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 首页
- 观点
林毅夫:为迎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而做好准备
发布日期:2023-05-29 01:32 来源:
编者按:2023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简称“林班”)招生宣讲会成功举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首席教授林毅夫作总结发言,并在交流互动环节详细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本文根据现场发言和交流互动内容整理而成。
这是林班招生每年一度的第四次宣讲活动,该说什么呢?许多关于为何选读林班的话以前都讲过了,想来想去,我想到了狄更斯的《双城记》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日也是失望的冬日”,对于各位面临专业选择的同学来说也许会对所处时代有同样的感受。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从1978年到2022年四十四年的时间内,年均增速达到9%,如果只看最近十年,从2010年的10.3%的经济增速一路下滑,即使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增速已经下降到6.0%,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增长目标是5.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意味着各种机会的增加减慢,统计局刚公布的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首次突破20%。各位可能听到一个新的词语,“内卷”,什么东西都非常竞争。雪上加霜的是各位不仅仅面对的是国内竞争压力的增加,过去像你们这么优秀的学生许多想去美国留学深造,拿博士学位,留在美国教书、做研究或回国工作。但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对我国各种打压,出国的机会也进一步减少。
不仅是国内经济本身的下滑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两三月以来我想各位还关注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它基本上能够做应试考试佼佼者能做的各种事情,而且能够做得更好。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北大学生,标榜的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论各种事情都能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但是ChatGPT能够做得更好。一些非常好的职业,例如律师、医生、会计,这些职业在美国需要考执照,现在ChatGPT可以考得比绝大多数人好。因此,很多原本大家认为很好的工作机会,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格局和新技术的冲击,正在逐渐减少。
回想起来,我们这代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每个人基本上只要努力,一切就会向好,这与现在不一样。从这点来说,你们所处的时代,就像《双城记》所讲的,是失望的冬日。
时代的压力,很多人都看到了,甚至感受到了,内卷和躺平成了许多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另一方面,就像《双城记》所讲的,对各位来说,这也会是最好的时代。其道理且听我给各位解释。
这个看法我不是今天才突然有的。记得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应邀撰写了一篇祝贺文章,在文章中我做了一些预测: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我的预测,因为当时在国内受过完整且系统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人只有六位海归博士,都在我1994年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上知名的华裔经济学家也不超过五位。
为何我在1995年的文章中对中国经济学家在21世纪的地位会有那么乐观的预测?因为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的奇迹》,书中研究了历史上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分析了中国1978年改革后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道理。根据这些理解我做了两个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回顾历史,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一直到1930年代,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是凤毛麟角;二战之后到现在,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同样是凤毛麟角。当然,要成为大师引领理论思潮,需要高智商,但是,这种大师产生中心的转移不可能是在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学家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突然变聪明了,英国的经济学家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突然间变笨了。其背后的道理是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实际上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在了解英国的经济现象时英国自身或在英国工作的经济学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当英国在经济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时,英国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出自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上世纪60、70年代媒体上常打的一个比喻是美国经济打喷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就会患重感冒,研究美国为何打喷嚏比研究其他国家怎么患重感冒的价值更大,同样基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美国成了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绝大多数出自美国。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使在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下滑,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30%左右,到2030年左右,按市场汇率计算,我国应该也会超过美国。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时,成为二十大报告所说的先进的发达国家,那时我国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所以我国的经济规模会是美国的两倍,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就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近水楼台先得月”,届时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也将辈出于中国。
那么对于在座的各位你们面对的是希望的春日,还是失望的冬日?取决于你们怎么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应试能力强,读了很多书,遇到问题立马就能联系到学过的理论。沿着这个传统,目前国内经济学界一般拿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是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种学习和研究方式不能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产生新的理论,也就不能抓住时代机遇,引领理论新思潮。如果各位沿袭着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学习,那么你们的时代可能会是失望的冬日。要抓住时代机遇,需要改变过去应试教育的研习方式,看到问题不能马上想着去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要自己去了解现象的本质、决定因素以及作用机制,自己想清楚,自己有了解释以后,再去看文献里是否有相同的解释,如果没有,就是提出了一个有创新性的理论。其实,现有的主流理论也都是这么来的,那些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对于他所处时代的重要现象提出的经济理论绝对不是套用过去的理论或从过去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而是自己观察现象、了解其本质、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并构建理论来阐述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因果逻辑而提出来的。
现在大学经济学系的本科教育一般要求学生学习现有的理论,做研究一般教学生拿着数据跑回归,看相关性,找现有的理论来给予解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将和时代机遇失之交臂。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想改变这种传统的研习方式,希望从本科生入门开始就培养同学们自己观察现象、自己提出理论来解释现象的方法和所需要的能力。掌握了这个方法、有了这个能力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将会处于最好的时代。
当然,实验班的学生毕业后未必要以经济学的研究作为职业,但是,有了自己认识现象的本质、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的能力将使同学们不管从事何行何业都能无往而不利。要认识世界之变,才能抓住时代的机遇,理论都是过去经验、过去现象的总结,时代在变,揭示现象背后道理的理论也相应变化,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了解其本质、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才能认识世界,做出正确的选择。经济学家要创新理论必须这样,大企业家要开发新市场、掌握新科技所给予的机遇也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有名的大企业家是大学的drop out。大政治家要推动社会进步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决策,比如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按照教科书上的理论应当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基于国有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和电力电讯等经济运行的产业,邓小平推动了渐进双轨的改革,我国才避免了苏东休克疗法所遭遇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获得稳定和快速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想改变应试教育的学习和思考方式,我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教育概括成5个理念:道正,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认识到经济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现象的道理学理哲理;术高,技术能力很强,必须掌握经济学最前沿的数理、计量、实验、行为方法;业精,必须精通专业,要深入了解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并有批判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求实,实事求是,参与实践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出发,自己认识其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事达,学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同学们抓住时代的机遇,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这套教育理念也得到国家的认同。第一届本科实验班七位同学毕业后的出路都相当令人满意。各位同学如果对新结构经济学感兴趣,我非常欢迎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相互学习切磋,抓住时代机遇,成就个人事业,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
问答:
Q:刚刚听林老师发言,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强调我要超车我就要变道,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未来可能会到中国,但是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速,这也意味着现在面对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我们在过去的四十年一直在学习别人的路,怎么才能在更危险的阶段找到自己的路并保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
林老师:非常好的问题!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参考借鉴别人的经验,但是,中国一直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路。在取得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增长奇迹的同时,每年好像都是问题重重。从历史上来说,未尝不是这样,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黄金时代,都是后人的评价,看当时人的笔记、诗词、文章,那时的社会经济也同样是充满了问题。其实,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问题与机遇并存,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作为一位年轻人如果能够驾驭时代的变化,就能够有所成,反之,就会被潮流推着走,会非常卷非常累,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和别人比我一向被认为过于乐观,但是,事后看来和我的预期总是相符。一般人的判断经常关注的是问题,我正好相反,在了解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关注潜力和机遇。抓住机遇,经济社会就会发展,创造更多的资源和条件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当然,发展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总是如此交错前进,所以,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机遇。成功人士的思维方式一般都是这样。就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在传统产业上我国处于追赶阶段还有后来者优势;对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带来的新领域,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有人才多、市场大、各种硬件配套齐全的换道超车优势;对于极少数可能被卡脖子的技术,我国有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外国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都是问题,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总存在许多机遇。抓住机遇个人能够有成就,也能够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Q:林老师您好,这个学期我选修了经院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接触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性预期理论,凯恩斯理论倾向于从主观视角去研究经济问题,过于主观;新古典理性预期理论倾向于从数理的视角去研究经济问题,过于理性,他们对于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有很大程度的脱节,所以我想请问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以什么样的方法论去研究世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在部分接纳的基础上做理论创新还是全新地进行理论创新?
林老师: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数理与计量方法,研究与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提出有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转型与运行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都以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的,为其理论构建的微观基础,最大的差异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为暗含前提,而新结构经济学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出发,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物资基础,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不同导致这些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从而在不同的产业和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合适的产业与技术也就不同,产业的规模经济、风险、交易的特性有异,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的方式有共性也有特殊性,新结构经济学就是揭示这样的道理。主流经济学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的唯一结构,是二维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所以是三维的经济学,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既包含了现代的主流经济学,也拓张了现代经济学。
Q:林老师您好,我们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进行研究,虽然主流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价值不大,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在于资金都是短缺的,但是中国的市场规模是巨大的,同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有独特的领导制度,我想问的就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资金短缺外还有什么共同点?
林老师:天下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就像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片叶子都有差异性,如果要把每片叶子的各种细微差异都描述清楚,那么,一片叶子可能就需要有一本百科全书才够,那样的知识有用吗?因此,任何理论都要舍像各种细枝末节,只保留关键的变量,只要保留的关键变量具有一般性,这样的理论就有一般意义。就经济发展的例子来说明,不管在任何发展程度或政治体制的国家经济要发展就要求技术创新,主流经济学讨论的创新一定是发明,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世界最前沿,要创新只能靠发明,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世界前沿有差距,不管任何体制可以用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的来源,这样的创新方式的风险更低,机会成本更小。另外,在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让企业家能发挥其创新的精神,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让其创新的活动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而言,都是需要的,不过,市场失灵的地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不同,需要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也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相似,所以,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市场和发挥政府有为的作用的经验就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总的来说,现有的主流理论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其条件和发展中国家有质的差异,因此,套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中总结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一般道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就有更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自提出来以后除在我国之外、在非洲、中亚和波兰的许多实践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看法。
本文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