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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大学的国家属性
发布日期：2021-12-24 10:32 来源：
题记：2021年12月19日，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的演讲内容整理。
前面林毅夫教授和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中提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人才和教育。在国家的发展中，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把教育做得更好？如何才能让教育更有能力支撑国家的发展？这其中涉及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在此与大家一起探讨。
如今大家都说，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确，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大学发生了巨大的、令人赞叹的变化。作为变化的亲历者，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初期，一切相对容易，进入深水区以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
简单回顾近些年出台的一些教改措施，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改革很成功，有些改革不那么成功。有时候，我们已经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应对措施，但常常是“事与愿违”，解决了一个问题，却诱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教改进入深水区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为什么有些改革很成功，有些不太成功？
第一，从政策环境看，目前国家对教育和学术都是非常重视的，投入也非常大，很多大学创办一流大学的决心也非常坚定。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氛围并不理想，学校、学者和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并没有充分激发出来。
第二，从大学发展看，很多学校尚处在资源驱动的发展阶段，校园建设、基础条件、办学规模等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塑造学校内涵文化、树立办学理念、建设合理机制等方面，特别是在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方面，仍有许多欠缺之处。
第三，从学术研究看，我们中国大学发表的SCI文章全球最多，但原创相对较少，关键技术还掌握在别人手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国外。如何调动学生的内在创造潜力，而非仅仅传授专业知识？这方面仍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四，从人才培养看，2021年10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如何使改进学术文化，营造好的学术氛围，使中国成为优秀人才向往和聚集的学术殿堂，这方面仍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说，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四唯”现象很严重。实际上，文章、职称、学历、奖励作为学术评价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把这些指标与地位、待遇甚至学术资源挂钩，学校就被赋予了很强的功利色彩，科学精神和学术氛围因此也受到了玷污。
另外，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复杂问题，解决起来是比较难的。例如，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多阅读、多讨论、多与老师交流，我们曾经尝试把大学阶段的必修学分从180分降到130分。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学生们有了时间，并没有去深入研究或读书，而是去读第二学位。他们仍然在不同的课堂间奔波，没有深入思考，或者去针对某一课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面对学生长期形成的应试习惯，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这是教育改革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否则只能是：愿望很丰满，结果很骨感。
建立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和教育的国际合作正面临挑战。官方和校际的国际合作关系陷入停滞，民间学术交流也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正面临一项新的、紧迫的任务，即建立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建立起自主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学术和人才体系，才能赢得尊重，才能更好地合作。最近，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提出要重视人才的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的独到竞争优势。
客观地讲，经济快速发展、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以及大量的人才储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但在教育理念、学生应试习惯、独立的科学精神、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等方面，我们仍存在短板或面临挑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改进。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当然要包括一流的学术基础研究条件，这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环境和氛围，使我们的学生和学者能够心无旁骛地学习和做学问。只有当学者和学生们在国内比国外发展的更好，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世界各国的学术和人才体系都有自己的特色。美国吸引人才的实力很强，各国人才聚集到美国，他们的顶级学者中有近一半来自国外。日本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的顶尖学术人才主要都是自己培养的。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术和人才体系的自主性也是很强的。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人才流失严重。与此同时，借助国际教育与学术合作，也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批顶尖学术人才。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建立我国的自主人才体系，让我们的大学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学的国家属性
大学有一些基本属性，国家属性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大学还有更为基本的属性，包括教育的个人属性、学术的人类属性等。大学想要发展，教育和学术想要发展，这些属性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首先来看大学的国家属性。在很多人看来，大学是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这足以说明今天的大学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国家属性，并且这一属性在逐渐加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和趋势。
与蔡元培时代相比，大学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巨变。因此当我们谈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时，必须清楚今天的知识活动已具有非常强的利益属性。知识在创造财富，也在产生权力。当教育和学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时，国家自然会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比如，现在的学术研究资助主要来自国家，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很多私立大学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科研资助来自联邦政府。
由此可见，大学的国家属性越来越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大学在刚刚出现时，并不具有国家属性。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是一所由学生创办的大学，常被称为学生大学。巴黎大学也是成立较早的大学之一，它由教师自发组织而成，也称作教师大学。当时，建立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和老师的安全和利益。
不难看出，大学的出现是教师和学生的自发行为，因而自治也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
在后来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大学一直游走与教会和王室之间。那时候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并不具有国家属性。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个人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大学从何时开始具备了国家属性？答案是19世纪初拿破仑时期和德国的洪堡改革。从那时起，国家开始全额资助大学，并给大学确定了国家任务和目标，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这就是大学国家属性的开始。
此后，知识经济和地缘政治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国家属性，地缘政治竞争是导致大学国家属性增强的关键因素。
教育的国家属性不断增强，将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从政府的角度看，既然承担了高等教育几乎全部的责任，它就获得了管理大学的权利。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实。纵观过去两百年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大众化进程，可以说，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普及与繁荣，都与政府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推动，就没有高等教育今天的局面。
然而，我们要记住，政府的主要责任并不是教育，而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卫国家安全。而且，政府看问题的角度，与学校和教育家是不一样的，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常常会带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和功利特征，这也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大学独立和自治的原因。
上述情况早已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反复得到印证。欧洲大学出现之后，一直保持了独立性，但同时变得保守，甚至腐朽没落。启蒙运动和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拿破仑和洪堡的教育变革。虽同样是在政府推动下的变革，但欧洲大学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图像]
拿破仑的方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势教育变革。他关闭了大学，解散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建立高等专科学校。拿破仑明确提出，大学要为国家训练官员和工程师，即大学教育要为国家服务。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提出把服务国家目标作为大学的任务和目标。与此同时，把大学纳入政府官僚体系，废除了大学的自治，限制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拿破仑的教育变革在短时间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支撑了对欧战争和法国的霸权。
我曾经访问过巴黎高科，与校长会谈之后，他邀请了两名在该校就读的北大毕业生与我见面。这两名学生都是在数学系学习，但见到他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两人都穿着军装和军靴。他们向我解释，巴黎高科是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学校，自成立之日就按军事化管理，这种模式延续至今，每天要上操，也要军训。这是一所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校，在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上独树一帜，但它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同样是政府主导的教育变革，但德国的洪堡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当时的德国是战败国，迫切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国家。洪堡赞赏法国的学术发展，认为教育可以助力国家振兴，但他不赞成拿破仑的模式。洪堡看的更长远一些，他坚信，大学是师生共同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给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释放教师和学生的潜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精英人才。洪堡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推动大学变革，而是另辟蹊径，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也就是柏林大学，以榜样引导德国大学的变革。
柏林大学成立后，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不仅吸引了一批非常杰出的学者前来任教，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此后几年，德国其他大学纷纷效仿柏林大学的管理模式。洪堡模式也成为日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学效仿的模板。直到今日，世界各国的大学基本是按照洪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洪堡模式还漂洋过海来到亚洲，日本的大学以及中国早期的大学基本上也是按这种模式进行管理。
几十年之后，德国成为了世界的学术中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超过了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末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战后，法国对教育进行反思，又重新恢复了综合性大学。今天法国的教育仍然是一种混合模式，既有大学，也有高等专科学校。最近，法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大学调整。
拿破仑的实用主义教育模式，可以尽快满足国家急需，这对政府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上世纪20年代，为培养国家工业化的急需人才，苏联几乎按拿破仑模式对大学进行了一场大的调整，成立了各类专科大学。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东欧和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也进行了类似的院系调整。应当承认，这种教育模式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有贡献的，但其后遗症至今都难以完全清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再一次的转型或转变。
教育的个人属性
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因而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个人属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
首先，教育是一种投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风险投资。这种投资耗费巨大，不仅需要金钱，更需要精神和时间的投入，学生们要将四年宝贵时间投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去。如果学校没能把学生教好，或者学生在四年学习结束后没什么收获，这无疑是对国家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次，教育是个复杂的心智成熟过程、自我认知的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种观点认为，教育就像往人类的潜意识里注入思想概念，就像是把一封信投入信箱，虽然知道该何时投递，但根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封信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收到并打开。这很好理解，老师教给学生很多知识，但并不确定学生是否学会，是否真正领悟。考试成绩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但并不能说明学生是否真的理解，是否融会贯通，是否真正会实际应用。教育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其个人属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尊重教育的个人属性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要“解放学生的心智”，释放学生的内在潜力。现在一些老师认为，讲完课，考完试，教育就完成了。其实，这只是教育的很小一部分。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理解力。最重要的不是知道了什么，而是能否创造性地思维和行动。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行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要立德树人，学生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而是要靠严谨的学风、良好的校风，要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把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性伦理、品行品格培养好，这是教育可以也应该做好的。
立国必须先立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国家繁荣的基础。换句话说，教育的个人属性是实现教育国家属性的前提。个体培养不好，国家目标也难以实现。马克思曾有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为此意。
学术的人类属性
再来看学术。学术除了具有国家属性之外，还具有人类属性。学术研究源于人们对未知探求的欲望。从本质看，学术是一种批判、质疑和创造过程，它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密切合作。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要丰富这一宝库。
一般而言，政府和学术共同体在发展学术研究上更容易达成共识。学术研究结果是客观的，可衡量的。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人们都会认为是真实的。这与教育的主观性有很大不同。而且，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共性和可能的应用前景，更容易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和支持学术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然而，政府常常会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学术共同体则更关注探求的过程。
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促使政府更加关注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为延缓中国发展，美国不惜在教育和学术上与中国脱钩。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自己的学术发展并没有好处，是一种出于政治考虑而采取的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我们强调学术的人类属性，既是由于学术研究本身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也是为了呼唤对学术本质属性的认识，打破美国政府不得人心的做法。
学术研究的人类属性还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学术应当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这要求在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无论公司、政府还是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失去了对真善美的判断力和追求，科学技术也许会误入歧途。今天，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赋予了人们改变人类自身和人类文明的能力，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逆的力量。我们强调学术的人类属性，就是希望善用这种力量。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中，谷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作恶”。这看似并不“高大上”，但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类属性”和原则。
推动大学变革的力量
大学的使命是保护、传承和创造知识。大学是一个学者主导的共同体，这使大学具有天然的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非常强大。例如，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旧大学，是很腐朽和保守的，抗拒着一切社会变革力量。发生在16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大学基本上没有参与，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是在大学之外开展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陈腐和保守的旧大学，已经成为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拿破仑和洪堡必须进行大学变革的原因。
大学的变革主要有两大推动力。一是政府，比如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洪堡、苏联的大学变革，以及中国的“985工程”等等，都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实现的。二是大学之间竞争，或者说市场竞争或社会压力引导的变革。德国洪堡的教育改革，有政府支持和推动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通过柏林大学的示范，引发大学之间的竞争，从而激发出大学的内在活力。美国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大学的运行，因而美国大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
实现大学的变革，需要外部力量。但实现真正的大学变革，最根本的是内在觉醒。因而，只有那些能够萌发内在觉醒的外部力量，才是有效的、进步的，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否则，只会伤害国家长远利益，伤害大学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政府对大学的主导权，认识到政府可以是推动大学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政府的措施可能带有功利性，而这种功利性常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最后，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
大学已经有了很强的国家属性，并且这个属性会继续加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教育的个人属性和学术的人类属性仍然是大学的基本属性。
要想办好教育，必须要平衡好教育的国家属性和个人属性。
要想发展好学术，必须要平衡好学术的国家属性和人类属性，守住人性的真善美。大学的国家属性、教育的个人属性、学术的人类属性，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既看上去是相互矛盾冲突的，也是可以共生和共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足够智慧和能力，平衡好这些因素，把中国的大学办好的。
整理：文展春|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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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2021年12月19日，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的演讲内容整理。
前面林毅夫教授和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中提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人才和教育。在国家的发展中，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把教育做得更好？如何才能让教育更有能力支撑国家的发展？这其中涉及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在此与大家一起探讨。
如今大家都说，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确，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大学发生了巨大的、令人赞叹的变化。作为变化的亲历者，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初期，一切相对容易，进入深水区以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
简单回顾近些年出台的一些教改措施，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改革很成功，有些改革不那么成功。有时候，我们已经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应对措施，但常常是“事与愿违”，解决了一个问题，却诱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教改进入深水区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为什么有些改革很成功，有些不太成功？
第一，从政策环境看，目前国家对教育和学术都是非常重视的，投入也非常大，很多大学创办一流大学的决心也非常坚定。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氛围并不理想，学校、学者和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并没有充分激发出来。
第二，从大学发展看，很多学校尚处在资源驱动的发展阶段，校园建设、基础条件、办学规模等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塑造学校内涵文化、树立办学理念、建设合理机制等方面，特别是在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方面，仍有许多欠缺之处。
第三，从学术研究看，我们中国大学发表的SCI文章全球最多，但原创相对较少，关键技术还掌握在别人手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国外。如何调动学生的内在创造潜力，而非仅仅传授专业知识？这方面仍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四，从人才培养看，2021年10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如何使改进学术文化，营造好的学术氛围，使中国成为优秀人才向往和聚集的学术殿堂，这方面仍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说，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四唯”现象很严重。实际上，文章、职称、学历、奖励作为学术评价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把这些指标与地位、待遇甚至学术资源挂钩，学校就被赋予了很强的功利色彩，科学精神和学术氛围因此也受到了玷污。
另外，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复杂问题，解决起来是比较难的。例如，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多阅读、多讨论、多与老师交流，我们曾经尝试把大学阶段的必修学分从180分降到130分。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学生们有了时间，并没有去深入研究或读书，而是去读第二学位。他们仍然在不同的课堂间奔波，没有深入思考，或者去针对某一课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面对学生长期形成的应试习惯，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这是教育改革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否则只能是：愿望很丰满，结果很骨感。
建立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和教育的国际合作正面临挑战。官方和校际的国际合作关系陷入停滞，民间学术交流也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正面临一项新的、紧迫的任务，即建立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建立起自主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学术和人才体系，才能赢得尊重，才能更好地合作。最近，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提出要重视人才的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的独到竞争优势。
客观地讲，经济快速发展、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以及大量的人才储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但在教育理念、学生应试习惯、独立的科学精神、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等方面，我们仍存在短板或面临挑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改进。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当然要包括一流的学术基础研究条件，这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环境和氛围，使我们的学生和学者能够心无旁骛地学习和做学问。只有当学者和学生们在国内比国外发展的更好，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世界各国的学术和人才体系都有自己的特色。美国吸引人才的实力很强，各国人才聚集到美国，他们的顶级学者中有近一半来自国外。日本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的顶尖学术人才主要都是自己培养的。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术和人才体系的自主性也是很强的。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人才流失严重。与此同时，借助国际教育与学术合作，也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批顶尖学术人才。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建立我国的自主人才体系，让我们的大学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学的国家属性
大学有一些基本属性，国家属性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大学还有更为基本的属性，包括教育的个人属性、学术的人类属性等。大学想要发展，教育和学术想要发展，这些属性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首先来看大学的国家属性。在很多人看来，大学是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这足以说明今天的大学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国家属性，并且这一属性在逐渐加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和趋势。
与蔡元培时代相比，大学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巨变。因此当我们谈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时，必须清楚今天的知识活动已具有非常强的利益属性。知识在创造财富，也在产生权力。当教育和学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时，国家自然会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比如，现在的学术研究资助主要来自国家，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很多私立大学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科研资助来自联邦政府。
由此可见，大学的国家属性越来越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大学在刚刚出现时，并不具有国家属性。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是一所由学生创办的大学，常被称为学生大学。巴黎大学也是成立较早的大学之一，它由教师自发组织而成，也称作教师大学。当时，建立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和老师的安全和利益。
不难看出，大学的出现是教师和学生的自发行为，因而自治也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
在后来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大学一直游走与教会和王室之间。那时候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并不具有国家属性。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个人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大学从何时开始具备了国家属性？答案是19世纪初拿破仑时期和德国的洪堡改革。从那时起，国家开始全额资助大学，并给大学确定了国家任务和目标，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这就是大学国家属性的开始。
此后，知识经济和地缘政治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国家属性，地缘政治竞争是导致大学国家属性增强的关键因素。
教育的国家属性不断增强，将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从政府的角度看，既然承担了高等教育几乎全部的责任，它就获得了管理大学的权利。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实。纵观过去两百年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大众化进程，可以说，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普及与繁荣，都与政府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推动，就没有高等教育今天的局面。
然而，我们要记住，政府的主要责任并不是教育，而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卫国家安全。而且，政府看问题的角度，与学校和教育家是不一样的，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常常会带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和功利特征，这也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大学独立和自治的原因。
上述情况早已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反复得到印证。欧洲大学出现之后，一直保持了独立性，但同时变得保守，甚至腐朽没落。启蒙运动和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拿破仑和洪堡的教育变革。虽同样是在政府推动下的变革，但欧洲大学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图像]
拿破仑的方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势教育变革。他关闭了大学，解散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建立高等专科学校。拿破仑明确提出，大学要为国家训练官员和工程师，即大学教育要为国家服务。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提出把服务国家目标作为大学的任务和目标。与此同时，把大学纳入政府官僚体系，废除了大学的自治，限制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拿破仑的教育变革在短时间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支撑了对欧战争和法国的霸权。
我曾经访问过巴黎高科，与校长会谈之后，他邀请了两名在该校就读的北大毕业生与我见面。这两名学生都是在数学系学习，但见到他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两人都穿着军装和军靴。他们向我解释，巴黎高科是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学校，自成立之日就按军事化管理，这种模式延续至今，每天要上操，也要军训。这是一所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校，在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上独树一帜，但它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同样是政府主导的教育变革，但德国的洪堡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当时的德国是战败国，迫切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国家。洪堡赞赏法国的学术发展，认为教育可以助力国家振兴，但他不赞成拿破仑的模式。洪堡看的更长远一些，他坚信，大学是师生共同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给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释放教师和学生的潜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精英人才。洪堡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推动大学变革，而是另辟蹊径，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也就是柏林大学，以榜样引导德国大学的变革。
柏林大学成立后，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不仅吸引了一批非常杰出的学者前来任教，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此后几年，德国其他大学纷纷效仿柏林大学的管理模式。洪堡模式也成为日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学效仿的模板。直到今日，世界各国的大学基本是按照洪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洪堡模式还漂洋过海来到亚洲，日本的大学以及中国早期的大学基本上也是按这种模式进行管理。
几十年之后，德国成为了世界的学术中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超过了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末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战后，法国对教育进行反思，又重新恢复了综合性大学。今天法国的教育仍然是一种混合模式，既有大学，也有高等专科学校。最近，法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大学调整。
拿破仑的实用主义教育模式，可以尽快满足国家急需，这对政府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上世纪20年代，为培养国家工业化的急需人才，苏联几乎按拿破仑模式对大学进行了一场大的调整，成立了各类专科大学。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东欧和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也进行了类似的院系调整。应当承认，这种教育模式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有贡献的，但其后遗症至今都难以完全清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再一次的转型或转变。
教育的个人属性
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因而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个人属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
首先，教育是一种投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风险投资。这种投资耗费巨大，不仅需要金钱，更需要精神和时间的投入，学生们要将四年宝贵时间投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去。如果学校没能把学生教好，或者学生在四年学习结束后没什么收获，这无疑是对国家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次，教育是个复杂的心智成熟过程、自我认知的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种观点认为，教育就像往人类的潜意识里注入思想概念，就像是把一封信投入信箱，虽然知道该何时投递，但根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封信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收到并打开。这很好理解，老师教给学生很多知识，但并不确定学生是否学会，是否真正领悟。考试成绩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但并不能说明学生是否真的理解，是否融会贯通，是否真正会实际应用。教育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其个人属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尊重教育的个人属性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要“解放学生的心智”，释放学生的内在潜力。现在一些老师认为，讲完课，考完试，教育就完成了。其实，这只是教育的很小一部分。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理解力。最重要的不是知道了什么，而是能否创造性地思维和行动。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行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要立德树人，学生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而是要靠严谨的学风、良好的校风，要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把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性伦理、品行品格培养好，这是教育可以也应该做好的。
立国必须先立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国家繁荣的基础。换句话说，教育的个人属性是实现教育国家属性的前提。个体培养不好，国家目标也难以实现。马克思曾有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为此意。
学术的人类属性
再来看学术。学术除了具有国家属性之外，还具有人类属性。学术研究源于人们对未知探求的欲望。从本质看，学术是一种批判、质疑和创造过程，它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密切合作。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要丰富这一宝库。
一般而言，政府和学术共同体在发展学术研究上更容易达成共识。学术研究结果是客观的，可衡量的。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人们都会认为是真实的。这与教育的主观性有很大不同。而且，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共性和可能的应用前景，更容易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和支持学术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然而，政府常常会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学术共同体则更关注探求的过程。
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促使政府更加关注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为延缓中国发展，美国不惜在教育和学术上与中国脱钩。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自己的学术发展并没有好处，是一种出于政治考虑而采取的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我们强调学术的人类属性，既是由于学术研究本身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也是为了呼唤对学术本质属性的认识，打破美国政府不得人心的做法。
学术研究的人类属性还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学术应当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这要求在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无论公司、政府还是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失去了对真善美的判断力和追求，科学技术也许会误入歧途。今天，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赋予了人们改变人类自身和人类文明的能力，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逆的力量。我们强调学术的人类属性，就是希望善用这种力量。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中，谷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作恶”。这看似并不“高大上”，但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类属性”和原则。
推动大学变革的力量
大学的使命是保护、传承和创造知识。大学是一个学者主导的共同体，这使大学具有天然的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非常强大。例如，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旧大学，是很腐朽和保守的，抗拒着一切社会变革力量。发生在16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大学基本上没有参与，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是在大学之外开展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陈腐和保守的旧大学，已经成为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拿破仑和洪堡必须进行大学变革的原因。
大学的变革主要有两大推动力。一是政府，比如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洪堡、苏联的大学变革，以及中国的“985工程”等等，都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实现的。二是大学之间竞争，或者说市场竞争或社会压力引导的变革。德国洪堡的教育改革，有政府支持和推动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通过柏林大学的示范，引发大学之间的竞争，从而激发出大学的内在活力。美国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大学的运行，因而美国大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
实现大学的变革，需要外部力量。但实现真正的大学变革，最根本的是内在觉醒。因而，只有那些能够萌发内在觉醒的外部力量，才是有效的、进步的，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否则，只会伤害国家长远利益，伤害大学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政府对大学的主导权，认识到政府可以是推动大学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政府的措施可能带有功利性，而这种功利性常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最后，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
大学已经有了很强的国家属性，并且这个属性会继续加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教育的个人属性和学术的人类属性仍然是大学的基本属性。
要想办好教育，必须要平衡好教育的国家属性和个人属性。
要想发展好学术，必须要平衡好学术的国家属性和人类属性，守住人性的真善美。大学的国家属性、教育的个人属性、学术的人类属性，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既看上去是相互矛盾冲突的，也是可以共生和共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足够智慧和能力，平衡好这些因素，把中国的大学办好的。
整理：文展春|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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