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当下中国经济学的出路

发布日期:2019-03-27 02:00    来源: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那时候我们作为学生,既学西方经济学,也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只学了点皮毛。到我们的研究生阶段还达不到中级宏观水平,更别说应用。

但那个时候以发展所、体改所、北大、人大的一些年轻的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的确确在研究中国,他们做的研究非常接地气,从现实中发现理论,也能和当时的改革紧密相连,总结出来成为政策。

1990年代之后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下海了,发展所和体改所萎缩了,学校里很多人也走了。1994年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在1990年代,我们引进了研究生阶段的完整教学体系,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处于引进阶段。

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的面貌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从海外回来,国内那些在1990年代受过训练的人也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这一阶段我们在方法上还是在模仿国外,议题更不用说,基本上是国外给我们定议题。像刚才说的那样,尽是高铁跟这、跟那关系的研究,我做《经济学季刊》主编十几年,很多这样的文章,拿到就想吐,难道不能找点新的问题吗?不能因为国外有人发表了,我们就用中文的数据再跑一遍,这是浪费时间。

新时代给我们提出新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对当下中国,对中国过去70年,甚至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或者更长的历史,做出一个解释的话,我们真的是在浪费生命。

在新阶段,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中国经济学应该往哪里走。在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里,经济学和国际接轨最为深入。正因为接轨最深入,我们的研究往往被英美的学术导向所引导,用“绑架”这个词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的研究方向肯定受到了引导。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当我们说主流经济学,都是在说美国的经济学。但是美国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在关注现实世界?我回到威斯康星大学去访问,听哥伦比亚大学搞国际贸易的一个学者讲一个理论模型,但那个模型的预测跟现实完全相反。出来之后另外一个老师说,他应该付我们钱,听他讲完全浪费生命。

我的感受是,在美国只有少数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关注现实世界,其他绝大多数人纯粹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因为中国有伟大的抱负,在中国做学术,如何把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需要我们好好思考。这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很多学者是看着指标做研究,指标怎么定,就朝哪个方向走。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标准,升迁的标准、奖励的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标准也是同样的导向,文章发表在世界前五的期刊给12分,发表在中国最好的杂志给4分,二者相差3倍,大家都会算账,该怎么做很清楚。其实也不一定要把国内发表和国外的发表严格区分开来,好的研究应该既在国内发表,也在国外发表,我绝大多数的研究在国外发。

但是,有很多研究虽然发到了很好的杂志,但没多大意义。在亚太地区,香港科大的经济学排名最高。但是香港科大有哪位学者有影响力?好像没有,他们在中国没有影响力,在西方也没有影响力。香港科大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个别学者做得很好,就离开了。如果我们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文章发得非常好,但跟中国脱节,跟现实脱节,在国际学术界没任何影响,这有什么意义?

所以经济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在哪儿发表,而是建立找到研究议题的能力,这才是最关键的。中国有很多好问题,大家如何去抓住这些问题,深挖下去,只要文章写出来了,无论在国内发表还是国外发表都没有问题。

我们应该跟198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对接起来,1980年代做的主要是经验研究,那是非常务实的研究,当然他们那时候的理论功底还不够。现在大家的理论功底都上去了,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有螺旋式的上升,就看能不能以1980年代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用严谨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当下我们该做的事。

这当然很难,如何做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要尽量去做。《经济学季刊》从2001年创办至今18年了,我们想做一个尝试,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这样既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推广出去。

[作者姚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经作者审订。]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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