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第二任期尚不足三个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在搅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其4月2日签署行政令并对各国和地区征收税率不等的“对等关税”，不仅让世界各国目瞪口呆、措手不及，更是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系统性震荡，全球资本市场4月7日更是遭遇“黑色星期一”。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曼认为，这是自1968年以来美国对全球商品施加的最大规模加税，预计将使全球经济衰退概率上升至60%。针对已经打开的全球关税战，信报特约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

关税核弹解决不了美国困境

在卢锋看来，由于目前美国执政团队成员笃信外部世界占美国便宜是其经济困境根源，因而对外贸易政策成为其试图重构全球经贸秩序以实现所谓“MAGA”目标的重要渠道，但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持续相对走低背景下，美国缺乏采用合理性建设性手段走出经济困境，所以关税成为特朗普团队高度看中和过度依赖的政策工具。但已经推出的“对等关税”，不仅难以达到大幅减少贸易逆差的预期目标，也不可能让美国制造业占比返回历史时期较高水平。

具体来说，大幅减少逆差目标受对重因素限制，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假设进口对关税弹性为1其实过于乐观，原因之一是USTR假设美国进口需求弹性高达4，但实际可能在3-4之间甚至是2，较低需求弹性意味着给定关税加征带来逆差减少效果较小。此外，“这次美国对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加征关税，美国寻求替代性进口空间大为收窄，会进一步压低美国进口需求弹性并减弱关税调节效果。USTR计算关税效果时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然而加征关税不仅会助推美元升值，而且还会引发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出口报复措施，进一步降低关税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关税收入虽会上升，然而进口品涨价会传导为通胀压力，拖累美国经济与贸易竞争力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卢锋表示高关税或许会对美国国内特定行业产业局部性影响，但不可能让制造业占比回到历史时期较高水平，原因在于产品内分工推动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外包转移，深层经济根源在于转移对象部门或产品工序技术和生产率水平较低，无法支持美国人均高收入要求的工人高工资与要素高价格。换句话说，现在即便征收平均20%高额关税，也难以弥补美国人均收入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几倍差距所派生的工资与生产率落差。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为重振本国钢铝业实施25%保护关税，然而2018年以来美国钢产量下降约9%，北美铝产量仅增长0.83%，同期铝贸易数据显示美国对墨西哥顺差减少与对加拿大逆差上升，可见钢铝关税根本没有解决美国行业竞争力低下和逆差问题。如美国真实现了制造业回流，势必意味着生产率较低经济活动占比的显著提升，拖累美国经济整体生产率与国民生活水平，这时关税战首先会被美国选民普遍抛弃。”卢锋说。

虽然关税核弹解决不了美国困境，但作为特朗普字典里“最美的词汇”，美国超常关税政策包含解构与重构全球经贸体系的双重用意，特朗普2.0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也在已经发布的两份备忘录文件中有系统阐述。一份是特朗普主政第一天发布的“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AFTP）”，陈述美国新政府贸易政策整体方针。另一份是2月13日发布的“对等贸易和关税（Reciprocal Trade and Tariffs：RTT）”，系统介绍贸易政策行动路线，其中以所谓“对等”作为核心原则，以关税工具作为政策抓手。4月2日签署的“对等关税”行政令，正是这两份备忘录的具体落实，也是笃信关税的特朗普为何将这一天称作“期待已久的美国解放日”的原因。

在卢锋看来，美国不惜采用对所有国家发动关税战的极端手段，试图实质性拆解战后逐步形成的全球开放贸易体系，且已经准备接受发动全世界关税战带来的严重冲击与福利损失，也试图接受市场显著波动与中等程度经济衰退的风险与代价，甚至可能愿意面对美元国际地位受冲击造成的混乱与风险，因为在特朗普团队看来，目前放手一搏是扭转美国经济战略困境的最后机遇。下一步，将谋求“安全网”与“关税网”二者合一，试图构建更突出美国利益、更便于美国掌控、以新地缘政治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歧视性贸易体系。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面对美国发出的关税核弹，各国做出不同反应。4月4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接连发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包括自2025年4月10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将16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11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暂停6家美国企业产品输华资质，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等。对于中国的对等反制，美国威胁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50%关税，中国商务部则回应，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必将奉陪到底。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将在9日凌晨12:01起升至104%，这个错上加错的升级举动，会对美国和经济带来更大负面影响。

卢锋表示，虽然美方关税战在原则上针对所有贸易伙伴国，其目的是重构全球经贸秩序而不仅是调整双边经贸关系，但仍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加以聚焦。在“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文件中，中国是唯一在其中得到专节（section 3）论述的国家，其中提出对中国经贸政策五大优先议题，包括：一是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二是对2024年5月“对华301报告四年评估报告”进行再评估，三是考虑是否有必要对中国发起新的301调查，四是评估对华最惠国待遇（PNTR）地位，五是评估知识产权方面其它侵权问题。

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加以聚焦并不意外，这也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在。4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文章写道，美国滥施关税将对经济造成冲击，但“天塌不下来”，因为近年来中国积极构建多元化市场，对美市场依赖已在下降，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份额已从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对美出口下降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颠覆性影响。该文同时透露，虽然国际市场普遍认为美滥施关税超预期，但中央对此已有预判，对其可能造成的冲击有充分估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就如何应对美新一轮对华遏制打压做出全面部署。该文在最后还说，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应对外部环境调整”，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

从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时发力，特别是针对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突出矛盾补短板，推进经济再平衡，这也是卢锋强调的中国在对等反制之外需要着力做的。“大国外交本质是内政，应对外部环境重大演变，基本要务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化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突出矛盾，夯实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当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什么？一方面是供给端制造业蓬勃发展，高科技行业快速追赶，另一方面则是内需不足消费偏弱伴随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在目前关税战形势下面临调整压力。目前美国实施关税战“掀桌子”颠覆了大国经济政策合作的基础，如果出现经济衰退派生冲击可能更加难测，“所以亟需外部两手应对关税战，国内大力推进再平衡，对美国关税战施压坚持敢于碰硬与反对脱钩的两手反制政策，同时借助外部环境倒逼作用着力解决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的长期矛盾。”

具体来说，卢锋建议，在去年926推出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刺激措施与侧重化解风险的财政政策之外，还可以考虑改善收入分配，比如通过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提升跨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短期或可优先考虑运用中央财政事权，提高最困难人群养老金水平，分担或免去这部分居民医保缴费。此外，包括农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有效加强提升法制水平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应对需求与信心不足问题。比如农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激活居民消费，对此学界具有较大程度共识，有关改革试点或部分区域改革推进多年，需下决心实施突破性改革。

内部做好自己的事之外，外部针对当前的特殊形势，卢锋认为中国还可以做更多，比如可以考虑积极开展对发展中国家、金砖成员国、特别是非美西方发达经济体（即美国传统西方盟友）的双边与诸边经济外交工作，也可积极利用G20合作平台、IMF与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和年会等多边场合，主动发声伸张正义并与国际社会联手抵制美方关税战和逆全球化政策冲动。同时要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合作，探讨在美国心猿意马甚至干脆退群背景下创新多边经济金融治理的途径和方法，制衡美方为所欲为单边举措及其负面影响。“从官方部门的表态来看，中国不会完全关闭在美方立场转圜前提下与对方协商谈判降低冲突损失的大门。”

记者：吴婷
本文来源：香港《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