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 首页
- 观点
朱胜豪：共同富裕和税制设计
发布日期：2021-11-02 10:40 来源：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庆典举办，北大国发院校友会、国发院智库与传播中心联合邀约多位学者与业界专家，举办以“新发展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为题的分论坛。本文根据国发院校友、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朱胜豪的演讲整理。
“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
学术上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定义非常明确，分为“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1971年，哲学家罗尔斯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对社会“Good”（善）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功利主义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个人福利的总和；而罗尔斯认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应是让社会最弱小者的效用最大化，即“最小者最大化”原则。
在罗尔斯之前，功利主义也做过开创性的贡献。我们用海萨尼转换角度来分析它，站在个人角度看，它是个人期望效用函数；站在社会角度看，它就是社会福利函数加总。当然这依赖于数学理论的发展，但在罗尔斯之前，数学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期望效用的水平。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罗尔斯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起来呢？有，利用CES效用函数。罗尔斯到后来也明白了这样简单的数学理论，因此他在去世之前也承认了自己存在的一些极端错误。关注最弱小人群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风险规避情形，是考虑到效率约束情况下的最激进分配方案。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什么？目前我们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都没有讨论“生产”，这也是我认为现有的诸多观点中最混乱的地方。
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都要以效率为前提。所有政治哲学中的讨论，都是在维护效率的前提下如何找到一个正义的分配方案。而所有关于分配制度设计的讨论，前提都是如何把饼做最大。因为如果没有做大的饼，分配又从何而来呢？
当然，如果没有“为谁分配”这个问题存在，社会也不可能有生产的积极性。比如亚当·斯密说，积累资本后经济就会增长；后面的人不同意，于是提出如何激励生产的问题；但如果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减，谁又来提供生产呢？
因此，如果我们回到效率问题本身，首先就要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否则激励就会失去指挥棒。
生产的目的是分配。我们为共同富裕确定了目标函数，我们要激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如果了解罗尔斯主义中用的是极端风险规避的社会目标函数，就能明白罗尔斯主义实际上是西方最左的分配方案，因为他已经把风险规避做到了最大。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遵守生产效率，因为公平的约束是效率，效率为分配提供蛋糕。我也参加了一些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有人说既然谈分配了，干脆直接给每个人平均分配算了，我觉得这种不谈效率的讨论没有意义。
我刚才是在讲静态的分配问题，那么动态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分配之后，谁来积累资本？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动态的分配问题，必须要解决为谁储蓄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用各种手段去把国家的储蓄率拉高，实际上政府现在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最后政府可能饼摊得很大，话语权也非常强，但大多数老百姓追求的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没有积极性来参与这个游戏。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为谁储蓄的问题。
苏联过去的重工业增长率很高，但是苏联人民过得并不快乐。因此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高储蓄率为谁？当我们把目标确定以后，再来考虑如何来设计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制度
“最优税收”设计普遍使用功利主义作为目标函数首先，它是历史上第一次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为人类社会设计一个好的税收制度，它兼顾效率与公平，也考虑到信息摩擦（逆选择）等因素。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博弈思维（行为弹性、充分统计量等），政府和民众在这里可以有相同的目标函数，换句话说，政府想干的事就是对老百姓好的事，只是由于二者控制的工具不一样，会产生利益冲突。
目前最前沿的研究，是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了动态机制设计中，因此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在动态框架下进行税制设计（一次分配）？当我们调整边际税率时，发现人的最优选择是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行为弹性，或者用现在热门说法叫“充分统计量”。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主要的充分统计量，我们就知道在增税时税制该如何变化——多大程度是为了最大化税收收入，多大程度是为了转移支付。不同的征收目标会影响到最优的税制设计。
因此，我们应该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考虑共同富裕。今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为社会明天的发展做准备，这一定会影响到民众的预期，会改变现在的税基，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博弈过程。
当然，我们主要应该考虑的还是设计激励相容的社会制度。政府要承认民众的利益，承认一般老百姓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追求，通过政策引导，让老百姓按照共同的目标去行动，满足民众激励约束情况下的政府目标最大化。现实中，政策制定要关心路径依赖问题，实际上这无法一步到位，我们必须要动态地考量政策设计。
今天我讲的内容相当于是介绍了包容性的研究方法，把要素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和分配结构问题一致性地通过广义的理论来打通时间轴和纵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共同富裕做进一步研究。
最后我想提一下，这样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现在较热的皮凯蒂（Piketty）的经验主义视角的区别。二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如果你看过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意识形态》，你会发现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他很少发模型，他的每一页内容和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现实世界。比如他引用了余华在《兄弟》中谈到的中国基层村镇里面的问题。
他想从两个维度上吸取经验，一是历史经验，他谈到了欧洲甚至谈到香港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局面；二是世界经验，他提到印度的种姓制度给印度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撕裂，印度有无数种应对共同富裕的办法，所以美国可以向印度学习从而应对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是他的基本思路，他写书就和我们谈《资治通鉴》差不多。
未来的解决方案
关于共同富裕的未来解决方案，我提两点。
第一，只有一种解决方案，但全球100多个政府不知道哪一个能在未来演化出一个激励制度，彻底扭转现在的不平衡局面。
第二，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来避免战争，但我们有无数的困境。比如说，全球化、民主、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你会发现中国和美国正在做同一件事情——反垄断。但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对于公平和效率的不同考量。比如说，美国所有机场都是优先安排大航空公司航班起飞，但中国就会优先安排顺丰这样的快递公司飞机起飞，对此美国的航空公司就特别不能理解。再比如说，美国的互联网和航空工业为对付中国而放弃了美国的反垄断。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的约束先放到一边，然后再看社会共同富裕的问题，就能理解现在的一些政策。，那么一定是先找到好的目标函数，然后才能设计出最优的社会制度。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朱胜豪：共同富裕和税制设计
发布日期：2021-11-02 10:40 来源：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庆典举办，北大国发院校友会、国发院智库与传播中心联合邀约多位学者与业界专家，举办以“新发展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为题的分论坛。本文根据国发院校友、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朱胜豪的演讲整理。
“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
学术上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定义非常明确，分为“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1971年，哲学家罗尔斯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对社会“Good”（善）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功利主义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个人福利的总和；而罗尔斯认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应是让社会最弱小者的效用最大化，即“最小者最大化”原则。
在罗尔斯之前，功利主义也做过开创性的贡献。我们用海萨尼转换角度来分析它，站在个人角度看，它是个人期望效用函数；站在社会角度看，它就是社会福利函数加总。当然这依赖于数学理论的发展，但在罗尔斯之前，数学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期望效用的水平。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罗尔斯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起来呢？有，利用CES效用函数。罗尔斯到后来也明白了这样简单的数学理论，因此他在去世之前也承认了自己存在的一些极端错误。关注最弱小人群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风险规避情形，是考虑到效率约束情况下的最激进分配方案。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什么？目前我们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都没有讨论“生产”，这也是我认为现有的诸多观点中最混乱的地方。
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都要以效率为前提。所有政治哲学中的讨论，都是在维护效率的前提下如何找到一个正义的分配方案。而所有关于分配制度设计的讨论，前提都是如何把饼做最大。因为如果没有做大的饼，分配又从何而来呢？
当然，如果没有“为谁分配”这个问题存在，社会也不可能有生产的积极性。比如亚当·斯密说，积累资本后经济就会增长；后面的人不同意，于是提出如何激励生产的问题；但如果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减，谁又来提供生产呢？
因此，如果我们回到效率问题本身，首先就要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否则激励就会失去指挥棒。
生产的目的是分配。我们为共同富裕确定了目标函数，我们要激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如果了解罗尔斯主义中用的是极端风险规避的社会目标函数，就能明白罗尔斯主义实际上是西方最左的分配方案，因为他已经把风险规避做到了最大。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遵守生产效率，因为公平的约束是效率，效率为分配提供蛋糕。我也参加了一些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有人说既然谈分配了，干脆直接给每个人平均分配算了，我觉得这种不谈效率的讨论没有意义。
我刚才是在讲静态的分配问题，那么动态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分配之后，谁来积累资本？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动态的分配问题，必须要解决为谁储蓄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用各种手段去把国家的储蓄率拉高，实际上政府现在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最后政府可能饼摊得很大，话语权也非常强，但大多数老百姓追求的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没有积极性来参与这个游戏。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为谁储蓄的问题。
苏联过去的重工业增长率很高，但是苏联人民过得并不快乐。因此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高储蓄率为谁？当我们把目标确定以后，再来考虑如何来设计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制度
“最优税收”设计普遍使用功利主义作为目标函数首先，它是历史上第一次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为人类社会设计一个好的税收制度，它兼顾效率与公平，也考虑到信息摩擦（逆选择）等因素。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博弈思维（行为弹性、充分统计量等），政府和民众在这里可以有相同的目标函数，换句话说，政府想干的事就是对老百姓好的事，只是由于二者控制的工具不一样，会产生利益冲突。
目前最前沿的研究，是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了动态机制设计中，因此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在动态框架下进行税制设计（一次分配）？当我们调整边际税率时，发现人的最优选择是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行为弹性，或者用现在热门说法叫“充分统计量”。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主要的充分统计量，我们就知道在增税时税制该如何变化——多大程度是为了最大化税收收入，多大程度是为了转移支付。不同的征收目标会影响到最优的税制设计。
因此，我们应该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考虑共同富裕。今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为社会明天的发展做准备，这一定会影响到民众的预期，会改变现在的税基，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博弈过程。
当然，我们主要应该考虑的还是设计激励相容的社会制度。政府要承认民众的利益，承认一般老百姓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追求，通过政策引导，让老百姓按照共同的目标去行动，满足民众激励约束情况下的政府目标最大化。现实中，政策制定要关心路径依赖问题，实际上这无法一步到位，我们必须要动态地考量政策设计。
今天我讲的内容相当于是介绍了包容性的研究方法，把要素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和分配结构问题一致性地通过广义的理论来打通时间轴和纵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共同富裕做进一步研究。
最后我想提一下，这样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现在较热的皮凯蒂（Piketty）的经验主义视角的区别。二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如果你看过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意识形态》，你会发现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他很少发模型，他的每一页内容和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现实世界。比如他引用了余华在《兄弟》中谈到的中国基层村镇里面的问题。
他想从两个维度上吸取经验，一是历史经验，他谈到了欧洲甚至谈到香港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局面；二是世界经验，他提到印度的种姓制度给印度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撕裂，印度有无数种应对共同富裕的办法，所以美国可以向印度学习从而应对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是他的基本思路，他写书就和我们谈《资治通鉴》差不多。
未来的解决方案
关于共同富裕的未来解决方案，我提两点。
第一，只有一种解决方案，但全球100多个政府不知道哪一个能在未来演化出一个激励制度，彻底扭转现在的不平衡局面。
第二，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来避免战争，但我们有无数的困境。比如说，全球化、民主、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你会发现中国和美国正在做同一件事情——反垄断。但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对于公平和效率的不同考量。比如说，美国所有机场都是优先安排大航空公司航班起飞，但中国就会优先安排顺丰这样的快递公司飞机起飞，对此美国的航空公司就特别不能理解。再比如说，美国的互联网和航空工业为对付中国而放弃了美国的反垄断。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的约束先放到一边，然后再看社会共同富裕的问题，就能理解现在的一些政策。，那么一定是先找到好的目标函数，然后才能设计出最优的社会制度。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