因其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外交上的武器。还要认识到这些趋势性变化背后不仅是美国政府，还有跨国企业的作用。査道炯还指出，我们做事的唯一标准是做有利于中国往前走的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可利用因素，提高竞争力，扩大开放，特别是提高开放质量的全球认可度。在这个过程中少争论，多做事。
达巍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零碎化和随意性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体系已经出现了问题；也反映出单极世界体系的松动，美国作为单级大国已经不能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可信度。他指出，中美关系的安全化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美国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而中国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随之提高安全水位。美国已经放弃其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前提假定，而中国过去认为只要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美国就会包容中国的崛起与和平发展，但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对这一前提假定提出了挑战。中美关系目前处于特殊的时间点，两国体量日益接近，体制差别较大，同时相互深度依存，中美关系的紧张反映的是两国在新阶段进行的一种调试和排异。我们在高度关注贸易摩擦走势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陈文玲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关系是平稳的，主流是合作共赢，而现在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美关系进入“非正常”时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们应该把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的非理性行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保持冷静的战略定力和清醒的战略判断。美国的主旨是保持其霸权，贸易摩擦是美国经济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的表现，是其维护美国利益至上的国际体系的手段。面向未来，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则。而我们如华为这样的企业拥有博大的胸襟和高度的战略眼光，最终一定会取胜。
之后，下半场的嘉宾还回答了现场观众的问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CCTV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报道，详细报道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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