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世界经济思想史领域知名学者Warren Young做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带来题为《以扎根式思想史方法解读新结构经济学》的专题讲座。

WarrenYoung是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现代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增长理论史研究，尤以凯恩斯经济学、IS-LM模型、理性预期、内生增长理论及剑桥马歇尔讲座史等领域的著述见长。他在方法论上独树一帜，提出“扎根式经济思想史方法”（grounded approach），强调回到经济思想的真实起源，并追踪其发展、演化、传播与形态演变。

讲座结束后，包括新经济学家智库在内的多家中国机构于Warren Young举行了座谈。在谈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AI）对经济模型和经济史的影响时，Warren Young对新经济学家智库表示，回顾经济史，机器替代人力正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现象，当前AI带来的变革与之相似，但又存在本质差异。他认为，相较于主流经济学范式，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分析AI经济问题。

Warren Young指出，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AI能够被纳入生产函数模型，作用于资源配置与人力资本需求。传统生产要素包含土地、劳动与资本，劳动可细分人力资本，资本可区分高低技术类型。AI既可以作为独立生产要素，增强数控机床等低技能资本的效率，也可作为资本的乘数或加速器参数，放大不同类型资本的生产效能。

反观主流经济学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间替代弹性不变的生产函数（CES函数）”，难以容纳AI变量，强行引入就需要重构生产函数；而主流范式之所以难以处理AI，是因为它们的参数已经过载。无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创造性破坏模型，还是卢卡斯模型、索洛模型，如果再加一个AI增强参数，模型就会“爆炸”。

而新结构经济学具备更强的一般性，哪怕只是把经典生产函数按人力资本细化、再按“AI增强的资本”细化，这个最简单的古典生产函数也能变成高度复杂、高度重要的分析工具，仅通过细化人力资本、增设AI增强资本的相关参数，即可构建分析框架，用以刻画AI效能的不同增长路径。研究者只需把AI对资本生产能力的影响参数化：是线性增长、曲线增长，还是先指数上升后趋平的S曲线？目前学界尚且没有定论。他与多位同事讨论都认为，对于电动汽车问题和AI技术问题，相信依托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会比西方现有范式做得更好。

Warren Young强调，AI革命常被类比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但二者社会冲击模式截然不同。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通过砸毁机器反抗技术变革，这类手段在AI时代不再适用。实体机器人可以被关停、破坏，但AI系统依托底层架构运行，无法以简单物理方式对抗。工人可以抗议AI，可对着机器人拳打脚踢毫无意义，因为AI运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因此时代的核心挑战，转向政府监管制度设计，需要防范AI失控，避免系统发展出脱离人为控制的自我保护能力——即便拔掉插头、关掉开关，系统仍可能继续运行，这也是AI治理亟待回应的深层难题。

Warren Young用一个例子做了形象的比喻：“如果我对着酒店送餐机器人踢一脚，它可能被踢翻、被关停，一旦它学会踢回我，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以下是略经编辑的对话实录：

问题1：如何看待新结构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关系？

Warren Young：可以用“森林与树木”这个比喻，来界定新结构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关系。其他经济学理论与学术流派如同独立的树木，聚焦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而新结构经济学是一片完整的森林，是具有统领性的综合研究范式，覆盖多元的经济研究议题。

当前新结构经济学已衍生出二十多个新兴且持续发展的细分研究领域，包括：新结构金融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这种多领域同步拓展的格局，是其他单一经济学范式不具备的特征：主流经济学范式多为聚焦型理论，仅针对特定问题形成解释框架；而新结构经济学是开放的综合型范式，始终在向外拓展一般模型的应用边界。

这一“森林与树木”的比喻也得到了林毅夫教授的认可，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综合性范式，而不是一个聚焦性范式，这也精准概括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综合研究范式的核心比较优势。

问题2：新结构经济学是否主要适用于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

Warren Young：如果仅将新结构经济学视为解决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问题的理论，会极大限制其理论价值。当前新结构经济学已在向发达经济体的相关问题延伸，且具备适配前沿技术变革的天然优势。

以电动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正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迈进，当前国内正大规模布局电动汽车产业，但如果缺乏技术预判，产业可能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过时风险。未来十年内，飞行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可能实现商业化落地，将彻底重构汽车产业的技术形态，使当前的电动汽车技术路径快速落后，如同汽车替代马车一般形成代际差。

新结构经济学相较于主流经济学范式，更适合应对大规模技术变革与技术预判问题，核心原因在于其底层的动态属性：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以动态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基础，能够适配技术跃迁、阶跃式变革等非连续、非线性的技术变化；另一方面，主流的“新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模型”、“传统技术进步模型”本质上是静态分析框架，即便名义上引入时间维度，也无法有效处理技术跳变、阶跃式发展等非线性变化场景。

基于这一优势，新结构经济学可拓展出“新结构技术预测”等全新研究方向，解释新技术引入、技术扩散、技术生命周期等各类经济现象，为后发国家的产业布局、技术投资提供理论支撑。对于年轻一代经济学者而言，技术变革相关的经济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极具潜力的研究赛道。

问题3：有观点认为“西方传统经济理论难以应对全球停滞与不平等”，对此您是否认同？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应对传统理论的局限性？

Warren Young：首先需要厘清基本事实：全球经济停滞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存在显著的地域分化——非洲等南半球地区面临明显的增长停滞，印度等南亚经济体、美国、加拿大等北美经济体仍保持增长，南美地区增速放缓但并未陷入绝对停滞。

不平等则是伴随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现象，自亚当·斯密时代至今始终存在，且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特征：美国的不平等突出体现为区域收入差距，欧洲的不平等与本土居民和外来劳工的身份差异高度相关，中国也存在因自然资源禀赋分布不均导致的区域收入差距。

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等）难以有效回应停滞与不平等问题，存在两方面核心局限：

其一，政策层面的主流模型解释力不足。各国央行普遍使用的新凯恩斯模型，虽吸纳了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但无法充分解释劳动力市场非出清等结构性问题，这一缺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已充分暴露。从历史脉络看，央行的宏观模型经历了多轮演化：从1950-1960年代的凯恩斯宏观模型，到新古典IS-LM框架与货币主义的分野，再到转向新古典方向聚焦通胀治理，最终形成当前的新凯恩斯框架，但始终未能突破静态、单一模型的局限。

其二，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存在天然边界。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实证分析为主，基本不涉及分配等规范性议题，而增长停滞与收入不平等恰恰兼具实证与规范双重属性，单一的实证框架无法形成完整解释。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同时涵盖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范畴，可依托结构性分析工具，针对不同区域的禀赋特征选择适配的细分模型，精准解释区域间的增长分化与收入差异。同时，新结构经济学可构建专属的评价指数，识别易陷入增长停滞、收入不平等的区域，实现对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同步分析，这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不具备的能力。

问题4：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为政府”假说引发了广泛讨论，您怎么看？

Warren Young：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就是经济学的核心争议命题。斯密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仅承担市场无法有效供给的公共品职能，如教育、国防。值得一提的是，斯密曾因阅读约翰·洛克的著作被牛津大学开除，这一经历使他对牛津的教授体系持批判态度，甚至提出大学教授的薪酬应与听课学生数量挂钩。

而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为政府”，并非颠覆性的全新概念，而是对各国长期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总结。从全球经济史看，有为政府的实践早已广泛存在：

比如，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已出台大量联邦层面的监管政策，覆盖食品行业、能源行业等多个领域；

比如，罗斯福新政是有为政府的典型实践：通过公共工程计划创造就业，建设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大型基础设施。该项目提供的大规模电力供应，为美国二战期间的工业生产、原子弹研发提供了关键的能源支撑，是美国赢得二战的重要基础之一；

比如，美国联邦高速公路计划、二战后英国的国有化改革、法国的国家干预实践，本质上都是有为政府的具体体现。

换言之，有为政府的实践贯穿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命名。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是对这类长期实践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

当前学界对有为政府的争议，多来自极端自由市场或极端计划的立场，普遍忽略了有为政府实践的普遍历史。即便是芝加哥学派等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发源地，其早期研究者也受益于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的福利与科研资助。

当前美国政府本身就具备鲜明的“有为政府”特征：联邦政府持续资助高校与企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推手。有为政府的核心不是盲目干预市场，而是前瞻性地布局具有长期价值的项目，助力产业与经济的长期发展。

问题5：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互补作用，二者边界在哪里？相比经济思想史上经典的“市场与政府”讨论有和新意？

Warren Young：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这一框架是对经济思想史上“政府与市场”经典争论的延伸与突破。

从理论源头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未直接提出“有效市场”概念，而是提出了“有效需求”——即实现市场出清的需求水平。斯密的核心逻辑是市场出清状态下效率最优，若市场无法出清产生产品过剩，就会造成资源浪费与效率损失。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互补框架，核心前提是有为政府发挥正向辅助作用。必须承认，政府干预不当确实会导致资源错配、市场扭曲，但有为政府的定位是辅助市场更好运行。

一方面，竞争性市场、垄断竞争市场本身具备出清能力，即便出现产能过剩，也可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市场出清；有为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定价，阻碍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消化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政府的核心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而非介入市场的日常运行。但现实中，即便是美国这样被视为自由市场标杆的国家，政府也通过税收等方式深度介入市场：各州差异化的销售税、所得税，会造成跨区域的价格差异与资源流动扭曲。

例如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相邻，汽车销售的税率差异显著，导致纽约居民会通过获取康涅狄格州居住身份的方式跨州购车，本质上就是政府税收行为带来的市场摩擦；又如佛罗里达州的工资水平偏低，但该州不征收州级和市级销售税，商品价格相应更低，同样体现了政府税制对市场价格的直接影响。从全美范围看，各州的税制、教育体系、劳动力结构均存在差异，跨州的价格、工资水平差异显著，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行为的影响。

从经济思想史的脉络看，早期的“政府-市场”争论核心是“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普遍持二元对立的视角；而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将命题升级为“政府如何优化市场运行”——政府可以通过设计、完善市场规则，消除市场扭曲，提升市场运行效率。这是对传统“政府-市场”二元对立框架的突破，政府角色发生了变化，我们当然希望政府的“有为”是建设性的。

问题6：您如何看待AI革命？它会怎样影响经济学理论与模型？

Warren Young：AI技术的深度渗透正在重塑产业形态与资源配置逻辑，也对经济学的底层分析框架提出了挑战。对比历史上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学理论变革，AI革命同样将推动经济学范式的演化，而新结构经济学在这一轮变革中具备更强的适配性。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对人力的替代，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等理论的发展；而AI技术则是对生产要素的深层重构。新结构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本就具备精细化的要素拆分能力：劳动要素可按人力资本水平、年龄结构进一步细分，资本要素可分为高技术资本与低技术资本，这为AI要素的纳入提供了充足的框架空间。

具体而言，AI可通过两种方式纳入新结构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分析体系：一种是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资本并列，进入生产函数体系；另一种是作为资本的增效参数，对不同层级的资本形成乘数、加速器效应——既可以提升高端技术资本的生产效率，也可以赋能机床、数控设备等传统中低端资本，提升全生产链条的效率水平。

相比之下，主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创造性破坏模型、卢卡斯/索洛增长模型，本身已存在较多约束条件，加入AI要素后模型复杂度会大幅提升，甚至难以自洽。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具备更强的包容性，可通过参数化AI的影响路径（线性增长、指数增长、S型增长等不同模式），将AI顺畅纳入生产函数分析体系。

同时，AI革命带来的挑战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也延伸至治理层面。历史上工业革命曾引发工人的反抗，工人通过破坏机器表达对技术替代的不满；但AI具有分布式、非实体的特征，传统的抗议、物理破坏方式不再有效。如何构建系统性的政府监管框架，避免AI技术失控，是AI时代需要同步解决的治理命题。■

文章来源：新经济学家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