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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发布日期：2021-04-16 10:20 来源：
题记：2021年3月12日下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本科教学中心主办专题讲座“经济学的意义”，并向公众说明三个学习项目：经济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经济学本科、经济学双学位。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专题讲座上的分享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文末附完整的讲座视频。
看到大家，就想起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也是下乡当了多年知青以后，才有机会上大学。
上大学是为了求学，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求学到底求什么？重点何在？
进大学后，我们经常会觉得时间分配的压力特别大。在有限的时间内，你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好老师、好专业，那么多有用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值得学。你需要花时间才能获得好的成绩和毕业文凭，还要花时间去认识优秀的朋友，因为见贤思齐才会挖掘出自己更多的潜力。不止这些，你还要花时间来对整个国家和世界多一些了解，以便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抓住更多的机会。
当很多的目标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怎么抓住重点就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会让人倍感压力甚至焦虑。所以今天我就着重讲讲求学的重点。
求学即求“学问”，那么“学”和“问”哪个才是重点？我认为是“问”。我的这个看法是从前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
为此，先给大家讲讲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的故事。
从一个好问题出发——张培刚与科斯的故事
第一位是张培刚老师。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从黑龙江下乡的地方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来北京上学，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我在农村已经呆了10年，对中国的社会现象有很多观察，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大学课本上的东西不能完全满足我，我就不停地再去寻找课本之外的知识。
北京的好处是，这里是全国的科学文化中心，北京的大学不光有好老师，还有很多厉害之处，比如好的活动和社团。我就发现北京大学校长楼的二楼每两个星期就会举办一次非常重要的讲座。讲座是由当时一个叫中外经济学联合会的学术团体在组织，会长是厉以宁老师，副会长就是张培刚老师。
当时我还不了解张培刚，但参加讲座以后，我发现最吸引我的就是张培刚老师的讲座。后来看他的回忆录得知，他是来自湖北的农家子弟，当年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从他介绍的当年武大经济系的课程和任课老师来看，即便在上世纪30年代，武大对学生的训练已经非常扎实。但仅仅受过大学训练并不足以保证张培刚在日后成为非常优秀的学者，还需要学会抓住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国面临好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跟资源配置相关。当时日本倚仗较强的军事力量陆续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导致我国沿海城市的物资供应链面临随时断裂的可能。这是战时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组织力量来做研究。张培刚很幸运，刚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刚好被安排参与这个问题的研究。
张培刚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国际贸易，宁波、厦门等很多沿海城市的居民吃的都是泰国供应的大米。而一旦日本人把海运通路占领，我们就很难保证沿海城市居民的大米供应，怎么办？
张培刚他们调查后发现，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都有农民在种粮食，而且粮食也很便宜，那为什么国内的粮食不能供应沿海城市居民呢？
调查的结论很有意思，尽管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要把粮食从江西、湖南、湖北的乡下运到沿海城市，其中的过程却是非常艰难，一路上面临重重关卡、过路费甚至土匪抢劫，而泰国大米只要一上船，通过畅通的海运就可以进入到中国沿海城市。海上运输的麻烦比陆路要小得多，这个认知在当时非常重要。
经济学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方如何富裕起来时，通常将重点放在生产上，即怎么提高生产效率、专业化分工水平。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生产效率越高，进而产品越多，财富越多。
但张培刚当时在调研期间注意到了除生产成本以外的问题。张培刚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会把复杂的问题切开来分析。他把粮食的生产成本、纯运输成本和纯商业成本（运输途中的额外支付）分开来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的粮食生产成本很低，但是纯商业成本很高，如果能够改善商业组织、疏通陆路渠道、提升运输服务质量等，特别是把那些乱收费现象整治干净，中国粮食凭借很低的生产成本和较低的纯商业费用，可以保障战时对沿海城市的供应。
张培刚这份《中国粮食问题研究》报告，随着他所在的研究所内迁，最后于1940年在武汉出版。
从整个经济学研究史来看，《中国粮食问题研究》都是非常了不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传统经济学重视生产成本，但忽视了生产以外的成本。几十年后，与“纯商业费用”相似的概念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很遗憾获奖者并不是我们的张培刚先生。
抗战胜利后，张培刚获得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1945年，他在哈佛的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农业国工业化》获得哈佛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
张培刚出身于湖北农家，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以及大半个中国被日本这样的小国占领的惨况。他意识到，我们的落后挨打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没有发展出工业文明。
一代人对问题的认知，不仅来自于书本，还来自于那代人对生活的感受。所以，张培刚在哈佛研究的不是那些有关发达国家的问题，而是选择了农业国怎么实现工业化这样的现实问题。正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最终获得了哈佛最佳论文奖。
1979年诺奖得主刘易斯的著名二元结构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的农业部分与现代化的工业部分。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展，并且需要从农业部门不断吸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即刘易斯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的观点。刘易斯认为要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张培刚在《农业国工业化》里提出了工业化应是全面工业化，包括发展农业的工业化，即“产业化”。
张培刚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可能读过很多经典，了解到前人做过的很多工作，也记了无数的概念、推理和模型，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问题来做驱动，你就不知道这些知识最后拿来做什么，怎么用现有的知识生产出更多的知识。
我想讲的另外一位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他的故事也很打动我。
科斯和张培刚差不多是同代人，我前面提到1991年那个诺奖得主就是科斯。
上世纪30年代，科斯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正赶上欧洲经济大危机。当经济前景不好时，我们通常建议学生选择更接地气的专业以便毕业后找工作，科斯在当时就选择了商学专业而不是经济学。
商学除了要学习经济学的市场机制，还要学习企业组织和管理的内容，比如科斯就了解到一家工厂的组织会有车间组长、班长、主任和厂长等。科斯发现，企业实际的运行情况与经济学讲的价格机制之间存在一个问题，即价格机制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任何一家工厂里都有“看得见的手”在指挥，比如都有组长、班长等负责人来安排工人的具体工作。这个问题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让科斯十分困惑，也让他充满了继续求学的动力。他觉得课本上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为此，他申请了学院的恺撒奖学金，然后用这笔奖学金去调研美国的公司，以破解心中的疑问。
在美国调研期间，科斯观察到美国庞大的企业组织内部存在有序的协调、计划及管理。自1932年起，他开始研究费用与组织的问题。他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要素所有者必须去发现价格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做出安排，解决争议等，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
如果没有企业，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直接用自己的要素来生产产品并直接参加交易，结果将是高昂的交易费用迫使交易中止。企业能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产品或服务单位参加市场交换，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活动中，除了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外，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科斯通过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言简意赅地说清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即企业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1991年，科斯凭借“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的相关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交易成本的形态极其丰富，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网购。网购出现之前，商品生产出来后要通过层层批发商才能进入城市的大卖场，大卖场空间有限、租金高昂。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的产品就越多，最后产生的商品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家可以将商品在虚拟空间展示，如此一来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的陈列、店铺租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两位学者的经历，对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
在抗战时期，张培刚没有阅读国际文献的可能，他的文章也没有机会被国际学术界所了解，这些是受历史条件所限。但从认识水平来看，他和科斯是异曲同工地发现了交易费用，只是张培刚老师定义的概念叫“纯商业费用”，科斯定义为“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二者都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我们常说“学海无涯苦作舟”，除了毅力、不怕吃苦，我认为找到一个好问题也是很好的舟。有了问题作驱动，你就会主动学知识，学习动力更大。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丰富的知识，没有人可以将它们完全掌握，但你如果有问题做驱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相关知识汇聚到一起，你掌握到的知识就将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有意义的。
对青年学者而言，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就要想办法在经济学知识的海洋里做出一点增量，或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建国七十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从中可以找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题目。所以，机会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问题找出来，以问题为驱动和向导，好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当然，好问题也来之不易，需要你既观察世界，又阅读经典，需要你在学术传统和真实世界之间不停寻找那些让你激动不已的问题。一旦你把问题搞得非常清楚，它会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然后你把自己的学术生命放进去，把你在学校训练中获得的能力和本事放进去，然后静待花开。
好问题是相通的——从人工智能到企业管理
当然，学经济学并不都是为了成为经济学家，这很容易理解，更多的人需要的是这个学科提供的知识营养。
即便你将来从事其它领域，很多道理也是相通的，尤其是找一个好问题做驱动，适用于很多情形。
在科学上，我先举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例子。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而这套学问源自1950年图灵提出的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么？”
图灵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是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他的问题指向那个可能的答案——机器会思考。图灵认为，要回答机器能否思考这个问题，不但要非常懂机器，也要非常懂思考。图灵把人类的思考做了分解研究，看它是由哪些活动所构成，这些活动有没有可能被人类发明创造的机器来模拟甚至来独立演化。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简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很显然，如果图灵没有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的人们可能就不会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继续研究，或者往这领域的发展要滞后很久。
美国神经生理教授保罗·巴赫利塔的故事同样带给我们启发。他的工作也是从一个好问题出发：人到底是用眼睛看世界，还是用脑子看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巴赫利塔认为，眼睛只是外部信息传输进大脑的一个通道，大脑才是成像区。先天性盲人可能只是生下来眼睛就坏了，但脑子没坏，这意味着传输信息图像的通道堵塞了，但成像区还是好的。
巴赫利塔开始思考，能不能换一个通道把外部世界的图像信息传输进脑子里成像？巴赫利塔后来发明了用舌头代替眼睛接收视觉信号的技术设备，也就是此后电子眼镜的雏形。再后来，美国维看（Wicab）公司的研究人员将外形庞大的电子眼镜变得更加小巧轻便，最终研发出一款名为“电子棒棒糖”的电子眼镜。“电子棒棒糖”由一副装有微型摄像机的太阳镜、一个控制器和一块舌显示器组成。盲人使用时，只要将舌显示器含在嘴里就行。太阳镜上的摄像头负责捕捉视觉信息，控制器将信息处理之后转化成电脉冲，由舌头感知并传递到盲人的大脑视觉区，最后形成知觉。通过“电子棒棒糖”，盲人可以判断物体的方向、大小、位置、运动轨迹等信息，从而更好地独立行走和生活。
在企业管理上，好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同学们未来也很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要实现创新，离不开好的问题驱动。
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去广东佛山做企业调查。当时很多企业都面临防疫过程中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停工停产等困境。我们去到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问老总怎么应对这场危机。
这位老总名叫李深华，他指出我们的问题问得不对，因为等危机来临时企业无论如何都将遭受损失。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平时就创造条件把可能的危机化解掉？
他介绍说，他经营的华兴玻璃公司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三的企业。疫情期间公司所有的玻璃厂都没有停工停产，因为生产玻璃的炉子启动后最好不要关停，否则会有很大的成本损失，这迫使他在平时就要积极思考：如何保证订单和所有生产要素供应的均衡性。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如何做到订单均衡？他的秘诀听起来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就是“多元化”。
第一，严格保证订单的多样性。再好的订单也不能超过生产总量的十分之一。
第二，绝不在同一个地方设多个工厂。由于玻璃制品较重、易碎，他会选择在距离目的地两三百公里的半径区间内多地设厂。
第三，从全国各地招工。他认为只有将工人的地域和文化习惯错开，才不容易形成危机共振。
最后，更重要的是对工厂的日常管理。他认为只有平时在管理中杜绝一切漏洞，面对危机时才更可能保持坚挺。
这位老总在平时就把问题提了出来。他总结说，管理的重心不是危机来了以后如何手忙脚乱地应对，而是平时就练出来“向死而生”的功夫。
作为一家企业的董事长，他平时在北大哲学系学习，阅读了很多哲学经典。我国制造业基本都是传统企业，企业里真有不少高人，他们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问题抓得准。
再举一个公益教育的例子。我们北大国发院多年对口云南省弥渡县牛街彝族乡扶贫。当地的教学楼、宿舍、师资等硬件条件都已经不错，比较缺的是素质教育的课程和老师。为此，我们联系到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他们通过公众捐来的15万元钱在当地建设了“真爱梦想教室”，为当地学生开设了几十门素质教育课。课程以趣味性强、调动学生能动性的素质教育为特色，同时培养当地老师加入到教学当中。“真爱梦想”的教室按照统一的风格装修，课桌上还配有iPad辅助教学，学生每周来上一次课，每次40分钟。我们旁听了一次课，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参与性很高，你能感受到他们眼中的光芒。
“真爱梦想”素质教育有三个信条：
第一条是“问题比答案更重要”。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在求学过程中的那些心得都被总结出来了。我们学习不是要记住一堆答案，而是要知道答案从哪里来，怎么利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并为知识海洋再贡献一点增量。如居里夫人所说，为知识加一粒沙子都非常值得，这就是科学精神。
第二条是“方法比知识重要”。
第三条更有意思，“信任比帮助重要”。教育学生是一个教化过程，要让学生学会将来进入社会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因此如何建立对他人的信任感，不是关门背书就可以解决的。
我今天重点讲的是第一条“问题比答案重要”，这也是我们求学的重点。学问实际上要把“问”作为一个向导，把“问”作为一个发动机，用“问”来驱动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会更加主动、有趣，哪怕压力再大，也会觉得不那么辛苦，甚至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在主动探索和求知，而不是被动求一个分数或毕业证，你的学习状态会因此而变得有所不同。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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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04-16 10:20 来源：
题记：2021年3月12日下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本科教学中心主办专题讲座“经济学的意义”，并向公众说明三个学习项目：经济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经济学本科、经济学双学位。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专题讲座上的分享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文末附完整的讲座视频。
看到大家，就想起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也是下乡当了多年知青以后，才有机会上大学。
上大学是为了求学，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求学到底求什么？重点何在？
进大学后，我们经常会觉得时间分配的压力特别大。在有限的时间内，你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好老师、好专业，那么多有用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值得学。你需要花时间才能获得好的成绩和毕业文凭，还要花时间去认识优秀的朋友，因为见贤思齐才会挖掘出自己更多的潜力。不止这些，你还要花时间来对整个国家和世界多一些了解，以便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抓住更多的机会。
当很多的目标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怎么抓住重点就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会让人倍感压力甚至焦虑。所以今天我就着重讲讲求学的重点。
求学即求“学问”，那么“学”和“问”哪个才是重点？我认为是“问”。我的这个看法是从前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
为此，先给大家讲讲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的故事。
从一个好问题出发——张培刚与科斯的故事
第一位是张培刚老师。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从黑龙江下乡的地方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来北京上学，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我在农村已经呆了10年，对中国的社会现象有很多观察，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大学课本上的东西不能完全满足我，我就不停地再去寻找课本之外的知识。
北京的好处是，这里是全国的科学文化中心，北京的大学不光有好老师，还有很多厉害之处，比如好的活动和社团。我就发现北京大学校长楼的二楼每两个星期就会举办一次非常重要的讲座。讲座是由当时一个叫中外经济学联合会的学术团体在组织，会长是厉以宁老师，副会长就是张培刚老师。
当时我还不了解张培刚，但参加讲座以后，我发现最吸引我的就是张培刚老师的讲座。后来看他的回忆录得知，他是来自湖北的农家子弟，当年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从他介绍的当年武大经济系的课程和任课老师来看，即便在上世纪30年代，武大对学生的训练已经非常扎实。但仅仅受过大学训练并不足以保证张培刚在日后成为非常优秀的学者，还需要学会抓住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国面临好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跟资源配置相关。当时日本倚仗较强的军事力量陆续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导致我国沿海城市的物资供应链面临随时断裂的可能。这是战时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组织力量来做研究。张培刚很幸运，刚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刚好被安排参与这个问题的研究。
张培刚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国际贸易，宁波、厦门等很多沿海城市的居民吃的都是泰国供应的大米。而一旦日本人把海运通路占领，我们就很难保证沿海城市居民的大米供应，怎么办？
张培刚他们调查后发现，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都有农民在种粮食，而且粮食也很便宜，那为什么国内的粮食不能供应沿海城市居民呢？
调查的结论很有意思，尽管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要把粮食从江西、湖南、湖北的乡下运到沿海城市，其中的过程却是非常艰难，一路上面临重重关卡、过路费甚至土匪抢劫，而泰国大米只要一上船，通过畅通的海运就可以进入到中国沿海城市。海上运输的麻烦比陆路要小得多，这个认知在当时非常重要。
经济学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方如何富裕起来时，通常将重点放在生产上，即怎么提高生产效率、专业化分工水平。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生产效率越高，进而产品越多，财富越多。
但张培刚当时在调研期间注意到了除生产成本以外的问题。张培刚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会把复杂的问题切开来分析。他把粮食的生产成本、纯运输成本和纯商业成本（运输途中的额外支付）分开来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的粮食生产成本很低，但是纯商业成本很高，如果能够改善商业组织、疏通陆路渠道、提升运输服务质量等，特别是把那些乱收费现象整治干净，中国粮食凭借很低的生产成本和较低的纯商业费用，可以保障战时对沿海城市的供应。
张培刚这份《中国粮食问题研究》报告，随着他所在的研究所内迁，最后于1940年在武汉出版。
从整个经济学研究史来看，《中国粮食问题研究》都是非常了不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传统经济学重视生产成本，但忽视了生产以外的成本。几十年后，与“纯商业费用”相似的概念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很遗憾获奖者并不是我们的张培刚先生。
抗战胜利后，张培刚获得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1945年，他在哈佛的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农业国工业化》获得哈佛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
张培刚出身于湖北农家，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以及大半个中国被日本这样的小国占领的惨况。他意识到，我们的落后挨打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没有发展出工业文明。
一代人对问题的认知，不仅来自于书本，还来自于那代人对生活的感受。所以，张培刚在哈佛研究的不是那些有关发达国家的问题，而是选择了农业国怎么实现工业化这样的现实问题。正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最终获得了哈佛最佳论文奖。
1979年诺奖得主刘易斯的著名二元结构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的农业部分与现代化的工业部分。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展，并且需要从农业部门不断吸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即刘易斯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的观点。刘易斯认为要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张培刚在《农业国工业化》里提出了工业化应是全面工业化，包括发展农业的工业化，即“产业化”。
张培刚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可能读过很多经典，了解到前人做过的很多工作，也记了无数的概念、推理和模型，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问题来做驱动，你就不知道这些知识最后拿来做什么，怎么用现有的知识生产出更多的知识。
我想讲的另外一位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他的故事也很打动我。
科斯和张培刚差不多是同代人，我前面提到1991年那个诺奖得主就是科斯。
上世纪30年代，科斯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正赶上欧洲经济大危机。当经济前景不好时，我们通常建议学生选择更接地气的专业以便毕业后找工作，科斯在当时就选择了商学专业而不是经济学。
商学除了要学习经济学的市场机制，还要学习企业组织和管理的内容，比如科斯就了解到一家工厂的组织会有车间组长、班长、主任和厂长等。科斯发现，企业实际的运行情况与经济学讲的价格机制之间存在一个问题，即价格机制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任何一家工厂里都有“看得见的手”在指挥，比如都有组长、班长等负责人来安排工人的具体工作。这个问题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让科斯十分困惑，也让他充满了继续求学的动力。他觉得课本上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为此，他申请了学院的恺撒奖学金，然后用这笔奖学金去调研美国的公司，以破解心中的疑问。
在美国调研期间，科斯观察到美国庞大的企业组织内部存在有序的协调、计划及管理。自1932年起，他开始研究费用与组织的问题。他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要素所有者必须去发现价格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做出安排，解决争议等，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
如果没有企业，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直接用自己的要素来生产产品并直接参加交易，结果将是高昂的交易费用迫使交易中止。企业能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产品或服务单位参加市场交换，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活动中，除了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外，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科斯通过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言简意赅地说清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即企业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1991年，科斯凭借“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的相关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交易成本的形态极其丰富，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网购。网购出现之前，商品生产出来后要通过层层批发商才能进入城市的大卖场，大卖场空间有限、租金高昂。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的产品就越多，最后产生的商品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家可以将商品在虚拟空间展示，如此一来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的陈列、店铺租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两位学者的经历，对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
在抗战时期，张培刚没有阅读国际文献的可能，他的文章也没有机会被国际学术界所了解，这些是受历史条件所限。但从认识水平来看，他和科斯是异曲同工地发现了交易费用，只是张培刚老师定义的概念叫“纯商业费用”，科斯定义为“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二者都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我们常说“学海无涯苦作舟”，除了毅力、不怕吃苦，我认为找到一个好问题也是很好的舟。有了问题作驱动，你就会主动学知识，学习动力更大。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丰富的知识，没有人可以将它们完全掌握，但你如果有问题做驱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相关知识汇聚到一起，你掌握到的知识就将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有意义的。
对青年学者而言，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就要想办法在经济学知识的海洋里做出一点增量，或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建国七十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从中可以找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题目。所以，机会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问题找出来，以问题为驱动和向导，好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当然，好问题也来之不易，需要你既观察世界，又阅读经典，需要你在学术传统和真实世界之间不停寻找那些让你激动不已的问题。一旦你把问题搞得非常清楚，它会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然后你把自己的学术生命放进去，把你在学校训练中获得的能力和本事放进去，然后静待花开。
好问题是相通的——从人工智能到企业管理
当然，学经济学并不都是为了成为经济学家，这很容易理解，更多的人需要的是这个学科提供的知识营养。
即便你将来从事其它领域，很多道理也是相通的，尤其是找一个好问题做驱动，适用于很多情形。
在科学上，我先举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例子。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而这套学问源自1950年图灵提出的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么？”
图灵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是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他的问题指向那个可能的答案——机器会思考。图灵认为，要回答机器能否思考这个问题，不但要非常懂机器，也要非常懂思考。图灵把人类的思考做了分解研究，看它是由哪些活动所构成，这些活动有没有可能被人类发明创造的机器来模拟甚至来独立演化。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简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很显然，如果图灵没有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的人们可能就不会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继续研究，或者往这领域的发展要滞后很久。
美国神经生理教授保罗·巴赫利塔的故事同样带给我们启发。他的工作也是从一个好问题出发：人到底是用眼睛看世界，还是用脑子看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巴赫利塔认为，眼睛只是外部信息传输进大脑的一个通道，大脑才是成像区。先天性盲人可能只是生下来眼睛就坏了，但脑子没坏，这意味着传输信息图像的通道堵塞了，但成像区还是好的。
巴赫利塔开始思考，能不能换一个通道把外部世界的图像信息传输进脑子里成像？巴赫利塔后来发明了用舌头代替眼睛接收视觉信号的技术设备，也就是此后电子眼镜的雏形。再后来，美国维看（Wicab）公司的研究人员将外形庞大的电子眼镜变得更加小巧轻便，最终研发出一款名为“电子棒棒糖”的电子眼镜。“电子棒棒糖”由一副装有微型摄像机的太阳镜、一个控制器和一块舌显示器组成。盲人使用时，只要将舌显示器含在嘴里就行。太阳镜上的摄像头负责捕捉视觉信息，控制器将信息处理之后转化成电脉冲，由舌头感知并传递到盲人的大脑视觉区，最后形成知觉。通过“电子棒棒糖”，盲人可以判断物体的方向、大小、位置、运动轨迹等信息，从而更好地独立行走和生活。
在企业管理上，好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同学们未来也很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要实现创新，离不开好的问题驱动。
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去广东佛山做企业调查。当时很多企业都面临防疫过程中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停工停产等困境。我们去到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问老总怎么应对这场危机。
这位老总名叫李深华，他指出我们的问题问得不对，因为等危机来临时企业无论如何都将遭受损失。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平时就创造条件把可能的危机化解掉？
他介绍说，他经营的华兴玻璃公司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三的企业。疫情期间公司所有的玻璃厂都没有停工停产，因为生产玻璃的炉子启动后最好不要关停，否则会有很大的成本损失，这迫使他在平时就要积极思考：如何保证订单和所有生产要素供应的均衡性。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如何做到订单均衡？他的秘诀听起来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就是“多元化”。
第一，严格保证订单的多样性。再好的订单也不能超过生产总量的十分之一。
第二，绝不在同一个地方设多个工厂。由于玻璃制品较重、易碎，他会选择在距离目的地两三百公里的半径区间内多地设厂。
第三，从全国各地招工。他认为只有将工人的地域和文化习惯错开，才不容易形成危机共振。
最后，更重要的是对工厂的日常管理。他认为只有平时在管理中杜绝一切漏洞，面对危机时才更可能保持坚挺。
这位老总在平时就把问题提了出来。他总结说，管理的重心不是危机来了以后如何手忙脚乱地应对，而是平时就练出来“向死而生”的功夫。
作为一家企业的董事长，他平时在北大哲学系学习，阅读了很多哲学经典。我国制造业基本都是传统企业，企业里真有不少高人，他们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问题抓得准。
再举一个公益教育的例子。我们北大国发院多年对口云南省弥渡县牛街彝族乡扶贫。当地的教学楼、宿舍、师资等硬件条件都已经不错，比较缺的是素质教育的课程和老师。为此，我们联系到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他们通过公众捐来的15万元钱在当地建设了“真爱梦想教室”，为当地学生开设了几十门素质教育课。课程以趣味性强、调动学生能动性的素质教育为特色，同时培养当地老师加入到教学当中。“真爱梦想”的教室按照统一的风格装修，课桌上还配有iPad辅助教学，学生每周来上一次课，每次40分钟。我们旁听了一次课，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参与性很高，你能感受到他们眼中的光芒。
“真爱梦想”素质教育有三个信条：
第一条是“问题比答案更重要”。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在求学过程中的那些心得都被总结出来了。我们学习不是要记住一堆答案，而是要知道答案从哪里来，怎么利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并为知识海洋再贡献一点增量。如居里夫人所说，为知识加一粒沙子都非常值得，这就是科学精神。
第二条是“方法比知识重要”。
第三条更有意思，“信任比帮助重要”。教育学生是一个教化过程，要让学生学会将来进入社会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因此如何建立对他人的信任感，不是关门背书就可以解决的。
我今天重点讲的是第一条“问题比答案重要”，这也是我们求学的重点。学问实际上要把“问”作为一个向导，把“问”作为一个发动机，用“问”来驱动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会更加主动、有趣，哪怕压力再大，也会觉得不那么辛苦，甚至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在主动探索和求知，而不是被动求一个分数或毕业证，你的学习状态会因此而变得有所不同。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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