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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捍卫市场经济，需要正确的市场理论
发布日期：2021-10-11 10:33 来源：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庆典隆重举行，围绕“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主题，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六位创始教授分别做了视频或现场分享。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的分享整理。
张维迎教授主流经济学不及格
经济学的使命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很简单，就是捍卫市场经济。用什么来捍卫呢？就是用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以此来看现在我们的主流经济学，要打分的话我想打59分，不及格。为什么不及格？道理很简单，市场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但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什么没有？因为主流的经济学的假设已经排除了企业家功能，企业家似乎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主流经济学假定每个人无所不知，所有信息、资源、技术、偏好都是给定的，剩下的工作就是计算。这个计算工作不需要想象力、警觉性、果断性，甚至不需要冒险，因而不需要企业家，计算机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既有的经济学在解释市场、捍卫市场方面是不及格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利润会持续存在。在主流经济学里，利润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因而是没有效率的表现；均衡下企业所有的收入都分解为成本，没有利润。
其实，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知识和信息分散在不同人的头脑里，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局部知识，决策离不开想象，离不开猜测，因而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当然可能犯错。市场的有效性不在于企业家不会犯错误，不在于经济能达到均衡，而在于自由竞争迫使企业家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如果不修正错误最后就会走向破产。这是市场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能用市场是不是达到了均衡来衡量市场是不是有效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均衡作为市场是否有效的标准。
经济学家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样一来市场就是可以设计的。但真实的市场是演化出来的，不是任何人设计的。理性本身也是演化的结果，不是演化的前提。演化没有目标，只有适者生存。因此，以任何方式设计市场，用哈耶克的话说，都是“致命的自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理性的力量，高估了科学知识的力量。
主流经济学甚至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这样的简单理念，即市场本身会导向共同富裕。亚当·斯密将我们的思维从“零和博弈”变为“正和博弈”，但新古典经济学又把我们带回到“零和博弈”思维。如果资源是给定的，技术是给定的，蛋糕就是给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可以分开处理了。
“收入分配”概念的误导性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收入已经存在，已经在那里了，问题是怎么分配已经存在的收入。既然收入已经存在，如果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那就证明市场是不公平的，需要政府再分配才能实现公平。事实上，收入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量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分配。市场上，每个参与人不是通过“分配”获得已经存在的收入，而是通过“出售”某种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产品、劳动服务等）赚取收入。如果其他人对他的产品或服务没有需求，他就不可能有收入。一个社会有多少收入、多少财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职能的发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发现、创造消费者的需求，并通过满足这种需求获取利润。如果企业家精神被压制，损失的不仅是利润，而且是所有人的收入和福利。
企业家拿得是利润，但这不意味着企业家在获得收入上占有优势地位。利润是什么？是别人剩下的东西。这里的“别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员工和债权人，也包括供货商。如果市场当中消费者得不到满足，拿不到经济学家讲的“消费者剩余”（价值减去价格），企业家不可能赚钱；如果工人拿不到合同约定的工资收入，企业家不可能有利润；如果债权人得不到利息，企业家不可能赚钱；如果供货商拿不到货款，企业家也不可能有利润。市场中只有企业家的利润可能为负，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收入都不可能为负---除非企业破产，但企业破产的定义是企业资不抵债了，企业家利润没有了，清算所得也得先偿还债务（包括拖欠的工资）。因此，企业家要致富，首先要让别人也富裕起来，给别人带来好处。
利润是企业家创造了价值、满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合同收入索取权的标志，不是剥削的标志。尽管有运气的成分，但平均而言，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企业家能否赚钱，能赚多少钱，主要取决于他的企业家能力。如果你认为利润是“巧取豪夺”，你自己“巧取豪夺”看看？但非常遗憾，现在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居然好像说不清楚，一说共同富裕就想到要走另外一条道路才能实现，似乎削去张三的耳朵就可以治好李四的耳聋。
让我用中国各省之间的工资和利润率的差异说明市场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2016年为例，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市场化数据，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与市场化程度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1。大致来说，市场化指数每上升1个点，私营企业的年人均工资平均上升1826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指数超过10的地区，人均年工资没有一个低于45,000元的；而市场化指数低于10的地区，人均年工资没有一个超过41,000元的。市场化指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程度更高（相关系数+0.78）。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点，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2,237元。市场化指数大于12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一个低于30,000元；而市场化指数低于12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一个高于28,000元。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虽然市场化指数与私企净资产利润率也正相关，但这种相关性要弱得多（相关系数+0.34）。这意味着市场化对人均工资的正效应比对净资产利润率影响更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比劳动力具有更高的流动性，更高的市场化意味着企业家之间更激烈的竞争，导致工资相对上升，利润率相对下降。结果是，工资占私营企业主营业收入的比重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显著上升（工业企业中的相关系数为+0.45）。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显著作用。仍以2016年为例，市场化与农村人口贫困率的相关系数是 -0.85。平均而言，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上升1个点，该地区农村人口的贫困率下降1.1个百分点。市场化指数低于8的12个地区，只有2个地区的农村人口贫困率低于5%；而市场化指数超过8的19个地区，只有两个省的农村贫困率超过5%，其中市场化指数超过10的7个地区，没有一个地区的农村贫困率超过2%。
真实人群的收入流动性更重要
人们经常拿统计上的收入分配数据说事。但统计上的收入分配数据是非常误导的。统计数据可能告诉我们最低收入的20%和最高收入的20%的人群某年收入各是多少，若干年之后又各是多少，高低差距越来越大，似乎30年前最低收入的人和今天最低收入的人是同一些人。其实，统计学上的收入人群和真实世界中收入人群不是一个概念。统计学上的收入人群是按收入归类的，真实世界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样一个人，不同年份可能属于统计学上不同的收入人群。因为市场是不断洗牌的过程，今天的高收入群，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的“穷人”，十年后可能变成“富人”。
打个比方，市场经济好比有不同星级的旅馆，有五星级的也有一星级的，每个旅馆都住满了人，但是旅客的名字总是在变化，今天住五星级旅馆的人以后可能搬到地下室，也有一些原本住地下室的人，因为有能力就搬到五星级旅馆了。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相对收入的变化，就是如此。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企业家精神。由于市场的竞争性，再成功的企业家总会被后来者超越。而且，企业家精神是较难传承的，不是说父亲有企业家精神，儿子就一定有企业家精神，会同样成功。大部分企业家年老的时候，其企业家精神也随之减弱，即便子承父业，企业也可能走向衰落。因此，市场经济中富人不可能永远富，穷人也不可能永远穷。如果穷人有企业家精神，他就会超过富人。
为了说明统计数据的误导性，让我做一个小的模拟。假定一个社会由两个人组成，A和B；在初始年（第一年），A的收入是100元，B的收入是500元，因而A是穷人，B是富人，二者的绝对收入差距是400元，相对收入差距后者是前者的5倍。再假定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是5%和10%，但A和B的相对位置每年换一次。也就是说，第二年的时候，A变成富人，B变成穷人；第三年的时候，A又成了穷人，B又成了富人；如此等等。那么到第10年的时候，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富人的收入10年间增长了135.8%，达到1,179元，穷人的收入只增长了55%，达到155元，绝对收入差距是1,024元，相对收入差距是7.6倍，似乎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但真实情况是，十年前的穷人A变成了十年后的富人，十年前的富人B变成了十年后的穷人；十年加总看，A的总收入是4788元，B的总收入是4439元。（见下图）。
这个模拟当然过于简单，但足以说明统计上收入分配数据的误导性。胡润富豪榜提供的数据，对此是很好的佐证。从上榜数据的历史序列来看，富人的名单总在变化。比如2010年上榜的首富100人，到2015年只剩下34人，其他66人都已经掉榜。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排在中国富豪榜的人，不要说30年前，甚至20年前，许多人都处于低收入行列，不少人甚至可以称为“穷光蛋”。怎么这些穷光蛋变成富人就说明收入分配不公呢？
人口的收入垂直流动问题，是比统计数据反映的“穷人”“富人”收入差距变化更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警惕阶层固化。但研究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习惯于用统计数据的收人分组，很少关注真实世界中真实人的收入变化，这是令人费解的。在对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Khor教授和Pencavel教授的研究是少有的例外。他们发现，1990年-1995年期间，如果把中国城市人群按收入划为五个组，1990年的最高收入人群到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人群，而且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与此同时，1990年的最低收入人群只有49.6%的人到1995年仍然属于最低收入人群，50.4%的人都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有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这仅仅是五年期间发生的变化。
再看看美国的情况。媒体经常说美国过去几十年间贫富差距扩大了，但如果追溯到每个具体的人（数据基于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人身份号码），给出的结论会完全不一样。比如1975年占比20%的那部分最低收入人群，有超过3/4的人到1991年已经跻身于收入的前40%，其中有29%的人进入20%的最高收入人群，只有5%的人在原地踏步。再如1996年占比20%的最低收入人群，到2005年收入增长了91%，与此同时，占比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只增长了10%。高收入人群的流动性更高。比如，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1992年至2014年间，年收入最高的400人累计有4,584人，其中3,262人(71%)在这23年中只有一次上榜。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会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刻处于收入的前10%。（数据引自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和《歧视与不平等》）
经济学家的责任
总之，统计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误导的。非常遗憾的是，有些学者总是用这些误导性的统计数据说事，许多人也愿意接受这种误导。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因《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不仅博得大名，还挣得盆满钵满，真是荒唐至极。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他的收入分配统计数据包含着致命的错误，根本经不起推敲。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市场经济的最伟大之处，就是能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无论你现在多么贫穷，也许你以后会变成富人，同时它会惩罚每个不努力的人，无论他原来多么富有。我们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捍卫市场经济并为之提供一个正确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我认为还不及格，我们国发院的教授们、全中国的学者们、经济学家们，都有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
说明：本文根据录音进行初稿整理，经本人补充、修改、确认。
初稿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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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捍卫市场经济，需要正确的市场理论
发布日期：2021-10-11 10:33 来源：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庆典隆重举行，围绕“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主题，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六位创始教授分别做了视频或现场分享。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的分享整理。
张维迎教授主流经济学不及格
经济学的使命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很简单，就是捍卫市场经济。用什么来捍卫呢？就是用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以此来看现在我们的主流经济学，要打分的话我想打59分，不及格。为什么不及格？道理很简单，市场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但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什么没有？因为主流的经济学的假设已经排除了企业家功能，企业家似乎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主流经济学假定每个人无所不知，所有信息、资源、技术、偏好都是给定的，剩下的工作就是计算。这个计算工作不需要想象力、警觉性、果断性，甚至不需要冒险，因而不需要企业家，计算机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既有的经济学在解释市场、捍卫市场方面是不及格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利润会持续存在。在主流经济学里，利润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因而是没有效率的表现；均衡下企业所有的收入都分解为成本，没有利润。
其实，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知识和信息分散在不同人的头脑里，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局部知识，决策离不开想象，离不开猜测，因而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当然可能犯错。市场的有效性不在于企业家不会犯错误，不在于经济能达到均衡，而在于自由竞争迫使企业家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如果不修正错误最后就会走向破产。这是市场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能用市场是不是达到了均衡来衡量市场是不是有效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均衡作为市场是否有效的标准。
经济学家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样一来市场就是可以设计的。但真实的市场是演化出来的，不是任何人设计的。理性本身也是演化的结果，不是演化的前提。演化没有目标，只有适者生存。因此，以任何方式设计市场，用哈耶克的话说，都是“致命的自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理性的力量，高估了科学知识的力量。
主流经济学甚至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这样的简单理念，即市场本身会导向共同富裕。亚当·斯密将我们的思维从“零和博弈”变为“正和博弈”，但新古典经济学又把我们带回到“零和博弈”思维。如果资源是给定的，技术是给定的，蛋糕就是给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可以分开处理了。
“收入分配”概念的误导性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收入已经存在，已经在那里了，问题是怎么分配已经存在的收入。既然收入已经存在，如果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那就证明市场是不公平的，需要政府再分配才能实现公平。事实上，收入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量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分配。市场上，每个参与人不是通过“分配”获得已经存在的收入，而是通过“出售”某种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产品、劳动服务等）赚取收入。如果其他人对他的产品或服务没有需求，他就不可能有收入。一个社会有多少收入、多少财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职能的发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发现、创造消费者的需求，并通过满足这种需求获取利润。如果企业家精神被压制，损失的不仅是利润，而且是所有人的收入和福利。
企业家拿得是利润，但这不意味着企业家在获得收入上占有优势地位。利润是什么？是别人剩下的东西。这里的“别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员工和债权人，也包括供货商。如果市场当中消费者得不到满足，拿不到经济学家讲的“消费者剩余”（价值减去价格），企业家不可能赚钱；如果工人拿不到合同约定的工资收入，企业家不可能有利润；如果债权人得不到利息，企业家不可能赚钱；如果供货商拿不到货款，企业家也不可能有利润。市场中只有企业家的利润可能为负，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收入都不可能为负---除非企业破产，但企业破产的定义是企业资不抵债了，企业家利润没有了，清算所得也得先偿还债务（包括拖欠的工资）。因此，企业家要致富，首先要让别人也富裕起来，给别人带来好处。
利润是企业家创造了价值、满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合同收入索取权的标志，不是剥削的标志。尽管有运气的成分，但平均而言，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企业家能否赚钱，能赚多少钱，主要取决于他的企业家能力。如果你认为利润是“巧取豪夺”，你自己“巧取豪夺”看看？但非常遗憾，现在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居然好像说不清楚，一说共同富裕就想到要走另外一条道路才能实现，似乎削去张三的耳朵就可以治好李四的耳聋。
让我用中国各省之间的工资和利润率的差异说明市场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2016年为例，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市场化数据，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与市场化程度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1。大致来说，市场化指数每上升1个点，私营企业的年人均工资平均上升1826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指数超过10的地区，人均年工资没有一个低于45,000元的；而市场化指数低于10的地区，人均年工资没有一个超过41,000元的。市场化指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程度更高（相关系数+0.78）。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点，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2,237元。市场化指数大于12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一个低于30,000元；而市场化指数低于12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一个高于28,000元。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虽然市场化指数与私企净资产利润率也正相关，但这种相关性要弱得多（相关系数+0.34）。这意味着市场化对人均工资的正效应比对净资产利润率影响更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比劳动力具有更高的流动性，更高的市场化意味着企业家之间更激烈的竞争，导致工资相对上升，利润率相对下降。结果是，工资占私营企业主营业收入的比重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显著上升（工业企业中的相关系数为+0.45）。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显著作用。仍以2016年为例，市场化与农村人口贫困率的相关系数是 -0.85。平均而言，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上升1个点，该地区农村人口的贫困率下降1.1个百分点。市场化指数低于8的12个地区，只有2个地区的农村人口贫困率低于5%；而市场化指数超过8的19个地区，只有两个省的农村贫困率超过5%，其中市场化指数超过10的7个地区，没有一个地区的农村贫困率超过2%。
真实人群的收入流动性更重要
人们经常拿统计上的收入分配数据说事。但统计上的收入分配数据是非常误导的。统计数据可能告诉我们最低收入的20%和最高收入的20%的人群某年收入各是多少，若干年之后又各是多少，高低差距越来越大，似乎30年前最低收入的人和今天最低收入的人是同一些人。其实，统计学上的收入人群和真实世界中收入人群不是一个概念。统计学上的收入人群是按收入归类的，真实世界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样一个人，不同年份可能属于统计学上不同的收入人群。因为市场是不断洗牌的过程，今天的高收入群，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的“穷人”，十年后可能变成“富人”。
打个比方，市场经济好比有不同星级的旅馆，有五星级的也有一星级的，每个旅馆都住满了人，但是旅客的名字总是在变化，今天住五星级旅馆的人以后可能搬到地下室，也有一些原本住地下室的人，因为有能力就搬到五星级旅馆了。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相对收入的变化，就是如此。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企业家精神。由于市场的竞争性，再成功的企业家总会被后来者超越。而且，企业家精神是较难传承的，不是说父亲有企业家精神，儿子就一定有企业家精神，会同样成功。大部分企业家年老的时候，其企业家精神也随之减弱，即便子承父业，企业也可能走向衰落。因此，市场经济中富人不可能永远富，穷人也不可能永远穷。如果穷人有企业家精神，他就会超过富人。
为了说明统计数据的误导性，让我做一个小的模拟。假定一个社会由两个人组成，A和B；在初始年（第一年），A的收入是100元，B的收入是500元，因而A是穷人，B是富人，二者的绝对收入差距是400元，相对收入差距后者是前者的5倍。再假定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是5%和10%，但A和B的相对位置每年换一次。也就是说，第二年的时候，A变成富人，B变成穷人；第三年的时候，A又成了穷人，B又成了富人；如此等等。那么到第10年的时候，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富人的收入10年间增长了135.8%，达到1,179元，穷人的收入只增长了55%，达到155元，绝对收入差距是1,024元，相对收入差距是7.6倍，似乎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但真实情况是，十年前的穷人A变成了十年后的富人，十年前的富人B变成了十年后的穷人；十年加总看，A的总收入是4788元，B的总收入是4439元。（见下图）。
这个模拟当然过于简单，但足以说明统计上收入分配数据的误导性。胡润富豪榜提供的数据，对此是很好的佐证。从上榜数据的历史序列来看，富人的名单总在变化。比如2010年上榜的首富100人，到2015年只剩下34人，其他66人都已经掉榜。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排在中国富豪榜的人，不要说30年前，甚至20年前，许多人都处于低收入行列，不少人甚至可以称为“穷光蛋”。怎么这些穷光蛋变成富人就说明收入分配不公呢？
人口的收入垂直流动问题，是比统计数据反映的“穷人”“富人”收入差距变化更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警惕阶层固化。但研究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习惯于用统计数据的收人分组，很少关注真实世界中真实人的收入变化，这是令人费解的。在对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Khor教授和Pencavel教授的研究是少有的例外。他们发现，1990年-1995年期间，如果把中国城市人群按收入划为五个组，1990年的最高收入人群到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人群，而且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与此同时，1990年的最低收入人群只有49.6%的人到1995年仍然属于最低收入人群，50.4%的人都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有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这仅仅是五年期间发生的变化。
再看看美国的情况。媒体经常说美国过去几十年间贫富差距扩大了，但如果追溯到每个具体的人（数据基于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人身份号码），给出的结论会完全不一样。比如1975年占比20%的那部分最低收入人群，有超过3/4的人到1991年已经跻身于收入的前40%，其中有29%的人进入20%的最高收入人群，只有5%的人在原地踏步。再如1996年占比20%的最低收入人群，到2005年收入增长了91%，与此同时，占比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只增长了10%。高收入人群的流动性更高。比如，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1992年至2014年间，年收入最高的400人累计有4,584人，其中3,262人(71%)在这23年中只有一次上榜。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会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刻处于收入的前10%。（数据引自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和《歧视与不平等》）
经济学家的责任
总之，统计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误导的。非常遗憾的是，有些学者总是用这些误导性的统计数据说事，许多人也愿意接受这种误导。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因《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不仅博得大名，还挣得盆满钵满，真是荒唐至极。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他的收入分配统计数据包含着致命的错误，根本经不起推敲。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市场经济的最伟大之处，就是能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无论你现在多么贫穷，也许你以后会变成富人，同时它会惩罚每个不努力的人，无论他原来多么富有。我们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捍卫市场经济并为之提供一个正确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我认为还不及格，我们国发院的教授们、全中国的学者们、经济学家们，都有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
说明：本文根据录音进行初稿整理，经本人补充、修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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