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发展研究院开始推出学术下午茶系列讲座，旨在促进国发院师生内部跨领域交流，鼓励老师们分享新的研究想法，促进思想的交流和潜在的学术合作。本次下午茶讲座是2024年秋季学期的第一次活动，于11月4日下午在承泽园333教室举行，约30名师生加。北大国发院副教授（长聘）邢亦青主持，北大国发院教授邓子梁为大家带来题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与影响》的精彩分享。

邓老师从2023年起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举措、效果和影响研究》首席专家，围绕美国制造业回流问题，开展了企业调研、政策评估、数据分析、论文撰写、智库建设、学术辩论等系列活动，形成了初步发现。

邓老师指出，中国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制造业增加值最大国，并且两国差距持续拉大。然而，美国的制造业流失已经长期存在，并非是最近20余年才开始的现象。195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在达到28%的二战后最高值之后，就一直处于长期下降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年仅为12%。为遏止制造业下滑的趋势，奥巴马、特朗普、拜登连续三任总统都推出刺激制造业回流和重振国内制造业的一揽子政策。

邓老师介绍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范畴。狭义的回流形式指美国企业将自身海外制造设施转移回本土。广义的形式则比较多，其中外包回流指的是将海外供应商的产品外包给美国本地其他公司生产；而近岸外包（从美国临近国家企业采购）、友岸外包（从美国外交友好国家企业采购）和外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也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新形式。讨论广义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更具有现实意义。

邓老师归纳了美国政府不遗余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或延缓制造业整体下滑的核心原因。一是回应政治诉求：美国传统工业衰落的“铁锈地带”希望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经济衰败；制造业复苏成为发达国家共同政治议题，大国竞争使制造业成为关系调整的重点。二是追求经济安全：推动制造业回流不仅是美国政府平衡国内产业结构、防范金融风险集聚的内在考虑，也是对所谓国际供应链安全可控的现实追求。三是维护国际领导力：第四次产业革命将造成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新洗牌，高端先进制造业对于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

是什么驱动企业微观主体做出回流决策？邓老师综合了多方数据和资料后指出，政府激励措施、接近客户和高技能劳动力是导致回流美国本土和对美直接投资的三大主要因素。拜登政府《基建法案》、《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颁布，凸显了政府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治决心和重点行业。各种财政刺激对美国制造业回流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回流美国本土和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就业在2019年之后呈现逐年上涨态势。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行业的建筑支出显著飙升，交通设备、化工和机械行业的就业拉动也较明显。这些局部行业效果，虽然不足以扭转美国制造业未来五到十年整体下滑的大趋势，但对我国制造业造成的冲击比较复杂深远，需要进一步系统科学分析。

邓老师进一步分享了其团队有关地缘政治风险驱使部分中国产品退出海外市场的研究，介绍了关于受美国出口管制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分析，勾勒了基于企业主体、回流方向、政策工具和产业链条维度的研究矩阵，还展望了对广义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学术和政策研究。

与会老师分别就回流的企业层面实证分析技术路线、友岸外包产业差异、政经因素在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的交织作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下午茶在老师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