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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名家讲座系列】Adam Tooze | 数十亿到万亿：全球可持续发展规模化的失败
发布日期：2024-07-10 04:16 来源：
题记：2024年7月1日上午，北大国发院CCER夏季研讨会的闭幕式有幸请到了Adam Tooze教授作主旨演讲。Adam Tooze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兼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在剑桥大学历史系任教13年，后加入耶鲁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和麦克米伦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他撰写了三本获奖著作：《统计与德国国家：现代经济知识的建立，1900-1945》、《毁灭的代价：纳粹德国经济的建立和崩溃》和《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中文，他的工作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经济史和世界发展的理解。
早上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我知道今天在座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经济学家。而我并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我的工作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世界的动态变化。今天的演讲不是严格的建模或实证研究，而是探讨一个被忽视的大问题：为什么十年前提出的“从数十亿到数万亿”的全球发展议程，到现在还未能实现。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但我们应该讨论这个紧迫的问题。我强调这一点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最接近实现这一议程的地方，因此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我在一些西方的机构中进行过类似的演讲，但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想从2015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开始谈起。2015年各国政府达成了两项全球协议，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不得不共同面对挑战。各国政府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几十年后地球上的生活像我们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设想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共同完成一些事情。
第一个共识是巴黎气候协定，我们需要在2050年至2060年之间实现净零排放，以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2摄氏度之间。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实现净零排放。图中展示了作出净零承诺的国家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中国在2020年作出承诺，随后印度也进行了承诺。目前，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已正式签署净零目标。全球各国政府从未如此同步达成过如此深远的技术转型，每个政府都在制定长期的、明确的技术路线图，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自由市场驱动政策的假设。
同时，各国政府还在联合国大会上达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一目标与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共同存在。SDGs并不是一个单一目标，而是一个包含17个指标的矩阵，这些指标必须都达成才能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承诺，涵盖了人类生存的各个维度。支持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人可以通过佩戴一个小徽章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徽章有17种颜色分别代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你参加像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你会看到人们佩戴这个多彩的徽章，这代表了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我们很需要一个有效政策的单一目标，但SDGs给了我们17个，而这17个目标实际上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目标矩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发展思维认识到问题是多因素的，过于复杂，你必须同时解决多个瓶颈。单一目标的政策可能适用于稳定通胀，但很难适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现代对贫困和发展的分析表明，这些问题是多因素的。它们反映了一些政策机构所称的“多重危机（polycrisis）”的性质。换句话说，我们处在一个由疫情、经济结构变化、气候危机、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世界中，这些都被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涵盖。
目前我们大致知道实现这些目标的成本。因此全球各国政府不仅制定了宏大的目标，还几乎处在一个全球计划经济中。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机构的专家团队大致估算出了需要的支出水平，每年需要数万亿美元，持续数十年。以下是我从Stern等人2022年的报告中获得的一组数据，实现目标所需的投资是数万亿美元级别的。
经济学家们甚至为这些目标的每一项资金来源及预计的额外支出水平做出了估算和流程图。这里展示了基于现有的支出水平和路径，我们未来还需要增加多少资金才能达到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水平。尽管这些估算虽然非常粗略，但能告诉我们，未来我们将通过国内资源动员、援助、非优惠的双边贷款和私人借贷，来筹集达到目标需要的1.3万亿美元。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种预算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每一次全球气候和发展会议，背后都会隐含类似这样的数字矩阵。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于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从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投资（粉色、绿色柱形）相较于化石能源投资（红色柱形）的全球平衡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且近年来差距明显扩大。但我要说的是，对于SDGs中的其他16个目标，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美国和欧盟投入巨大，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却微乎其微。2015年的SDGs中，我们承诺全面推动发展中国家，但现实中却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什么？未能实现这些高度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承诺，会带来什么后果？
你可能会说这并不意外，富国做富国的事，穷国在全球舞台上没有多少影响力，这让它们持续贫穷，陷入恶性循环。但鉴于这些承诺的分量和未来挑战的重要性，这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调查，来理解这巨大差距的真正意义。疫情传播、移民问题和极端主义等都是未能弥合差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差距的反噬风险（blowback）是巨大的。这不是慈善的失败，而是理性的失败。全球发展不是一项慈善事业，而是为了提高我们在地球上集体生存效率并尽量减少风险。我们现在的情况，要么是未能捡起街上的一美元钞票（因为发展非洲经济会让我们所有人更富有），要么是未能为巨大的风险购买非常便宜的保险合同。不管怎样，这都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家们的问题。如果世界充满了未被利用的发展机会，这应该引发深刻的思考。
以疫情为例，全球疫苗计划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经济面临着数万亿美元的风险。这里并不是在指责中国或西方国家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未能在必要的规模上采取行动，比如有效地为大多数非洲人口接种疫苗。这次我们很幸运，疫情最终平息了，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会这样。2022年给中国带来巨大麻烦的奥密克戎变种就是在南非孵化的，这正是潜在风险的预兆。
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慈善或良好愿景的失败，这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你可能会说，也许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种左翼乌托邦，是激进的项目，因此未能实现并不意外。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挑战现有政治或经济秩序，也无意挑战现有的权力分配或财富分配，反而为各地提供了盈利的机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1.3万亿美元的资源开发计划。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似乎是联合国策划的全球资产阶级革命。因为需要通过动员私人融资，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强大的税收体系实现。非洲的国内资源动员意味着建立有效的财政体系，维持私人资本市场，而非激进的转型计划。在需要筹集的1.3万亿美元中，9570亿美元将来自国内资源动员，这将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
批判左翼认为这些可持续发展计划实际上是为黑石这样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设计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的工具，将非洲基础设施变成可交易资产，通过西方纳税人的钱来降低风险。因此，在亚洲之外的左翼人士看来，这些计划实际上与私人权力和私人资本有深刻关联，属于西方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心，而不是极左的政治空间。
在气候领域，像前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前英国中央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这样代表全球精英的人，在2021年11月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表示将有130万亿私人资本投入到气候问题上。这不是社会革命计划，而是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全球生态转型的工具。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这涉及到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它是一个全球资产阶级管理能源转型的执行委员会。这张图展示了主要的金融集团联盟，它们为能源转型共同贡献了数万亿美元。自1990年代以来，这些计划在主流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运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主要参与者的支持。
最后一点，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中国已经在发展领域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从纯粹的建模和理性选择角度来看，西方政策制定者应该会对“一带一路”做出大规模的回应。这里展示了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激增，你可以看到其规模之大。西方政府和分析师对此感到极为不安，并认为这是对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挑战。这是一份廉价的保险合同，它是私人资本利益范围内的项目，显然西方资本应该会支持这种项目，因为它们在与中国竞争。西方政府确实在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盟，以支持其能源转型，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
自2022年以来，西方发展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 JETP），其中的一个工作重点是与南非合作。南非的电力系统面临极大的挑战，严重依赖煤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一个富裕的欧洲国家相当，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相同。南非需要帮助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走向脱碳的未来。南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这一定位可以一直追溯到冷战时期。如果你在非洲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活动，南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与南非的关系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你看到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Ramaphosa）等人一起组织南非的公正能源转型，这是合理的。然而，南非所需的能源转型费用为1.48万亿兰特，而西方的援助还不到需求的十分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分解数据来进一步分析。美国明白它需要帮助南非的能源转型，并认识到这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但是美国的贡献只有10亿美元。
面对中国的竞争，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帮助非洲绿色转型项目，美国能筹集到的总金额只有10亿美元，这简直是个笑话。整个西方的提供总额不到10%，而美国的贡献只有1%。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概念上的问题。美国实际上承诺的是采用混合融资、杠杆融资的模式，用美国方面的注资来动员大量的私人资金，实现成熟效应。但如果美国的注资本身就是私人资金，这根本无法放大。
实际上，南非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必须自己解决。西方已经将这些项目推广到南非、印尼、越南，并正在与印度讨论。在当前地缘政治对抗的言辞中，这些项目如何体现？但当你深入了解时，会发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说，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治。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当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大部分力量——那些将上台并主导美国政治的力量——并不支持为新的地缘经济竞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动员资源。
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到今年年底，美国都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海外支出，他们希望削减预算。如果是这样，混合融资的逻辑就无法运作。混合融资模式的目的是投入少量但重要的公共资金，以在私营部门实现大规模的乘数效应。但是，如果用于南非发展的公共优惠资金总额不是10亿美元，而是2000万美元，你就无法实现任何显著的乘数效应。美国人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他们不能通过国内预算来实现，因此将通过世界银行来实现。他们计划改革世界银行，增加世界银行的贷款能力，以绕过国家预算的限制。你可能看到过关于世界银行改革的讨论，这便是拜登政府的应对措施。
但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实际上美国承诺要通过国会筹集22.5亿美元，他们认为可以加杠杆到200亿美元，然后他们会向欧洲和其他国家施压，让他们也增加贷款。请记住，我们需要的增量是1.3万亿美元，而美国对此的贡献是22.5亿美元，这真的非常少。在2023年的美国政府预算中，美国国防支出几乎接近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外交预算是705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将用于一个国际基础设施基金，以在印太地区进行具有变革性的投资。然而，20亿美元在纽约连建四个地铁站都不够。对于在印太地区进行这样的投资项目，20亿美元根本不够。
能源计划将在2030年之前用30亿美元，来支持开发中国家的5亿人口应对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30亿美元要支持5亿人口，显然是不够的。美国将投入20亿美元以超越中国，但用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城市在任何一年都能超过这个投资。与此同时，欧洲则被乌克兰危机严重分散了注意力。如果你看目前欧洲的援助方向，几乎全部集中在乌克兰，而不再是非洲或其他贫困国家，由于这些冲击，全球发展的优先级降低了。
此外，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大宗商品繁荣在2014年结束，新冠疫情对贫困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自2021年以来的美联储加息也会缩减资金流动。印度担任G20主席期间任命的专家组，讨论了这些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的周期性影响。过去两年中，由于美联储的加息带来的利率冲击，大量资金撤出发展中国家，主要来自私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反周期地推动资金流入以抵消私营资金的流出，但实际上它们却放大了冲击。正如图所示，IMF的贷款是顺周期的，从发展中国家净撤出了210亿美元。
目前的环境下，有非常多政治干扰因素和宏观经济冲击，全球地缘经济也出现了非常怪异的情景：我们表面上说是在与中国竞争，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竞争。在一次与一位长期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德国专家的极度悲观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了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你和美国人谈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他们会说我们根本不认真对待它。日本和越南的合作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用来吓唬中国，假装我们重视与越南的关系。但和这位严肃的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谈话，他会说我们确实真心实意地想帮助南非，但问题在于，在南非很难有所作为。我们做出承诺，但在当地却没有任何行动，缺乏实际行动，很难维持承诺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展。毫无疑问，中国在非洲项目中也会有类似的挫败感。
如果你接受这种逻辑，这就像是鸡和蛋的问题。你基本上是在说，我们需要进行发展，因为他们有严重的发展障碍，而当我们发现他们有严重的发展障碍时，我们决定无法进行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维持的逻辑，导致我们无法前进。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稳健发展的基础必须是扩展其国内财政能力。没有财政能力的扩展，他们就无法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扩展财政能力的政治限制是巨大的。我们陷入了一种复杂的来回拉锯战，导致原本想通过发展金融打破的僵局反而把我们压得退缩，最终放弃了发展金融，这基本上等于承认失败并从战斗中撤退。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像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在一开始就犯了宣布这些目标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要宣布这些目标？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市场改革和市场驱动政策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堆目标，然后让一群民主党人来决定这些目标的成本，最终因为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而感到挫败。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制定这些目标，或许正是因为制定了这些目标，我们才走上了失败之路。这种论点你们应该很熟悉，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反对计划干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情况比这更糟。因为哈耶克反对计划干预的原因是，他认为世界上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如果设定了目标，这些力量就会围绕这个目标改变世界并导致灾难。而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在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组织行动、起作用。可能有些人会说，相比于制定目标而导致资源流向错误的方向，没有任何进展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此，继续制定目标是可以的，因为没有这种社会力量来组织行动。但是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犬儒主义，它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制定全球目标，而不关心这些目标是否会实现。这样合理化自身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到2035年，预期的人口年均变化，以及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数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人口快速增长与气候变化脆弱性之间有着非常糟糕的关联。
如果你从亚洲的角度来看，你会认为新奇之处在于人口增长的结束和人口的稳定。但各位，我们从未生活在一个非洲人口密集的世界里。中国和印度一直都有密集的人口，但非洲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可行的发展模式，且由于气候变化，非洲中部的许多大面积地区将变得无法居住。这些变化将是我们难以应对的历史性的挑战和风险。
我认为目前有三种可能的前进方向去应对这场灾难。首先，是通过更好的方式来打破僵局。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关注了加勒比国家在西方智库支持下发起的布里奇顿倡议，基本上是在当前的体系下，通过对政治经济体系的操纵，尝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是一条相当乐观的路径。
第二，我们可以建立孤立的局部区域，确保对区域内部进行投资回报评估，应用资源并取得良好结果，但这无法隔绝宏观风险，这些宏观风险并没有被大部分投资所覆盖。因此，你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在局部取得非常好的结果，但无法抵御宏观风险。
第三个路径，是呼吁更全面和激进的变革，重新构建整个政策框架和结构。鉴于美国政治的可能前景，目前最有希望的是达成某种欧洲-中国协议，类似于巴黎气候目标，针对非洲发展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一定是直接的联盟或合作，而是拒绝无效竞争，让中国和欧洲在发展融资上相互竞争，共同推动非洲的发展。
我有幸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会议，在会议上，西方和中国的代表讨论了地缘经济和竞争问题。突然，有人意识到坐在角落里的是尼日利亚的外长，无论是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这令人震惊，因为这是一位非常高级的非洲官员。于是大家急忙请他发言。他站起来说：“停止争吵，尼日利亚既需要中国的钱，也需要西方的钱。”说完他就坐下了，那一刻对在场的双方来说都是令人难堪且值得深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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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07-10 04:16 来源：
题记：2024年7月1日上午，北大国发院CCER夏季研讨会的闭幕式有幸请到了Adam Tooze教授作主旨演讲。Adam Tooze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兼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在剑桥大学历史系任教13年，后加入耶鲁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和麦克米伦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他撰写了三本获奖著作：《统计与德国国家：现代经济知识的建立，1900-1945》、《毁灭的代价：纳粹德国经济的建立和崩溃》和《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中文，他的工作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经济史和世界发展的理解。
早上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我知道今天在座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经济学家。而我并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我的工作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世界的动态变化。今天的演讲不是严格的建模或实证研究，而是探讨一个被忽视的大问题：为什么十年前提出的“从数十亿到数万亿”的全球发展议程，到现在还未能实现。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但我们应该讨论这个紧迫的问题。我强调这一点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最接近实现这一议程的地方，因此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我在一些西方的机构中进行过类似的演讲，但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想从2015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开始谈起。2015年各国政府达成了两项全球协议，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不得不共同面对挑战。各国政府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几十年后地球上的生活像我们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设想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共同完成一些事情。
第一个共识是巴黎气候协定，我们需要在2050年至2060年之间实现净零排放，以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2摄氏度之间。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实现净零排放。图中展示了作出净零承诺的国家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中国在2020年作出承诺，随后印度也进行了承诺。目前，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已正式签署净零目标。全球各国政府从未如此同步达成过如此深远的技术转型，每个政府都在制定长期的、明确的技术路线图，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自由市场驱动政策的假设。
同时，各国政府还在联合国大会上达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一目标与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共同存在。SDGs并不是一个单一目标，而是一个包含17个指标的矩阵，这些指标必须都达成才能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承诺，涵盖了人类生存的各个维度。支持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人可以通过佩戴一个小徽章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徽章有17种颜色分别代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你参加像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你会看到人们佩戴这个多彩的徽章，这代表了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我们很需要一个有效政策的单一目标，但SDGs给了我们17个，而这17个目标实际上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目标矩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发展思维认识到问题是多因素的，过于复杂，你必须同时解决多个瓶颈。单一目标的政策可能适用于稳定通胀，但很难适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现代对贫困和发展的分析表明，这些问题是多因素的。它们反映了一些政策机构所称的“多重危机（polycrisis）”的性质。换句话说，我们处在一个由疫情、经济结构变化、气候危机、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世界中，这些都被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涵盖。
目前我们大致知道实现这些目标的成本。因此全球各国政府不仅制定了宏大的目标，还几乎处在一个全球计划经济中。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机构的专家团队大致估算出了需要的支出水平，每年需要数万亿美元，持续数十年。以下是我从Stern等人2022年的报告中获得的一组数据，实现目标所需的投资是数万亿美元级别的。
经济学家们甚至为这些目标的每一项资金来源及预计的额外支出水平做出了估算和流程图。这里展示了基于现有的支出水平和路径，我们未来还需要增加多少资金才能达到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水平。尽管这些估算虽然非常粗略，但能告诉我们，未来我们将通过国内资源动员、援助、非优惠的双边贷款和私人借贷，来筹集达到目标需要的1.3万亿美元。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种预算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每一次全球气候和发展会议，背后都会隐含类似这样的数字矩阵。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于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从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投资（粉色、绿色柱形）相较于化石能源投资（红色柱形）的全球平衡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且近年来差距明显扩大。但我要说的是，对于SDGs中的其他16个目标，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美国和欧盟投入巨大，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却微乎其微。2015年的SDGs中，我们承诺全面推动发展中国家，但现实中却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什么？未能实现这些高度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承诺，会带来什么后果？
你可能会说这并不意外，富国做富国的事，穷国在全球舞台上没有多少影响力，这让它们持续贫穷，陷入恶性循环。但鉴于这些承诺的分量和未来挑战的重要性，这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调查，来理解这巨大差距的真正意义。疫情传播、移民问题和极端主义等都是未能弥合差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差距的反噬风险（blowback）是巨大的。这不是慈善的失败，而是理性的失败。全球发展不是一项慈善事业，而是为了提高我们在地球上集体生存效率并尽量减少风险。我们现在的情况，要么是未能捡起街上的一美元钞票（因为发展非洲经济会让我们所有人更富有），要么是未能为巨大的风险购买非常便宜的保险合同。不管怎样，这都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家们的问题。如果世界充满了未被利用的发展机会，这应该引发深刻的思考。
以疫情为例，全球疫苗计划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经济面临着数万亿美元的风险。这里并不是在指责中国或西方国家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未能在必要的规模上采取行动，比如有效地为大多数非洲人口接种疫苗。这次我们很幸运，疫情最终平息了，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会这样。2022年给中国带来巨大麻烦的奥密克戎变种就是在南非孵化的，这正是潜在风险的预兆。
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慈善或良好愿景的失败，这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你可能会说，也许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种左翼乌托邦，是激进的项目，因此未能实现并不意外。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挑战现有政治或经济秩序，也无意挑战现有的权力分配或财富分配，反而为各地提供了盈利的机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1.3万亿美元的资源开发计划。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似乎是联合国策划的全球资产阶级革命。因为需要通过动员私人融资，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强大的税收体系实现。非洲的国内资源动员意味着建立有效的财政体系，维持私人资本市场，而非激进的转型计划。在需要筹集的1.3万亿美元中，9570亿美元将来自国内资源动员，这将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
批判左翼认为这些可持续发展计划实际上是为黑石这样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设计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的工具，将非洲基础设施变成可交易资产，通过西方纳税人的钱来降低风险。因此，在亚洲之外的左翼人士看来，这些计划实际上与私人权力和私人资本有深刻关联，属于西方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心，而不是极左的政治空间。
在气候领域，像前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前英国中央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这样代表全球精英的人，在2021年11月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表示将有130万亿私人资本投入到气候问题上。这不是社会革命计划，而是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全球生态转型的工具。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这涉及到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它是一个全球资产阶级管理能源转型的执行委员会。这张图展示了主要的金融集团联盟，它们为能源转型共同贡献了数万亿美元。自1990年代以来，这些计划在主流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运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主要参与者的支持。
最后一点，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中国已经在发展领域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从纯粹的建模和理性选择角度来看，西方政策制定者应该会对“一带一路”做出大规模的回应。这里展示了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激增，你可以看到其规模之大。西方政府和分析师对此感到极为不安，并认为这是对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挑战。这是一份廉价的保险合同，它是私人资本利益范围内的项目，显然西方资本应该会支持这种项目，因为它们在与中国竞争。西方政府确实在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盟，以支持其能源转型，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
自2022年以来，西方发展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 JETP），其中的一个工作重点是与南非合作。南非的电力系统面临极大的挑战，严重依赖煤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一个富裕的欧洲国家相当，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相同。南非需要帮助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走向脱碳的未来。南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这一定位可以一直追溯到冷战时期。如果你在非洲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活动，南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与南非的关系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你看到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Ramaphosa）等人一起组织南非的公正能源转型，这是合理的。然而，南非所需的能源转型费用为1.48万亿兰特，而西方的援助还不到需求的十分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分解数据来进一步分析。美国明白它需要帮助南非的能源转型，并认识到这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但是美国的贡献只有10亿美元。
面对中国的竞争，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帮助非洲绿色转型项目，美国能筹集到的总金额只有10亿美元，这简直是个笑话。整个西方的提供总额不到10%，而美国的贡献只有1%。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概念上的问题。美国实际上承诺的是采用混合融资、杠杆融资的模式，用美国方面的注资来动员大量的私人资金，实现成熟效应。但如果美国的注资本身就是私人资金，这根本无法放大。
实际上，南非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必须自己解决。西方已经将这些项目推广到南非、印尼、越南，并正在与印度讨论。在当前地缘政治对抗的言辞中，这些项目如何体现？但当你深入了解时，会发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说，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治。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当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大部分力量——那些将上台并主导美国政治的力量——并不支持为新的地缘经济竞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动员资源。
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到今年年底，美国都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海外支出，他们希望削减预算。如果是这样，混合融资的逻辑就无法运作。混合融资模式的目的是投入少量但重要的公共资金，以在私营部门实现大规模的乘数效应。但是，如果用于南非发展的公共优惠资金总额不是10亿美元，而是2000万美元，你就无法实现任何显著的乘数效应。美国人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他们不能通过国内预算来实现，因此将通过世界银行来实现。他们计划改革世界银行，增加世界银行的贷款能力，以绕过国家预算的限制。你可能看到过关于世界银行改革的讨论，这便是拜登政府的应对措施。
但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实际上美国承诺要通过国会筹集22.5亿美元，他们认为可以加杠杆到200亿美元，然后他们会向欧洲和其他国家施压，让他们也增加贷款。请记住，我们需要的增量是1.3万亿美元，而美国对此的贡献是22.5亿美元，这真的非常少。在2023年的美国政府预算中，美国国防支出几乎接近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外交预算是705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将用于一个国际基础设施基金，以在印太地区进行具有变革性的投资。然而，20亿美元在纽约连建四个地铁站都不够。对于在印太地区进行这样的投资项目，20亿美元根本不够。
能源计划将在2030年之前用30亿美元，来支持开发中国家的5亿人口应对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30亿美元要支持5亿人口，显然是不够的。美国将投入20亿美元以超越中国，但用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城市在任何一年都能超过这个投资。与此同时，欧洲则被乌克兰危机严重分散了注意力。如果你看目前欧洲的援助方向，几乎全部集中在乌克兰，而不再是非洲或其他贫困国家，由于这些冲击，全球发展的优先级降低了。
此外，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大宗商品繁荣在2014年结束，新冠疫情对贫困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自2021年以来的美联储加息也会缩减资金流动。印度担任G20主席期间任命的专家组，讨论了这些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的周期性影响。过去两年中，由于美联储的加息带来的利率冲击，大量资金撤出发展中国家，主要来自私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反周期地推动资金流入以抵消私营资金的流出，但实际上它们却放大了冲击。正如图所示，IMF的贷款是顺周期的，从发展中国家净撤出了210亿美元。
目前的环境下，有非常多政治干扰因素和宏观经济冲击，全球地缘经济也出现了非常怪异的情景：我们表面上说是在与中国竞争，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竞争。在一次与一位长期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德国专家的极度悲观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了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你和美国人谈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他们会说我们根本不认真对待它。日本和越南的合作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用来吓唬中国，假装我们重视与越南的关系。但和这位严肃的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谈话，他会说我们确实真心实意地想帮助南非，但问题在于，在南非很难有所作为。我们做出承诺，但在当地却没有任何行动，缺乏实际行动，很难维持承诺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展。毫无疑问，中国在非洲项目中也会有类似的挫败感。
如果你接受这种逻辑，这就像是鸡和蛋的问题。你基本上是在说，我们需要进行发展，因为他们有严重的发展障碍，而当我们发现他们有严重的发展障碍时，我们决定无法进行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维持的逻辑，导致我们无法前进。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稳健发展的基础必须是扩展其国内财政能力。没有财政能力的扩展，他们就无法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扩展财政能力的政治限制是巨大的。我们陷入了一种复杂的来回拉锯战，导致原本想通过发展金融打破的僵局反而把我们压得退缩，最终放弃了发展金融，这基本上等于承认失败并从战斗中撤退。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像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在一开始就犯了宣布这些目标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要宣布这些目标？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市场改革和市场驱动政策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堆目标，然后让一群民主党人来决定这些目标的成本，最终因为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而感到挫败。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制定这些目标，或许正是因为制定了这些目标，我们才走上了失败之路。这种论点你们应该很熟悉，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反对计划干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情况比这更糟。因为哈耶克反对计划干预的原因是，他认为世界上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如果设定了目标，这些力量就会围绕这个目标改变世界并导致灾难。而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在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组织行动、起作用。可能有些人会说，相比于制定目标而导致资源流向错误的方向，没有任何进展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此，继续制定目标是可以的，因为没有这种社会力量来组织行动。但是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犬儒主义，它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制定全球目标，而不关心这些目标是否会实现。这样合理化自身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到2035年，预期的人口年均变化，以及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数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人口快速增长与气候变化脆弱性之间有着非常糟糕的关联。
如果你从亚洲的角度来看，你会认为新奇之处在于人口增长的结束和人口的稳定。但各位，我们从未生活在一个非洲人口密集的世界里。中国和印度一直都有密集的人口，但非洲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可行的发展模式，且由于气候变化，非洲中部的许多大面积地区将变得无法居住。这些变化将是我们难以应对的历史性的挑战和风险。
我认为目前有三种可能的前进方向去应对这场灾难。首先，是通过更好的方式来打破僵局。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关注了加勒比国家在西方智库支持下发起的布里奇顿倡议，基本上是在当前的体系下，通过对政治经济体系的操纵，尝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是一条相当乐观的路径。
第二，我们可以建立孤立的局部区域，确保对区域内部进行投资回报评估，应用资源并取得良好结果，但这无法隔绝宏观风险，这些宏观风险并没有被大部分投资所覆盖。因此，你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在局部取得非常好的结果，但无法抵御宏观风险。
第三个路径，是呼吁更全面和激进的变革，重新构建整个政策框架和结构。鉴于美国政治的可能前景，目前最有希望的是达成某种欧洲-中国协议，类似于巴黎气候目标，针对非洲发展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一定是直接的联盟或合作，而是拒绝无效竞争，让中国和欧洲在发展融资上相互竞争，共同推动非洲的发展。
我有幸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会议，在会议上，西方和中国的代表讨论了地缘经济和竞争问题。突然，有人意识到坐在角落里的是尼日利亚的外长，无论是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这令人震惊，因为这是一位非常高级的非洲官员。于是大家急忙请他发言。他站起来说：“停止争吵，尼日利亚既需要中国的钱，也需要西方的钱。”说完他就坐下了，那一刻对在场的双方来说都是令人难堪且值得深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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