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我的命运是当农民
当年我们上学，其实不太讲究成绩好不好，因为对成绩从来没有要求，也它不考试。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身体要保持好，成绩中不溜秋就可以了。
要说改变，一方面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我们是第一届要通过考试进重点中学，对我来说，最大的转折就是学习变得很重要了。通过学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我们家里是城镇户口，我父母都是老师，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家兄弟俩，我哥哥会去城里就业，我的命运就是在农村当农民。
我们家这么决策，可能是感觉我身体比较好。
我很小就知道了，我未来是要做农民，我也没有太多其它的伟大理想。
但是1978年改变了我。
粮食购销体制从暗补变明补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智囊机构是1989年撤销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云集了一批当时的改革先锋人物，王岐山、陈锡文、杜鹰都曾在此工作。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对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脚踏实地的探索，是改革史上值得回顾的一笔。】
我刚参加工作时，就是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工作。最初是来自于80年代初期北大、人大的一些在校生，他们组织的一个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个组后来分成了两个单位，一个就去了体改委，成立了体改所。剩下一波人就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到成立发展所。
虽然我是在农村长大，但实际对社会实践经验很缺乏。在发展所的短短的时间，让我很快就了解政策制定研讨的过程，了解社会、了解经济，是非常有收获的。
当时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其实是在河南新乡搞了一个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这是一个中央的试验区，我1986年下半年跟着所里的两位主任，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那里调研了两三天，在回来的火车上，他们两个人就给我各种指示，说回去你写这个报告，应该怎么怎么写。还说让我回去找一下一位叫宋国青的年轻经济学家，他写的关于统购统销的文章。
后来知道宋老师也是我们国发院的一位老师，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只觉得他写的文章特别有意思，我就根据他们的这些指示和宋老师的文章的精神写了一个报告，报上去之后，最后中央决定就在河南新乡搞一个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成立了“中央三人指导小组”，我那时刚刚毕业，就成了这个组长小组的成员，做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大的。
一年有很多时间都是在河南新乡，包括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调研，因为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做一个方案。为什么要做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呢？因为我们早年政府统购统销，政府在农村买粮食，在城里头卖粮食，城市和农村的买卖的价格是由国家定的，叫国家价格。但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农业生产的增产，所以农村大包干。而支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一方面是大包干，让农民有积极性。另一方面，价格提高，大家更乐于生产。所以，在1982年到1984年期间，粮食产量增长了50%。
但是收购价格提高，它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城市里头的销售价格提不起来，因为城市改革还没有开始，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没增长，你不可能给提粮价，因为提粮价这是要出大事情的，所以城市的销售价格没变，但是农村的收购价格不停地往上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购销价倒挂，收购价比销售价格还高，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有办法它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粮食的价格最好是由市场来决定。但是要引进这样的改革，有一个前提，你不能打破现行的这种利益格局。就比如说城市居民，对吧，你本来是一毛钱买的这个粮食变成两毛钱了，那不等于相对来说城市居民就受到损失了嘛。政府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暗补变成明补。暗补变成明补的意思就是，政府在农村两毛钱买一斤粮食，在城里头卖一毛钱一斤粮食，实际上政府每斤粮食补了一毛钱。我们改革的做法就是把政府补的这一毛钱，原来是暗补，相当于就是补贴在粮价里头，现在直接把这一毛钱给你，变成明补。因为每个人有定量，例如30斤粮食，现在给你每一斤1毛钱的补贴，直接把钱发到你手里，你拿着这个钱再去市场上买两毛钱一斤的粮食，相当于你没有受到损失，因为钱已经拿到了，所以暗补改明补。随后我们希望，市场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这个时候粮价如果高一点，居民就多支出一点。如果粮价低一点，农民就少收入一点。
总而言之，通过这样的一个改革，把这个机制从原来的计划做法变成一个市场的做法。
我们从1987年开始进驻新乡，开始设定方案，1988年5月份开始试点。运行了一两年，总体来说是很平稳的，效果不错，为后来全国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各个方面积累了改革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经验，最后使得1992年取消了全国粮票。
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2011年，各项金融改革推进工作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关于利率、汇率、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是“协调推进”还是“先内后外”还存在争议，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界爆发了一次开放和改革先后之争。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不应盲目提倡“以开放促改革”，否则有可能损害中国的社会福利与金融稳定。黄益平则认为，当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无度发放贷款等问题，已酿成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而一个封闭的市场恰恰为此类行为提供了温床。他撰文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以开放促改革’。”】
我觉得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平衡来看，以开放促改革，是我们加入WTO以后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经验。有时候国内改革难度比较大，如果是通过开放来促使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应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过去比如说我们汽车行业的开放，我们国内其它一些制造业的开放，包括我们农业的开放，如果没有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件事情，可能是很难推进的。
在金融改革里，以开放促改革，我觉得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但是金融改革和制造业的改革可能不太一样，它的差异就在于，金融开放可以促使你国内改革，但是如果是开放这个秩序搞错了，它也可能会反过来造成国内经济的各种风险。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国内一直推人民币国际化，建了很多离岸市场，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等等，但后来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不够，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汇率一旦波动起来，我们就紧张，因为我们要稳汇率。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能就把过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那些政策给抵消掉了。实际上，以开放促改革很重要，但是反过来，也要以改革来推开放，这两个之间应该是同步推进的，完全强调一边，可能不是特别强的。
有阶段性的重点，但是在任何阶段都要强调改革和开放是要相互协调的，就完全一头单兵突进，可能是有风险的，或者是会影响你的效果。
要素市场要进一步市场化
看40年做得好不好，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过去从计划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就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大局，这是我们的主旋律，是我们40年一直在坚持走的。
但是如果是要更进一步来看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我个人觉得它确实是有一些特点的，我自己总结了一个特点，叫“不对称的市场化”。经过30、40年的改革，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我们想一想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能源市场、水市场、土地市场，基本上都还是受到很多的政策干预和很多管制的。那么这样的管制和干预，可能有它特定的原因。
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要素成本是给压低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配置的时候，比较偏好大企业、偏好国有企业。所以这样的一个要素市场扭曲，从本质上来说相当于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这和我前面提到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是一脉相承的。统购统销是什么？就是在农村低价买粮食，在城市低价卖粮食，这个里头的核心是什么？核心他认为就是一种变相的农业税，相当于让农民贡献低价的农产品，供应给城市，压低老百姓消费的开支，作为城市工业的投入品，降低投入品的成本。它最终的目的就是降低了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城市的工资就会比较低。
这样其实是相当于用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它是一种从农民向城市工业的一种资金的再分配。过去我们工业化走得比较快，但是结构上有问题。
要素市场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跟那个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在过去30几年，我们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本质其实是我们居民一直在补贴企业，居民在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出口商。就举个例子说，你的资金很便宜，那不相当于你没有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来支付成本，你其实相当于是获得了一些变相的补贴嘛，对吧，谁在补贴你？就是我们老百姓在补贴，我们把钱存到银行获得的存款是很低的。那实际上我们变相地在补贴了这些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所以最后变成30年前的，我们前30年的经济重要的特征是什么？第一是增长很快。因为我们不但有经济特定发展水平时期的低成本优势，我们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放大了这种低成本优势。所以我们的投资越来越强劲，出口越来越强劲，但是消费变得相对的不太强劲。
过去这十年，我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再平衡，我们的增长速度开始往回走，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系列的市场化已经开始在慢慢地推进，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从过去的全面过剩，现在转向短缺，工资大幅度地上升，第一次成本提高了，所以无论是投资也好，出口也好，它的激励就不是那么强了，所以开始活动开始慢慢变得缓慢一些，增长速度开始下来了，占比也开始下来了，消费倒是变成了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所以，2008年前后这种宏观经济的大反转，其实是和我们市场化的一个特定的策略有关系。
如果要说我们以后再往前看20年，我觉得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或者策略，还是应该把这个市场化的这样一个主线、思路不断地往前推。过去做的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化，就是产品市场全部放开了，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没有放开，现在慢慢地放。我觉得下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要素市场进一步地市场化。
在金融领域要放开，它就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我认为让市场来决定金融资源的定价和配置，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另外一方面，金融市场放开了，它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可能是不稳定性会提高，风险会提高。
所以，我们在开放要素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一方面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构建一套有效的风险管控的机制，那么尤其是宏观微观的审慎监管机制，这个是双管齐下，都必须要做的。这个应该说比单纯的放开农产品的市场或者放开制造业产品的市场要复杂得多。
政府兜底不可持续
在2008年以前，我们总体的金融体系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系统性的危机。
为什么？一方面是持续高速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政府兜底，出了问题政府也给你兜着。97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银行的不良率超过了30%，但没有人去挤兑银行，这是很奇怪的，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政府有信心，不是对银行有信心。
但现在我们知道，靠政府一直给兜着这个刚性兑付，这是不可持续的，它会导致很多问题，风险积累越来越多，道德风险的问题，就是反正政府也给兜着，谁也不关注这个风险的问题，总有一天兜不住。
我经常拿日本做例子，日本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但有很多相象的地方。日本就是在很长时间，没有违约，没有破产，没有失业，但是一旦易出现问题，就是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最近我们一直在担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有各方面的问题都在出现。
所以似乎是08年前和08年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进入新常态，这里头有好的，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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