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教授与林毅夫教授

今年是林毅夫老师从教三十年的年份。严格来说，我不能算是林门弟子，但掐指一算，我来CCER工作也超过十年了。十年之中，受林老师的指点、帮忙、推荐无数。虽非入门弟子，但受林老师的点拨次数恐怕也可堪比一般林门弟子。春日易懒，但总觉得需静下心来写点文字，记下这些年林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哪怕是挂一漏万。

最早听说林老师的大名，事实上是96年大三暑假到北大学考研辅导班的时候，在北大三角地书店买的一本《中国的奇迹》。在此之前，自己对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连一知半解都没有。看了那本书之后，虽说对书中部分内容还是似懂非懂，但的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二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觉得那本书是经典之作。两年前，同一位研究做得非常出色的教授聊起来林老师的书，他认为林老师用两个关键词成功地刻画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前约15年的发展（1978-1994），那就是比较优势和经济收敛。毕竟，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走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林老师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能不断地发展，乃至最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理论基石又是经济收敛理论。虽说这两个概念都不是林老师发明的，但林老师把它们放在一起，并用之来系统诠释、解读中国经济则是林老师的首创。特别地，林老师强调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不需要政府补贴，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我实现其“自生能力”的。总之，林老师因为这本书开始真正出名，开始走向世界。而自看了那本书之后，我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林老师的“粉丝”。

十年之后，我博士毕业后到港大工作，权衡再三，也终于下定决心回大陆工作。其时有幸接到CCER的面试邀请，心中暗想：如果CCER给offer的话，我一定要去。记得很清楚，在波士顿参加AEA面试看到林老师时候，就好像见到了心中的英雄、明星一样，特别激动，觉得发挥得比其他面试要好。大约一个月之后，接到了CCER的林老师的offer，我想都没想，马上签字，快递寄出。从拿到offer到寄出确认信，耗时不超过五分钟。虽然我那时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我相信，有林老师在，来CCER错不了。

一年之后，有幸随林老师一起到芝加哥面试新老师。有一个小事，过了十年但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和林老师一起出门打车，到了之后，我正准备掏钱付费，其实不多，也就是20多美元，但林老师坚决地把我拦住。说：“你挣钱不容易，我来。”接着，对黑人司机说：“let us make it 30”。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温暖，也很感动，觉得林老师特别地亲切。

 在学术上，林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刚来时，那时林老师已经很忙，但他每周二都跟我们年轻老师吃工作餐，问问大家各自研究的进展情况。如果时间比较充裕，就会周二下午听听年轻老师讲讲自己的工作论文，并提一些建议。有一次他说，我们做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要画地为牢。比如有人做应用微观，就整天沉迷于回归的细节，而看不到宏观全局。而做应用宏观的人，也要切忌研究空而无物，重要的是融会贯通，触类旁通。那一席话直到今天，对我帮助还是很大。

2007年的冬天在北京郊区开会, 跟林老师一起散步，聊到如何写论文做研究。我问林老师，模型回归等做好之后，该怎样才能写出比较漂亮的英文论文呢？林老师说，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一开始写起来觉得有力没处使很正常。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五、六篇相关的经典论文同时放在桌面上，慢慢研究琢磨。“当然不是说要去抄袭他们，但同时读，读多了，就会对文章如何起承转合自然触类旁通。”事隔多年，林老师的这个教诲我依然记得很清楚。事实上，回想起来，没有林老师的或明或暗的指点和扶持，自己可能很难在如此激烈竞争的学术环境中生存下来，更别说发展。

之后，我经常参加发展组的组会，也终于有机会跟林老师合作论文。我们经常一起讨论论文的细节。2008年春季的一个傍晚，跟林老师讨论完论文的进展后，林老师得去跟学生讲中国经济专题，他让我也一起过去听听，以便更好的把握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我就坐林老师的车过去理教。不消说，300多人的教室基本上都坐满了。林老师具体讲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林老师的讲课逻辑非常缜密，而且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如果录下来的话，马上就可以成书出版。而且，不知不觉间，两节课就过去了，我记得当时课间是没有休息的。听林老师的课，好比读马克思的书，如果你认同他的理论假设、出发点，那么基本上很难找出其理论逻辑的漏洞。林老师的这个功夫，哪怕到今天，也是我要好好学习的。

不消说，林老师相当忙，也十分勤奋。事实上，只要林老师在北京，他基本上都是晚上在单位里加班的。我们年轻人因为晋升压力，晚上在单位加班是很正常的。那时，CCER总有几间办公室晚上是亮灯到很晚的，林老师的办公室就是一间，而且通常是关灯最晚的一间。林老师通常都是过了午夜才走路回家的。或者也是为了锻炼身体，林老师走起路来也很快。所以，我也好几次有缘在深夜和林老师一起疾走。

2008年5月底，林老师马上就要离开经济中心去世界银行任职了。我们自然是非常不舍，因为也不知道林老师是否还愿意回来。毕竟正如一位老外朋友说的，以林老师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世行任期结束之后，如要去欧美的世界一流大学当教授，那是很容易的事。带着许多疑问，我一天晚上去跟林老师道别。正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从302外面的门缝里看到，林老师发现了窗户边有点尘埃，他轻轻地用手把尘埃弹出，扔到垃圾桶。我于是大胆断定，林老师跟我们一样，也是同样的不舍。所以，我没有问林老师是否会回来，因为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林老师在世行四年，忙是不消说的。这几年，我也没少打扰他。记得有一次评副教授，需要推荐信，因为要得急，需要请他第二天就帮写。我本来不抱希望，多少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没想到林老师第二天果然就帮我提交了，而且他那时好像还是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出差。事实上，过去十年，我已经记不清林老师帮我写了多少推荐信，有评职称、有申请课题、有出书求推荐语，也有申请参评各种奖项。平心而论，没有林老师的无私地不懈地大力推荐、栽培，自己在学术界上不太可能有什么成绩的。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我都特别的感激，同时也特别地惭愧，总觉得成绩寥寥，辜负了林老师的期望和栽培。

2012年5月林老师回来，学院组织了个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在此之前，林老师先做了个讲座谈中国经济。其时，整个学术界、官方主流媒体都一味强调增加消费拉动内需，认为增加消费是帮助中国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康庄大道。我其时自己心里对这个观点是打了个问号的。因为道理很明显，居民持久收入不增加的话，何来的增加居民消费？但主流的声音是如此的大，大有众口铄金之势，所以我也没有写文章辩驳。但林老师在那次会上非常明确地提出：拉动内需没错，但不能通过增加居民消费，而是应该通过投资这驾马车。当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私人投资，也可通过增加基建实施增加公共投资。我那时听了这话之后，震动真的很大，倒不全是因为认同这个观点，而在于佩服林老师的这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真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于我而言，要我说这些话需要勇气。但对林老师来说，可能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我在欢迎会上也说了，特别佩服林老师，林老师的这席话可谓“举世皆浊我独清”。

也是因为林老师的举荐，我过后不久接了个联合国的课题，做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减贫。2012年8月份同林老师一起去维也纳开会。课题的成果是一本书，准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写得还算顺利，主编也挺满意的，但就抓住一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不见得对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因为比较优势是可以动态发展的，比如说中国目前的主要出口品其时多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虽说我并不见得认同他的观点，但觉得也不是什么本质的事情，再说人家非常资深，就想认同他的观点算了，加个脚注，一笔带过，文章早点接受，发表完事。跟林老师聊起此事，林老师一脸正色，说：“那怎么能因为他资深就不跟他辩呢？”在林老师的鼓励下，我在发言中着重强调，虽然中国的出口品目前多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但其实主要因为加工贸易的缘故。其他国家看中的正是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所以，说到底，劳工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是最主要的原因。对方也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这件事对我触动也很大，林老师是真的在言传身教地教我们：不唯上，只唯实。

事实上，林老师的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研究启发也很大。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专注做加工贸易的研究，毕竟加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抓住了加工贸易，就相当于抓住了中国外贸研究的牛鼻子。后来自己的研究成果居然也很幸运地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想，没有林老师当年的点拨，自己可能不知道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多久。

或许是因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原因（我的研究领域跟林老师的研究方向比较接近），又或许是林老师有意栽培，许多国际会议，如果林老师太忙、去不了的话，经常举荐我代表参加。这样不知不觉间也跑了近40个国家。但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雅加达，又或是在非洲，只要提出林老师，不管是否认同林老师的观点，大家都会对林老师竖起大拇指，称赞林老师是“a very impressive person”。而我也因此有机会时不时跟林老师出差。林老师不管多累多忙，他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是精力充沛、笑容满面，而且永远充满自信。记得2014年非盟会议，有幸跟林老师一起去埃塞出差。我们是先一天到，休息之后再讲。而林老师是早上6点到亚的斯亚贝巴，9点就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而埃塞的总统就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做笔记。时至今天，当我面临困难，面临挑战，在各种重要的场合需要发言时，想起林老师的自信、林老师的笑容时，总会觉得多了许多从容，添了不少信心。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没有太多时间读很多本书。同样，当我们的后辈想要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的故事，他们不太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读许多书。但我相信，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是我们这个年代可以传世的不多的一本经典著作。其实林老师的这本巨著并不只是讲比较优势和经济收敛，更重要的是强调没有套用任何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中国经济，所以，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这一思想也在林老师三十年的研究中一以贯之，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也是他在后来的著作《本体和常无》所强调的精神。

电影《一代宗师》说有句话，一代武林宗师会经历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下、见众生。江湖也好，学术也罢，我想可能大致都差不多。我有幸跟林老师共事的这十年，应该已是林老师到了“见众生”的阶段。如同其他同事、同学一样，我受益许多。而比起那些无缘直接认识林老师的人来说，自己无疑是十分幸运的。所以，在纪念林老师任教三十周年之际，请允许我说一声：谢谢您，林老师，我永远的导师。

作者: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