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数据，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2022年，全球GDP排名前15的国家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排名第8，在15个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张丹丹长期研究国内劳动经济、健康经济方向，关注国内转型期的弱势群体。她从2015年开始研究国内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发现从1982年到2020年，国内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22%，比同时期下降16%的男性劳动参与率速度更快、范围更大。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张丹丹发起疫情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相对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复工进度更慢，居家办公可能性更大。”其中，处于家庭内部的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下降更明显，“家庭照料负担是导致女性职场损失的重要因素”。

虽然研究中的数据不能实时更新，但这些研究与近几年国际上“女性衰退（she-cession)”的讨论共同展示一种女性在当下的工作处境，提醒我们注意这种不平等，并尽力找到缩小差距的方式。 

以下内容根据张丹丹口述和公开发表文章整理。

记者｜李晓洁

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相比男性下降速度更快

我从2015年开始关注并研究国内劳动参与率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的性别差异。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历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得出从1982年到2020年近40年的时间里，在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7%下降到55%，男性劳动参与率则从92%下降到76%，有6%的性别差异。这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结果比较吻合。

要先说下这个数据下降的前提。与世界相比，国内的劳动参与率数据是从一个极高值下降到正常水平的过程，其他国家近些年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与中国下降后的数据基本齐平。所以不是说我们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男性下降快，就说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低，相对其他国家，我们相当于回到正常水平。

背后的原因，你可以回想下上世纪80年代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很少有不参与就业，或者失业的状况，劳动参与率极高。而后续我们的研究中也发现，2000年是中国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的一个节点，这时国内劳动力市场中的私有部门占比更高，市场化后女性劳动参与率开始降低，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发生在2000年后。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为什么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有这种差距？不同代际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当时在国内几乎没人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但这确实是个真实的现象和问题。

除了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2015年我和合作者开始尝试使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回答这个难解之题。我们选择了在北京不同代际出生的群体。这些群体主要集中在城镇，因为当年国家统计的数据大部分也在城镇。我们想通过问卷、游戏设置分析他们的竞争意愿，从而反映不同代际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意愿。三个代际分别是1958、1966、1977年出生群体，他们完全成长于经济改革时代，每个群体各取样100人。

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1958年出生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竞争意愿甚至高于同时期男性；1966年出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稍微低，1977后出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打个比方，就像一杯水，每一个时点上都有那个代际的人进入，这些人参与的意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杯水在不同时期的浓度是不一样的。

说到原因，一个比较确切的解释是——在一个人关键的发育年龄阶段，接触不同的制度/社会规范会显著改变这个人的行为、竞争意愿，进而影响他/她的劳动参与程度。

比如1958年代出生的女性，她们在1950年新的《婚姻法》修订之后出生，当时女性地位有所提升。等到了她们成长、发育的年龄，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在性别观念上的宣传口号推翻了儒家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也能开飞机、烧锅炉，社会上似乎不太容忍可以工作但选择不工作的人，这种意识形态到了高峰。体现在我们的实验中，1958年代出生的女性就业意愿极高，行为上比男性更有竞争意愿。到了1966年这一代，她们到初中就开始经历经济改革，政治宣传口号弱化，因此我们观察到这个代际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稍微下降。1977年这一代同样明显，他们经历了市场化变革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影响开始加强，一些此前推翻的旧传统又回来了，这必然影响女性的竞争意愿，甚至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参与率。

作为对照，我们在研究中还选取了同样上述三个代际的中国台北女性作为调查的对比组，北京和台北共享儒家文化传统根源，只是台北没有经历文化和制度上显著变化。分析显示，中国台北女性早期竞争意愿不如内地，但因为她们完全受市场经济影响，接受发达国家的社会规范，女性劳动参与率缓慢上升，其变化趋势与其他国家接近，最后与大陆女性劳动参与率趋同。

目前，我们仍关注国内劳动参与率的问题。一些新的发现是，过去四十年间，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处于劳动力年龄“两头”的人群——16-24岁的年轻人，以及51-65岁的城镇老年人。

年轻人劳动参与率降低幅度最大，这跟国内四十年“义务教育改革”、“高校扩招”等教育政策相关，年轻人接受教育、提升人力资本，自然减少了劳动供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去掉“在校生”后，年轻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仍有明显的下降，这可能说明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工作、不读书”的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群体。另一头的50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但在城乡角度是相反的趋势：农村老年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而城镇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这种差异部分与城镇强制退休制度高度有关。

疫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我从硕士时期就关注性别问题，到现在20多年，性别问题一直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比如失业问题，这几年国内讨论多的是青年失业率很高，在2000年前后国内也有一波下岗失业，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关注下岗女工，主题是男女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进入学术界后，我关注的群体是被忽视的，甚至是在统计层面上无法被看到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易被政策制定者忽略，但他们又是大多数，必须要有人强调他们的存在。比如留守群体、流动人口、女性等。再加上我本身是女性，小时候也是留守儿童，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本能更想理解这些群体的处境，以及其背后反映的经济、社会问题。但这部分研究通常不好做，数据不够，需要自己去收集，所以研究周期也会很长。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一开始是武汉封城，后来其他城市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封控。我在北京，小区也是封锁状态，但我当时在家根本待不住，因为我意识到这种封控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它造成短时期内经济几乎完全停摆，经济又影响民生、影响到每个人。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无法抑制自己想做这方面研究的冲动，关于疫情对国内就业市场的影响，具体包括性别视角，家庭内部时间分工、内部矛盾等等，太多值得研究的视角了。后来我发现，这些研究也能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呼应，在疫情这个全球性的公共危机背景下，其实更凸显出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状况。

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关于疫情造成“女性衰退（she-cession）”这个说法，即使放到现在看，国内也少有研究团队自行搜集大样本数量，分析女性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影响的文章。我是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正式开始着手这个研究。

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只能线上做调查和实验，我又希望样本量足够大，最终确定与腾讯智库平台合作。这个平台的好处是它能锁定问卷投放对象。比如我需要找的是2019年疫情前还在岗的劳动力，我想知道在岗群体中有多少人失业、停工、何时复工等等，需要对特定人群进行锁定。问卷的投放和支付方式也决定了调查的成败，我们借助用微信投放问卷，采用微信支付，这对线上调查来说非常容易操作。

2020年3月初，我面向一万多人发出了第一份问卷，有效回收了5800多份之前在业的样本。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包含了3512个已婚家庭的信息，覆盖中国325个城市的各行各业，也尽量考虑到乡镇和农村地区。我后续在6月、12月都进行追踪调查，基本涵盖了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缓和后的工作信息。从6月开始，问卷新增收集已婚家庭配偶的工作状态信息、家庭分工等信息，希望了解家庭层面内，夫妻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差异。

2020年底，数据回收结束后，我们发现，总体上，相对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复工进度更慢，居家办公可能性更大。2020年末，女性从业者相对男性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了6.1个百分点。周工作时间显著减少了3.7小时，月工资损失了462元。女性失业时长超出半年的比例高达28%，男性则为16.4%。而居家工作的女性比例更高，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女性居家办公的比例比男性高出25-35%。

这个结果主要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是疫情的带来的经济下滑主要打击的是服务性工作，而这些行业多为女性主导；二是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她们更可能牺牲工作，顾全家庭，导致工作时间减少、失业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

这两种解释哪个更主要？通过对家庭内部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职业、行业的分布差异不是女性处于就业劣势的最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婚姻、未成年子女会加剧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平等。疫情期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合作模式更明显。相对丈夫，妻子更不可能复工、更易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有6岁以下子女会进一步加剧职场妈妈的弱势地位。妻子们在疫情年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特别是更多地陪伴孩子的学习，同时妻子们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上网时间和运动时间都明显少与其丈夫。

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收入或人力资本水平比丈夫高的妻子，可以扭转其家庭劳动参与上与丈夫的差异，但也不意味着妻子的劳动时间因此减少。如果有6岁以下的子女，妻子即使有“强议价能力”，也几乎无法减轻她在家庭照料上的负担。

最后，在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发现女性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已婚职场妈妈经历了更大的心理健康冲击。还有一个数据我没放到文章中，是疫情期间自杀事件中男性数量略高于女性，这看起来与我们前面的分析结果不符，但如果看增长率，疫情期间女性自杀增长大于男性，这也能从一个侧面佐证女性心理健康问题。

实话说，这些数据总体上跟我本人、我周围的女性感受相似。我记得数据搜集结束后，我先写了个文章，转发到朋友圈。我身边好多人看到后都过来找我说，她们在家庭中感受到的牺牲、无力、挣扎。也有超出我想象的部分，是2020年12月搜集的数据，当时国内疫情放缓，整个国家经济数据还不错，失业率也不高，但没想到还是有许多女性失业，没有回到工作岗位，成为家庭主妇，这有点让我惊讶。面对大的公共危机时，女性更容易，或者说更可能被迫作出让步。

这个研究中的数据搜集到2020年底就结束了，我没有继续比较后来几年的数据。现在关于疫情期间的研究可能比较敏感，也不是当下关注的主流，文章不容易发表。但回看这些数据，再想想我们身边的低婚育率现象，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其实都有关联。

这些年，我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找到有助于缩小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的方式。不管是从文化/规范上培养女性的意识，还是从社会服务上关注女性相关的需求（比如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可负担的托儿服务），甚至家庭成员多关注家庭内部的弱势一方，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参考文来源于张丹丹及合作者文章：
“Gender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ompete: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with Alison Booth, Elliott Fan and Xin Meng),Economic Journal, 2019, Volume 129, 618(1): 734-764. 
“Working mothers’ dilemm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Yiling Zhao and Yaxuan Liu)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Volume 84，10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