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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 徐晋涛： 巴黎协定与“十三五”环保政策
发布日期：2016-06-12 11:5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巴黎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巴黎气候协议》，在我看来，核心成果有两个：一是参会的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需控制在2℃以内”作为目标，并为把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而努力；二是150个国家都带来自主减排的承诺。发展中国家过去一般认为气候问题是发达国家带来的，自己不应该承诺减排，但是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基本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自主减排承诺。
会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评论称，虽不完美，但具有里程碑意义。“不完美”，我的理解就是2℃的目标和现有的承诺存在很大的鸿沟，要想实现2℃的目标，各国加起来不能超过一定的排放量，但是现在各国承诺的排放量加起来却远远超过这个排放量。
如果按照很多科学家的说法，现在2℃目标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为此再做一次努力，这是非常可喜的。但现实是，目前多国的承诺都属于姿态性的承诺，数字指标不能满足要求。将来气候谈判的焦点将是这些主要排放国如何实现自己的承诺。
对中国而言，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排放轨迹，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但是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争取2025年或者2020年达到峰值，认为只有这样，2℃的目标才能实现。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2030年达到峰值的承诺，我们十年前就做好了技术预案。但是，现在既然接受了2℃的目标，没有切实可行的行动变化肯定是不行的。在我看来，“十三五”期间，经济政策、环保政策都会受此影响。为了弥合这两个鸿沟，为了让巴黎协议不成为一张废纸，在减排方面，我们还会出台更加积极的政策，做出更大的努力。
雾霾问题，实际上很多专家并不认为怎么难解决，但有几件事情应该要做。首先就是要接受短期内的经济下行。很多产能过剩的产业实际上都是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要想使雾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必须避免扶持产能过剩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
要想改善环境，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目前中国是40亿吨的煤炭消费，如果降到20亿吨，带来的就是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我们需要有好的产业政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从长期来看，节能减排，改善环境，仍然要靠能源结构转型。全人类现在的目标是本世纪中叶期实现零排放，化石能源完全退出能源行业，可再生能源全部代替化石能源。中国也应该赶上这个趋势，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并且政策要落地。
落地，最重要的是要有激励政策。我们过去的环保政策，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淮河治理这么多年，据说关停了4000家企业，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一家都没有真正关，关了停，停了开，周而复始，一直在污染。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关停企业带来的社会成本太高，对地方经济来讲无法承受。如果实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把最落后的产能淘汰掉，而不是行政性地指定关闭企业，相对来说，给地方带来的经济冲击要小很多。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中国环保的产业或者执法面最薄弱的环节是地方政府，一是因为过去环保措施依靠行政关停并转，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压力太大；二是地方政府做环保没有好处。如果实行的环境税，能实现双重红利，地方政府加强环保的同时还能带来收入，那么激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环境执法的落地也就有了保障。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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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 徐晋涛： 巴黎协定与“十三五”环保政策
发布日期：2016-06-12 11:5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巴黎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巴黎气候协议》，在我看来，核心成果有两个：一是参会的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需控制在2℃以内”作为目标，并为把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而努力；二是150个国家都带来自主减排的承诺。发展中国家过去一般认为气候问题是发达国家带来的，自己不应该承诺减排，但是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基本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自主减排承诺。
会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评论称，虽不完美，但具有里程碑意义。“不完美”，我的理解就是2℃的目标和现有的承诺存在很大的鸿沟，要想实现2℃的目标，各国加起来不能超过一定的排放量，但是现在各国承诺的排放量加起来却远远超过这个排放量。
如果按照很多科学家的说法，现在2℃目标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为此再做一次努力，这是非常可喜的。但现实是，目前多国的承诺都属于姿态性的承诺，数字指标不能满足要求。将来气候谈判的焦点将是这些主要排放国如何实现自己的承诺。
对中国而言，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排放轨迹，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但是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争取2025年或者2020年达到峰值，认为只有这样，2℃的目标才能实现。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2030年达到峰值的承诺，我们十年前就做好了技术预案。但是，现在既然接受了2℃的目标，没有切实可行的行动变化肯定是不行的。在我看来，“十三五”期间，经济政策、环保政策都会受此影响。为了弥合这两个鸿沟，为了让巴黎协议不成为一张废纸，在减排方面，我们还会出台更加积极的政策，做出更大的努力。
雾霾问题，实际上很多专家并不认为怎么难解决，但有几件事情应该要做。首先就是要接受短期内的经济下行。很多产能过剩的产业实际上都是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要想使雾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必须避免扶持产能过剩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
要想改善环境，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目前中国是40亿吨的煤炭消费，如果降到20亿吨，带来的就是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我们需要有好的产业政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从长期来看，节能减排，改善环境，仍然要靠能源结构转型。全人类现在的目标是本世纪中叶期实现零排放，化石能源完全退出能源行业，可再生能源全部代替化石能源。中国也应该赶上这个趋势，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并且政策要落地。
落地，最重要的是要有激励政策。我们过去的环保政策，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淮河治理这么多年，据说关停了4000家企业，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一家都没有真正关，关了停，停了开，周而复始，一直在污染。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关停企业带来的社会成本太高，对地方经济来讲无法承受。如果实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把最落后的产能淘汰掉，而不是行政性地指定关闭企业，相对来说，给地方带来的经济冲击要小很多。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中国环保的产业或者执法面最薄弱的环节是地方政府，一是因为过去环保措施依靠行政关停并转，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压力太大；二是地方政府做环保没有好处。如果实行的环境税，能实现双重红利，地方政府加强环保的同时还能带来收入，那么激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环境执法的落地也就有了保障。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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