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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刘雅玄：防疫期间，需关注“职场妈妈”的心理压力
发布日期：2020-03-30 11:15 来源：
摘要：最近，全国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各地打开区域间的流动限制，加速复产复工。由于学校尚未复学，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面临照料子女和复工的两难选择。截至3月上旬，全国复工率为77%，总体工作量恢复率为去年同期的58%。研究发现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工作量恢复明显不充分；特别是“职场妈妈”的复工概率低且更多地选择在家办公；在工作和子女之间权衡的职场妈妈们，承受着压力、心理健康水平最差，该群体应被更多地关注。如今，新冠疫情在全国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回顾过去两个月，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3月25日解除离鄂通道管控，全国民众已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闭关”时期。在这段疫情防控期，经济停摆，复工推迟，学校开学延迟，男女老少禁足在家，用“宅”的方式对抗疫情的传播。目前，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新冠疫情在全世界开始迅速蔓延，全球总感染人数已达70万人。中国的防控经验已经被各国广泛借鉴，多个国家均采取了“封城”和“闭关”的政策限制人的跨地流动、减少人群的聚集。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对人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导致了经济整体下滑，同时也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改变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利用在中国疫情防控期间收集的个体信息数据，分析“闭关”对人的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这一议题对我们了解疫情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有启示作用，也可为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过去两个月，“闭关”措施的实施对于上班族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突然改变，社会活动大幅度减少，大部分时间禁足家中。同时，由于学校和育儿机构推迟开学，未成年子女日常教育的重任完全回归家庭。对于有孩子的上班族来说，工作和孩子是其在防疫期面临的双重挑战。在疫情防控期，上班族如何权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男性和女性在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是否有着不同的应对？子女和工作的权衡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分别于2020年3月1日、3月9日至10日在“腾讯企鹅调研”平台随机抽取2019年底处于从业状态的个体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5679人。调查收集了被访者的详细个人基本信息、疫情期的生活安排、复工情况信息、并对其心理健康和行为进行了客观测度。两轮网络调查的从业人员样本来自同一个调查平台，样本筛选条件完全一致，数据具有可比性。此外，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全国代表性，课题组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城镇就业人口分省分性别分行业分布，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加权后的样本汇总信息对全国的人口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计算方法和代表性评估请见系列报告之一《疫情期，你复工了吗？》。疫情期的“闭关”程度最近一个月出门的频率 反应了疫情期的“闭关”程度。数据显示，近20%的人最近一个月从未出过门，平均外出频率为11次/月，女性比男性平均少外出1.8次/月。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婚姻、孩子数、复工状态、以及地区层面疫情指标等特征之后 ，已婚女性、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职场妈妈”）外出的可能性更低。这说明在疫情期间，有家有口的男性更多地承担了外出（购物）的家庭责任，而女性群体，特别是职场妈妈们，则更严格地居家隔离、减少外出。2月中旬之后，随着全国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复工的进度加快。数据显示，3月1日到3月10日期间全国从业人员复工率增长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77%。综合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在3月上旬，平均有超过半数（53.2%）的从业人员回单位复工，17%选择在家办公，23%的从业人员尚未复工，陷入失业的从业人员占6.5%。按照工作恢复程度计算的复工率仅为（去年同期的）58%。按工作量计算的复工率显著低，其原因是复工群体的工作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差距：回单位复工的人，工作强度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8%，在家办公的人工作恢复程度仅为65%。从复工情况和工作量恢复情况两方面来看，整体复工率为7成，工作恢复程度达到了6成；从业人员仍很大程度上居家生活，与平时相比社会活动锐减，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应对家庭生活。针对复工选择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和就业等特征之后，相对于未婚群体，已婚从业者的复工的可能性更大（高4.4个百分点），失业率更低（低2个百分点），但是在已复工的群体中，已婚从业者的工作量恢复显著低于未婚群体。此外，我们进一步比较了有未成年子女对男性和女性从业者的复工选择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和就业等特征之后，职场妈妈们的复工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从业群体：职场妈妈比其他从业群体（男性和无子女女性从业者）复工的可能性低6个百分点。另外，即使职场妈妈选择复工，其在家工作的可能性比其他从业者高出10.5个百分点，而工作量恢复程度则低了8.7个百分点。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从业者和没有孩子的男性相比，在复工概率上无显著差异，但是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工作量恢复程度显著低于无子女的男性（低6.8个百分点）。以上结果说明：（1）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与未婚、无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相比更积极地复工，但是工作量恢复相对不足；（2）已经复工的职场妈妈复工率最低，并且更多地选择“在家办公”，失业的可能性最大。 这些结果说明，尚未复学的未成年子女是从业人员复工的障碍，特别是对于女性从业者来说她们要更多地权衡工作和子女，面临着更艰难的复工选择。从复工的主观意愿来看，尚未回单位复工的从业者中，有6成的男性和5成的女性“非常希望”能尽快回单位上班，另有3成 “一般希望”尽快回单位工作。控制了所有个人、就业、和当前工作状态等特征之后，回归结果显示男性、有孩子的从业者和失业者希望能恢复正常工作的愿望更为强烈；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更加“非常希望回单位工作”，比职场妈妈们高出10个百分点。关于希望尽快回单位复工的原因，8成的男性和7成的女性从业者是为了“赚钱”。以上分析结果说明，有孩子的从业者承担着家庭压力，就业意愿强烈，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下复工意愿最强。社会活动锐减 网络依存度增加保持社会交往距离是防范疫情传播的关键。从调查数据来看，“闭关”期间（2020年2月）相比正常时期（2019年11月）从业人员的社会交往频率显著下降。如“和朋友外出娱乐”从2019年11月的一个月平均4.2次，减少到2020年2月的2.1次；“和朋友见面聊天”从一个月8次减少到一个月3.2次；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从2.7次减少到1.9次。另外，我们发现疫情期间，隔离在家导致健身活动明显减少了，从每月平均6次减少到4.8次。唯一特殊的是“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的频率在疫情期显著增加了，回归结果显示主要由于单身女性更多地参与到了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中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那么人们是否会选择借助网络社交及娱乐来弥补“闭关”期间的社会活动减少呢？数据显示，“上网和朋友聊天”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月18次之多；上网打游戏的频率在疫情期间明显增加，达到每月平均13.5次，约2天一次；“上网参加培训”明显增加，从每月3.2次增加到3.5次。根据2019年11月份的各项活动频率来看，女性各项社会交往活动都显著少于男性，特别是“上网打游戏”一项。已婚群体在上网聊天，参加培训和健身方面显著低于未婚群体。未成年子女对女性的影响主要是显著减少了其“上网打游戏”的可能，在其他社会交往方面与其他类型从业人员没有明显差异。另外，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率都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随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减少。总的来说，全体从业人员都减少了外出进行社会交往频率，健身活动频率没有明显的增加，甚至略有下降；女性增加了参与志愿和慈善活动的频率；男性网络依存度增加，特别是增加了上网打游戏的频率。睡眠时间显著增加“闭关”期间，大量的居家时间是否增加了睡眠时间呢？ 数据显示，2019年11月从业人员的平均睡眠时间为6.5小时，2020年2月增加到了7小时，平均每天多睡了半个小时。回归结果显示，在正常时期女性睡眠时间要比男性多出0.3个小时；在疫情期间，女性相对男性睡眠时间增加明显，多增加了0.1个小时；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当中，但是职场妈妈们的睡眠没有明显增加。工作、孩子双重压力影响心理健康在防疫期，有否未成年子女对男性和女性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分析结果显示，（1）有孩子的女性从业者心理健康程度显著低于对应的男性群体；（2）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的心理健康程度为所有从业群体中最低；（3）特别是在家办公的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面临更多的权衡，其心理健康明显低于其他从业群体。综上所述，随着全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积极加速复产复工的进度。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学校尚未复学，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人员来说面临着照顾子女和工作之间的两难选择。我们的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3月上旬，复工比例为77%，工作量恢复只为去年同期的58%，总体就业尚未充分恢复。分性别来看，女性从业者，特别是职场妈妈们，更多的禁足家中、优先选择在家办公，社会活动明显减少，娱乐活动没有增加，睡眠无明显改善；男性从业者外出次数显著多于女性，并更多的依赖网络游戏消解“闭关”的烦闷。职场妈妈们面临孩子和工作的双层压力，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在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复学的情况下，有孩子的女性从业者的心理状况最令人担忧，她们的心理健康也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因此在家庭层面职场妈妈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与支持。作者信息：张丹丹、刘雅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文作者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提供的调查资助和技术支持，以及谢佩瑜同学提供的优秀助研工作。）文章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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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刘雅玄：防疫期间，需关注“职场妈妈”的心理压力
发布日期：2020-03-30 11:15 来源：
摘要：最近，全国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各地打开区域间的流动限制，加速复产复工。由于学校尚未复学，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面临照料子女和复工的两难选择。截至3月上旬，全国复工率为77%，总体工作量恢复率为去年同期的58%。研究发现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工作量恢复明显不充分；特别是“职场妈妈”的复工概率低且更多地选择在家办公；在工作和子女之间权衡的职场妈妈们，承受着压力、心理健康水平最差，该群体应被更多地关注。如今，新冠疫情在全国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回顾过去两个月，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3月25日解除离鄂通道管控，全国民众已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闭关”时期。在这段疫情防控期，经济停摆，复工推迟，学校开学延迟，男女老少禁足在家，用“宅”的方式对抗疫情的传播。目前，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新冠疫情在全世界开始迅速蔓延，全球总感染人数已达70万人。中国的防控经验已经被各国广泛借鉴，多个国家均采取了“封城”和“闭关”的政策限制人的跨地流动、减少人群的聚集。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对人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导致了经济整体下滑，同时也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改变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利用在中国疫情防控期间收集的个体信息数据，分析“闭关”对人的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这一议题对我们了解疫情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有启示作用，也可为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过去两个月，“闭关”措施的实施对于上班族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突然改变，社会活动大幅度减少，大部分时间禁足家中。同时，由于学校和育儿机构推迟开学，未成年子女日常教育的重任完全回归家庭。对于有孩子的上班族来说，工作和孩子是其在防疫期面临的双重挑战。在疫情防控期，上班族如何权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男性和女性在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是否有着不同的应对？子女和工作的权衡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分别于2020年3月1日、3月9日至10日在“腾讯企鹅调研”平台随机抽取2019年底处于从业状态的个体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5679人。调查收集了被访者的详细个人基本信息、疫情期的生活安排、复工情况信息、并对其心理健康和行为进行了客观测度。两轮网络调查的从业人员样本来自同一个调查平台，样本筛选条件完全一致，数据具有可比性。此外，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全国代表性，课题组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城镇就业人口分省分性别分行业分布，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加权后的样本汇总信息对全国的人口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计算方法和代表性评估请见系列报告之一《疫情期，你复工了吗？》。疫情期的“闭关”程度最近一个月出门的频率 反应了疫情期的“闭关”程度。数据显示，近20%的人最近一个月从未出过门，平均外出频率为11次/月，女性比男性平均少外出1.8次/月。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婚姻、孩子数、复工状态、以及地区层面疫情指标等特征之后 ，已婚女性、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职场妈妈”）外出的可能性更低。这说明在疫情期间，有家有口的男性更多地承担了外出（购物）的家庭责任，而女性群体，特别是职场妈妈们，则更严格地居家隔离、减少外出。2月中旬之后，随着全国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复工的进度加快。数据显示，3月1日到3月10日期间全国从业人员复工率增长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77%。综合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在3月上旬，平均有超过半数（53.2%）的从业人员回单位复工，17%选择在家办公，23%的从业人员尚未复工，陷入失业的从业人员占6.5%。按照工作恢复程度计算的复工率仅为（去年同期的）58%。按工作量计算的复工率显著低，其原因是复工群体的工作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差距：回单位复工的人，工作强度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8%，在家办公的人工作恢复程度仅为65%。从复工情况和工作量恢复情况两方面来看，整体复工率为7成，工作恢复程度达到了6成；从业人员仍很大程度上居家生活，与平时相比社会活动锐减，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应对家庭生活。针对复工选择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和就业等特征之后，相对于未婚群体，已婚从业者的复工的可能性更大（高4.4个百分点），失业率更低（低2个百分点），但是在已复工的群体中，已婚从业者的工作量恢复显著低于未婚群体。此外，我们进一步比较了有未成年子女对男性和女性从业者的复工选择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和就业等特征之后，职场妈妈们的复工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从业群体：职场妈妈比其他从业群体（男性和无子女女性从业者）复工的可能性低6个百分点。另外，即使职场妈妈选择复工，其在家工作的可能性比其他从业者高出10.5个百分点，而工作量恢复程度则低了8.7个百分点。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从业者和没有孩子的男性相比，在复工概率上无显著差异，但是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工作量恢复程度显著低于无子女的男性（低6.8个百分点）。以上结果说明：（1）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与未婚、无未成年子女的从业者相比更积极地复工，但是工作量恢复相对不足；（2）已经复工的职场妈妈复工率最低，并且更多地选择“在家办公”，失业的可能性最大。 这些结果说明，尚未复学的未成年子女是从业人员复工的障碍，特别是对于女性从业者来说她们要更多地权衡工作和子女，面临着更艰难的复工选择。从复工的主观意愿来看，尚未回单位复工的从业者中，有6成的男性和5成的女性“非常希望”能尽快回单位上班，另有3成 “一般希望”尽快回单位工作。控制了所有个人、就业、和当前工作状态等特征之后，回归结果显示男性、有孩子的从业者和失业者希望能恢复正常工作的愿望更为强烈；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更加“非常希望回单位工作”，比职场妈妈们高出10个百分点。关于希望尽快回单位复工的原因，8成的男性和7成的女性从业者是为了“赚钱”。以上分析结果说明，有孩子的从业者承担着家庭压力，就业意愿强烈，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下复工意愿最强。社会活动锐减 网络依存度增加保持社会交往距离是防范疫情传播的关键。从调查数据来看，“闭关”期间（2020年2月）相比正常时期（2019年11月）从业人员的社会交往频率显著下降。如“和朋友外出娱乐”从2019年11月的一个月平均4.2次，减少到2020年2月的2.1次；“和朋友见面聊天”从一个月8次减少到一个月3.2次；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从2.7次减少到1.9次。另外，我们发现疫情期间，隔离在家导致健身活动明显减少了，从每月平均6次减少到4.8次。唯一特殊的是“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的频率在疫情期显著增加了，回归结果显示主要由于单身女性更多地参与到了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中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那么人们是否会选择借助网络社交及娱乐来弥补“闭关”期间的社会活动减少呢？数据显示，“上网和朋友聊天”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月18次之多；上网打游戏的频率在疫情期间明显增加，达到每月平均13.5次，约2天一次；“上网参加培训”明显增加，从每月3.2次增加到3.5次。根据2019年11月份的各项活动频率来看，女性各项社会交往活动都显著少于男性，特别是“上网打游戏”一项。已婚群体在上网聊天，参加培训和健身方面显著低于未婚群体。未成年子女对女性的影响主要是显著减少了其“上网打游戏”的可能，在其他社会交往方面与其他类型从业人员没有明显差异。另外，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率都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随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减少。总的来说，全体从业人员都减少了外出进行社会交往频率，健身活动频率没有明显的增加，甚至略有下降；女性增加了参与志愿和慈善活动的频率；男性网络依存度增加，特别是增加了上网打游戏的频率。睡眠时间显著增加“闭关”期间，大量的居家时间是否增加了睡眠时间呢？ 数据显示，2019年11月从业人员的平均睡眠时间为6.5小时，2020年2月增加到了7小时，平均每天多睡了半个小时。回归结果显示，在正常时期女性睡眠时间要比男性多出0.3个小时；在疫情期间，女性相对男性睡眠时间增加明显，多增加了0.1个小时；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当中，但是职场妈妈们的睡眠没有明显增加。工作、孩子双重压力影响心理健康在防疫期，有否未成年子女对男性和女性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分析结果显示，（1）有孩子的女性从业者心理健康程度显著低于对应的男性群体；（2）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的心理健康程度为所有从业群体中最低；（3）特别是在家办公的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面临更多的权衡，其心理健康明显低于其他从业群体。综上所述，随着全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积极加速复产复工的进度。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学校尚未复学，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从业人员来说面临着照顾子女和工作之间的两难选择。我们的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3月上旬，复工比例为77%，工作量恢复只为去年同期的58%，总体就业尚未充分恢复。分性别来看，女性从业者，特别是职场妈妈们，更多的禁足家中、优先选择在家办公，社会活动明显减少，娱乐活动没有增加，睡眠无明显改善；男性从业者外出次数显著多于女性，并更多的依赖网络游戏消解“闭关”的烦闷。职场妈妈们面临孩子和工作的双层压力，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在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复学的情况下，有孩子的女性从业者的心理状况最令人担忧，她们的心理健康也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因此在家庭层面职场妈妈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与支持。作者信息：张丹丹、刘雅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文作者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提供的调查资助和技术支持，以及谢佩瑜同学提供的优秀助研工作。）文章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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