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了探寻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专门设置了阵容强大的新增长全球议程理事会，该全球性智库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管理教授迈克尔·斯宾塞担任主席，由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傅军担任副主席。在2013年达沃斯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专门组织了一场斯宾塞教授与傅军教授的对话。两位学者高屋建瓴，分别从经济的供应侧和需求侧角度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了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新的增长点。

以下是这次对话的要点：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世界经济是互联互通的, 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政策与治理至关重要。今天,各国决策者的要务依然是恢复经济保持增长。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如何才能够使这个变幻莫测、紧密关联的世界恢复增长? 带着这些问题，在2013年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邀请了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管理教授, 达沃斯全球议程新增长理事会主席)和傅军(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达沃斯全球议程新增长理事会副主席)来做解答。斯科特·卡尔布(Scott Kalb, KLTI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主持了他们的讨论。

问: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已经没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了吗?

【傅军】在我看来, 发达国家似乎已经把工业化的潜力挖掘尽了。超越工业化这个历史阶段, 发达国家还没有开发出显著和令人信服的提升生产力的源泉。有人曾把IT和服务型产业说得天花乱坠。是的, IT或许前途无量, 但其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研究, 但却没有确切的答案。至于服务型行业，如投资银行、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等，如果他们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产, 生产率或许会因此而提高，但是问题还是，生产率到底能提高多少呢? 回头看, 这些所谓提高效率的种种说法其实是夸大其词了。

但是超越工业化时代,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发达国家还存在新的增长点。假如他们选择再工业化，进行绿色环保的生产制造，那将是一个新的巨大的增长点。但是,再工业化的前提是重新校对金融业, 使之与实体经济形成合适的比例。当然这是个颇有难度的政策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还涉及政治。目前公共政策环境是否允许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朝着更环保的方向实现再工业化, 这还不是个定数。此外, 技术进步无疑是增长的源泉。但是这里我们要当心，技术如不分类型，在全球范围内，其收益分配效应或许是负面的。例如，大量采用机器人来取代人的劳动,对收益分配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有一种可能是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扭曲供求关系、导致产能过剩。如果在全球范围出现供应侧与需求侧不相匹配, 那对全球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

【斯宾塞】谁也不知道未来经济增长点会在哪里出现。假如我们现在是上世纪80年代, 即便当时已有了因特网，但谁也没有预料它会产生那么大的效应。从长期看，发达国家基于创新和生产力激发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2.5%，扣除物价因素。但是，现在谁能确定地说这样的增长率会下降呢。看看美国经济，有纳米技术、升级版机器人、3D打印机，还有页岩气这种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虽然这可能会给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看来仅就美国经济而言, 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经济增长。再看发展中国家，它们还远未耗尽其追赶所能带来生产率上升的潜能。这不仅是它们自身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问：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增长不平衡?

【斯宾塞】根据世界银行估计, 今后5至10年中, 中国将向发展阶段处于更早期的发展中国家输出8500至1亿个工作岗位,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高附加值的工作。这是本世纪前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机遇。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暂且不论其对错，一直抱怨自己没有能力与中国展开竞争。这回好了，中国把机会让出来了, 就像若干年前的韩国一样, 这次机会该轮到它们了。

【傅军】直到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有3，即出口、投资和消费。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出口熄火了，剩下的是投资和消费。但中国的投资有问题, 因为其中有一大部分继续是政府主导的，而非私营部门。从长远计，政府向经济体注入大量财政货币是不可持续的；剩下的是消费。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中国必须扩大国内消费。关键是增加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从中国经济的供应侧来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但前提是中国继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鸿沟, 包括制度技术, 如深化市场改革和依法治国。但是, 如果我们眼下只看中国经济的需求侧，那情况似乎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出口已不再强劲了。由此，中国经济若要继续保持增长势头，那就必须继续通过改革在供应侧和需求侧之间找到一个合理和有效的匹配；不然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问: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国家应扮演何种角色?

【傅军】说到底，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源泉。因此，如果你站在人类知识的最前沿, 那么你或许应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事先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下一步。但是, 如果你是从后面奋力追赶, 那么让政府起相对大的作用，这或许也在理。因为从后往前追赶,至少更有前进的方向感。除此之外,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即便在新兴市场体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比例也必须恰到好处。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若要继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就必须继续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这点很重要。具体对中国而言，还需要完善要素市场，包括土地、人力、资本。

【斯宾塞】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里, 但相应的治理结构却远远落后了，这会让人有种不稳定或动荡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政府，即政府有资源和能力来应对突发的休克。在需求侧发生休克时，政府能提供过渡性补救；若供应侧结构调整需要，政府能进行大规模投资。

我完全同意傅军关于政府作用的看法，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是个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 其间政府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我同时认为，发达国家也有必要严肃讨论一下，在这个休克频发的世界，难道没有必要更强调一下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侧。当然，这很快会引发意识形态的争论。如果政府政策过多地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侧，潜在风险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管理低效。如何在两侧找到最佳平衡点，是很有意义的讨论。

问：2013年以及今后几年中, 各国领导人应当提防哪些系统性风险?

【斯宾塞】首当其冲是欧洲，欧盟在结构上有缺陷, 他们止至今还没修好。第二是美国，美国政府意见分歧导致民众无所适从。第三是中国，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中国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发展模式孰是孰非的讨论，其中涉及强大的既得利益。如果听起来我感到悲观，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错误的人控制了改革议程, 那么改革停滞也不是没有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中国经济不进则退。

【傅军】 中国目前的中途改革，即半计划半市场，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进而这还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面，给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复杂性。如果仅仅建立了商品市场，但政治行政权力依然垄断要素市场, 且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能同时涉足两边, 那么这些制度因素会加剧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最终会导致内需不足。因此, 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 包括建立法治和要素市场，这样中国才能更顺利地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