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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维方：教育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
发布日期：2023-02-16 03:07 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教育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作用，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并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这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部署，特别强调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体现了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战略思维达到新高度。那么，在我国当前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应该怎样认识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作用呢？
一、教育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因此必须靠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并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靠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教育则是造就这种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基础，是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源泉。2021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在校生2.91亿人，其中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在学研究生333.24万人，其中博士生达50.95万人。正是通过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人力资源支持。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的科研项目696714项，其中基础研究303197项，应用研究328869项，实验发展研究64648项，当年专利申请数高达328896项，其中发明专利193474项，实用新型专利119687项，获得专利授权268450项，同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合同19936项，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70%以上是由大学承担的。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正是因为有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才有一切战略性、原创性技术进步。大学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上。基础科学研究探讨世界的客观规律，拓展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知边界，是实现技术引领的前提，也是颠覆式、跨越式创新的源泉。没有电磁理论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便不会发展出现代的电力科技和电子科技；没有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就不会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各种半导体器件的发明，也不会催发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产业革命；没有20世纪一系列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就不会有今天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说，近100年来，人类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积累和广泛应用，而大学正是开展基础研究的最重要基地，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战略作用。
二、教育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和城乡协调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倾斜，助力这些地区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而高质量人力资本则是提高这些地区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显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量的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经济增值，即导致经济增长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生产过程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进步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本是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的跃升，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在各个区域的均衡配置，将会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根据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将省级行政区按财力状况分为5档，中央承担10%—80%不等的教育支出责任。在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方面，明确将国家制定分地区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调整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基准定额，所需经费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按比例分担，其中第一档由中央财政分担80%；第二档由中央财政分担60%，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奠定了财政基础。同时，在高等教育招生指标和学生资助等专项资金支持方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体现了通过教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论述区域协调发展时，还特别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而教育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不断更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收入也更高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
第二，教育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必要前提。城镇化进程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手段，更是一个人自身发展的过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不是阶层城镇化，即通过严格筛选的招聘等方式抽调农村相关人才到城镇；也不是简单的空间城镇化，即农村人口通过低筛选或无筛选的方式，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镇打工，但是这些农民工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更不是单纯的生活城镇化，即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城镇的农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城市居民，但是并没有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更没有在户籍上真正融入城市。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公共领域更加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这些素养必须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才能形成。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三、教育是开放发展的重要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以开放为必由之路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并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产业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既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受益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互合作与交流。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对外开放在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促进“双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优秀文化成果与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例如，截至2020年6月，我国已经在16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41个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极大增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语言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与友谊。同时，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228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达1196个，为推进我国经济的开放发展创造了必要的人文条件。
其次，教育在开放发展中的作用还体现在人才培养上。根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我国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同时，通过来华留学项目，我国一方面吸引了大批国际高层次人才，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都为我国的开放发展奠定不可或缺的国内外人才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双向、高效有序的教育对外开放，既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也要加大力度吸引更多优秀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扩大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合作，使教育对外开放成为促进“双循环”的有效机制。同时推动教育交流这一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的有效机制，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四、教育是绿色发展的驱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以绿色为普遍形态的发展，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实现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大量研究从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上揭示了教育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着基础性战略作用。
首先，教育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形成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行为模式。国际经验表明，教育事业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之间存在着协同发展趋势。教育平均发展水平和质量越高的国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越高，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耗也越少，绿色经济占比也越大。例如，十年前我国每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耗水1340吨，而美国是410吨，德国是220吨，日本是190吨。考虑到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因此降低耗水量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1年的7.5年上升到2021年的10.9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大大增强，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升，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28%和39.6%，经济发展更加绿色。
其次，实证研究显示，教育在绿色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显著大于教育促进传统经济增长的作用，即除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教育还有将经济变得更为“绿色”的功效。教育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即一国的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进而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以具有相应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群体为基础的，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很好地适应高附加值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说人才的高度决定产业的高度。而教育正是通过提高人的知识技能，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使国家能在产业的不断更新换代中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从而实现能够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教育通过其人才培养功能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驱动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再次，教育还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带来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这类创新同样有助于发展绿色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发展都有赖于创新的推动，这些创新一方面能够开创新的生产方式、带动新的需求，提高经济的总量；另一方面还能让生产方式更为合理，从而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创新又高度依赖于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和观念，这些都以良好的教育为支撑。
五、教育是促进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以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根本目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教育是实现这一系列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重要机制。
首先，要实现共同富裕，先要“富裕”，即通过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不断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做大做好“蛋糕”，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分好“蛋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空谈共同富裕，结果只能是“均贫”。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从而为共同富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优质公平的教育能够在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的同时，增进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认识到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而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增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祉，因此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再分配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三次分配，从而有利于面向全社会把蛋糕分好，促进共同富裕。
再次，尽管再分配在调节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共同富裕过于依赖再分配，则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并可能导致税负加重。这不仅损害经济效率，迟滞经济增长，而且仅仅是从结果上缩小收入差距，但创造财富的能力差距却没有缩小，进入下一轮经济循环的时候，收入差距可能又会由于能力差异再现出来。因此，仅在再分配上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之一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加大再分配力度的同时，通过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力发展优质公平、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知识和能力，使具有不同禀赋和潜能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人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
最后，要特别注重优质教育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因此，在通过教育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能力过程中，要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倾斜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女的致富能力，提高其经济收入水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积极的向上的代际社会流动，促进社会的整体经济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公平。因此，发展优质公平的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之一。
总之，教育在高质量发展的五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而要发挥好教育的这种作用，必须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推进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好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国家。
（闵维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人民教育》2022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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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维方：教育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
发布日期：2023-02-16 03:07 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教育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作用，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并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这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部署，特别强调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体现了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战略思维达到新高度。那么，在我国当前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应该怎样认识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作用呢？
一、教育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因此必须靠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并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靠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教育则是造就这种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基础，是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源泉。2021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在校生2.91亿人，其中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在学研究生333.24万人，其中博士生达50.95万人。正是通过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人力资源支持。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的科研项目696714项，其中基础研究303197项，应用研究328869项，实验发展研究64648项，当年专利申请数高达328896项，其中发明专利193474项，实用新型专利119687项，获得专利授权268450项，同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合同19936项，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70%以上是由大学承担的。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正是因为有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才有一切战略性、原创性技术进步。大学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上。基础科学研究探讨世界的客观规律，拓展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知边界，是实现技术引领的前提，也是颠覆式、跨越式创新的源泉。没有电磁理论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便不会发展出现代的电力科技和电子科技；没有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就不会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各种半导体器件的发明，也不会催发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产业革命；没有20世纪一系列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就不会有今天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说，近100年来，人类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积累和广泛应用，而大学正是开展基础研究的最重要基地，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战略作用。
二、教育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和城乡协调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倾斜，助力这些地区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而高质量人力资本则是提高这些地区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显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量的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经济增值，即导致经济增长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生产过程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进步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本是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的跃升，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在各个区域的均衡配置，将会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根据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将省级行政区按财力状况分为5档，中央承担10%—80%不等的教育支出责任。在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方面，明确将国家制定分地区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调整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基准定额，所需经费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按比例分担，其中第一档由中央财政分担80%；第二档由中央财政分担60%，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奠定了财政基础。同时，在高等教育招生指标和学生资助等专项资金支持方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体现了通过教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论述区域协调发展时，还特别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而教育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不断更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收入也更高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
第二，教育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必要前提。城镇化进程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手段，更是一个人自身发展的过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不是阶层城镇化，即通过严格筛选的招聘等方式抽调农村相关人才到城镇；也不是简单的空间城镇化，即农村人口通过低筛选或无筛选的方式，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镇打工，但是这些农民工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更不是单纯的生活城镇化，即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城镇的农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城市居民，但是并没有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更没有在户籍上真正融入城市。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公共领域更加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这些素养必须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才能形成。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三、教育是开放发展的重要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以开放为必由之路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并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产业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既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受益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互合作与交流。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对外开放在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促进“双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优秀文化成果与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例如，截至2020年6月，我国已经在16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41个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极大增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语言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与友谊。同时，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228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达1196个，为推进我国经济的开放发展创造了必要的人文条件。
其次，教育在开放发展中的作用还体现在人才培养上。根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我国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同时，通过来华留学项目，我国一方面吸引了大批国际高层次人才，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都为我国的开放发展奠定不可或缺的国内外人才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双向、高效有序的教育对外开放，既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也要加大力度吸引更多优秀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扩大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合作，使教育对外开放成为促进“双循环”的有效机制。同时推动教育交流这一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的有效机制，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四、教育是绿色发展的驱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以绿色为普遍形态的发展，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实现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大量研究从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上揭示了教育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着基础性战略作用。
首先，教育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形成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行为模式。国际经验表明，教育事业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之间存在着协同发展趋势。教育平均发展水平和质量越高的国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越高，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耗也越少，绿色经济占比也越大。例如，十年前我国每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耗水1340吨，而美国是410吨，德国是220吨，日本是190吨。考虑到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因此降低耗水量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1年的7.5年上升到2021年的10.9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大大增强，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升，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28%和39.6%，经济发展更加绿色。
其次，实证研究显示，教育在绿色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显著大于教育促进传统经济增长的作用，即除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教育还有将经济变得更为“绿色”的功效。教育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即一国的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进而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以具有相应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群体为基础的，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很好地适应高附加值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说人才的高度决定产业的高度。而教育正是通过提高人的知识技能，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使国家能在产业的不断更新换代中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从而实现能够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教育通过其人才培养功能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驱动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再次，教育还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带来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这类创新同样有助于发展绿色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发展都有赖于创新的推动，这些创新一方面能够开创新的生产方式、带动新的需求，提高经济的总量；另一方面还能让生产方式更为合理，从而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创新又高度依赖于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和观念，这些都以良好的教育为支撑。
五、教育是促进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以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根本目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教育是实现这一系列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重要机制。
首先，要实现共同富裕，先要“富裕”，即通过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不断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做大做好“蛋糕”，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分好“蛋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空谈共同富裕，结果只能是“均贫”。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从而为共同富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优质公平的教育能够在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的同时，增进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认识到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而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增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祉，因此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再分配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三次分配，从而有利于面向全社会把蛋糕分好，促进共同富裕。
再次，尽管再分配在调节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共同富裕过于依赖再分配，则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并可能导致税负加重。这不仅损害经济效率，迟滞经济增长，而且仅仅是从结果上缩小收入差距，但创造财富的能力差距却没有缩小，进入下一轮经济循环的时候，收入差距可能又会由于能力差异再现出来。因此，仅在再分配上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之一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加大再分配力度的同时，通过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力发展优质公平、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知识和能力，使具有不同禀赋和潜能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人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
最后，要特别注重优质教育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因此，在通过教育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能力过程中，要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倾斜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女的致富能力，提高其经济收入水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积极的向上的代际社会流动，促进社会的整体经济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公平。因此，发展优质公平的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之一。
总之，教育在高质量发展的五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而要发挥好教育的这种作用，必须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推进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好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国家。
（闵维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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