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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投资论坛成功举办教授与校友共论“投资与管理新时代”

发布日期：2019-01-15

2018年5月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BiMBA商学院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作为庆典活动一部分，当天下午还成功举办了北大国发院投资论坛。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黄益平、陈春花等围绕“投资与管理的新时代”发表了主旨演讲。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老师发表了开场致辞，欢迎校友回家。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不变”与“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不变”的部分包括三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二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仍有相当大潜力；三是中美合作双赢的趋势。

而新时代中国经济“变”的部分也有三方面：一是收入水平会变高；二是外部环境会有很大变化，如何处理外部问题非常关键；三是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有不少矛盾和冲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中国采取务实的渐进双轨制办法，因势利导，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避免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如苏联、东欧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并取得了稳定快速发展。

不过，林毅夫坦言，这种方式也有代价，保护和补贴传统重型国有企业，必然会出现政府对经济的诸多干预和扭曲，这可以带来稳定，但也带来了一些权力寻租和腐败，以及收入分配问题。“所以改革就要与时俱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潜台词就是要把剩余的扭曲都取消掉。”

他认为，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并非一两天就能落实，即使都落实到位，也不代表不需要再改革了，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不断涌现。所以中国经济如果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相对快速地发展，改革永远在路上，无论过去还是新时代都是这样。

在林毅夫看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仍有相当大的潜力。若潜力发挥的好，中国还可保持比较高的发展。此前他曾提出一个论断——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才能不断提高。这个机制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

“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产业差距，以引进、消化、吸收方式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会有一个后发优势。这样创新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风险也会比发达国家小，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种潜力，那么它的发展速度自然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他讲道。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懂得利用这个潜力，实现了每年7%甚至更高速度的增长。中国在1978年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之一，这就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能以年均9.5%的增长持续了39年。

中国未来究竟还有多大后发优势？林毅夫认为，关键不在用了多少年后发优势，而是现在与发达国家差距有多大。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即使后者不太好，但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我相信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在投资论坛上表示，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时代已经历从“变”到“不确定性”，再到“数字化生存”，认识更复杂、更多维和不可预测。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大的环境有太多不确定性，甚至有很多冲突，这就需要有更宽广的视角，而非仅凭简单的经验来判断。对于企业而言，同样如此，其变与不变，的确也面临很大挑战。”她讲道。

在陈春花看来，“数字化生存”其实意味着变化速度和普及速度在加快。比如电话、移动电话、智能电话以及微信的普及速度在显著加快，其更新调整周期都大大缩短。数字化的出现，使企业经营中三个重要内容被调整：一是组织寿命；二是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三是争夺客户的时间窗口。

“这三者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短，比如以前一个品牌的打造应该要花上几十年时间，而现在如果方法得当，很可能在两三年内就会问世。”陈春花坦言，其实我们看企业就非常在意这些调整，尤其是争夺客户的时间窗口变得非常短。

她认为，今天做企业战略的挑战就是能否“放时间走”。之前可以有线性预测，但在互联网数字化生存中，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方式均发生了巨大改变，若仍墨守陈规，企业就很可能会被淘汰，而且淘汰后都不知道原因何在。

也就是说，再拿过去的经验去判断和预测行业发展趋势，其实已起不到多大作用。所谓“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就是这个道理。

陈春花进一步举例指出，现在新零售与传统零售的区别就在于其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不依赖于“人、货、场”原有逻辑，而是充分打通线下、线上，比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的纷纷进军，就使整个行业逐渐颠覆，进而被重新定义。

她认为，驾驭不确定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组织层面拥有持续创造力。这就要求释放员工的个体力量，激发其创造热情，而非施加更强的管控。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其间存在一定冲突。

“以前组织功能强调管控，而今组织管控要注重赋能。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区别就在于赋能能力的不同。”陈春花解释称，企业给员工提供岗位的不同，赋能就不一样。有些新兴企业赋能能力就比较强，“首席员工”称号就是很好的体现。

陈春花对经济观察网表示，现在组织管理有很多调整，比如战略思维的调整——从“用现在去看未来”转向“用未来决定现在”。所以就需要企业进行持续的自我更新，主动求变，敢于自我否定，包括对思维方式、过往经验的变革。

陈春花认为，唯一不变的其实是顾客价值。能解雇你的是顾客，而非时代或技术。所以要先始于顾客端，再回归技术端、产品研发端。另外，企业唯一的选择其实是行动。理想与现实之间并没有距离，连接两者的正是行动。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老师在投资论坛上首先提出了债券市场两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一，近年来政府推动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样化融资渠道。但更多的资金似乎是流向了影子银行而不是正规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市。第二，当局开通了三条债券市场开放的通道，但迄今为止，外资持有的债券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比重仍然不到2%。他进而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债券市场迅速发展，规模在全球已经排到第三，但在市场规则与制度方面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政策透明度低、不确定性高，市场分隔而且不同市场之间的监管标准不一致，缺乏市场纪律，流动性不足，没有可信的评级体系，以及与国际不接轨。这些不仅严重妨碍了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也制约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

他认为，这些问题跟债券市场的发展经历有关。中国的债券市场最初出现的动机是为了帮助弥补政府财政的缺口（国库券），而不是为了发展市场机制。市场的分隔也是各部门互相竞争、探索新的债务融资工具的结果。而因为一直存在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措施，起码在过去，跟国际接轨不是决策者考虑的重点。

他认为未来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能还需要过几道坎。一是如何化解债券市场的各种风险，包括展期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重估风险；二是债券市场发展同时还要支持宏观层面去杠杆的政策；三是如何化解目前比较严重的抑制性金融政策，在债券市场上具体地体现在名义GDP增速远远超过无风险收益率，未来两者如何趋同，是一个考验；四是怎样稳妥实施以开放促改革的策略，开放可以推动国内政策、制度的改变，但如果变成单兵突进，也可能酿成新的风险。总体看来，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未来一个时期很可能还会遭遇很多的调整与重估。

最后，他提出，需要对中国的债券市场做一次系统性的重构，特别是对政策体系、市场纪律、流动性、评级标准等做全面性的升级。这次重构的牛鼻子可以是建立一个既有协调、又相对独立的监管框架。他建议在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之内成立一个“债券市场改革工作小组”，统筹财政部、发改委、人银行和证监会的政策，制订统一的监管标准与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同时，把债券市场监管的责任集中到财政部（国债）与证监会（其它债券），并保证它们的监管工作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