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开放的中国市场

Asymmetric Opening up Market in China

仔细考察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引进并不对称：商品市场几乎完全开放，要素市场依然高度扭曲。这对中国经济究竟有何影响？

目前，关于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态势，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乐观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十分成功，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并且有可能于未来的一、二十年超越美国；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风险，结构不平衡、腐败以及分配不平等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部分悲观派甚至认为中国经济随时可能崩溃。

在我看来，这两派的意见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即中国市场开放不对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生产和投资补贴。一方面，由于这些补贴的存在，中国在过去的30 年中取得了接近10% 的增长；与此同时，许多结构不平衡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在30 年的商品市场开放进程之后，再完成要素市场的开放。这样，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才算大功告成。

从历史上中国G D P 年度增长率和季度增长率可以看出，中国长期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尽管近来受到外部冲击，但国家统计局仍表示2009 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可能接近8%。但是G D P 数据对于普通民众，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即便8% 左右的G D P增长得以保住，经济的结构问题仍令人担忧。我认为，由于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增长速度永远不成问题。重要的是增长质量以及可持续性的问题。

去年年中，美国陷入衰退，许多人认为我们低估了金融海啸的严重性。但其实我们并非首次经历这种“接近于危机”的情形。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至少经历了3 次我所称的“接近于危机”的情形。第一次是在1988-1989 年，当时发生了高通货膨胀等问题。改革的深化使我们渡过那次危机。

第二次“接近于危机”的情形发生在1998-1999 年，其外在的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但其根源是中国国企的亏损、银行坏账及财政赤字所形成的三角死结。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相互深化，使宏观经济几乎到了危机边缘。于是政府大刀阔斧地重构了银行体系，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对财政体系进行了改革。

现在我们面临第三次挑战。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非对称的改革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不免让人担忧：中国的净出口占G D P 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同时，投资占G D P 的比重也超过了40%，而消费比重不断下降。这样的增长质量如不加修正，在一些糟糕的情形下经济确有可能发生危机。

过去30 年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商品市场的开放。但诸如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等重要生产要素仍严重扭曲，这不论从要素的供求关系还是价格都不难体现。例如，劳动力方面，我们还存在限制劳动力的户籍登记制度、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资本市场方面，我们有资本账户流动控制，利率扭曲，

受管制的信贷分配和利率等。把这些扭曲的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加总起来，大约占G D P

的7%，就是说，如果上述市场都开放，中国的GDP 还可以提高7%。如果上述观点正确，我们可以把要素价格扭曲等同于生产者的补贴。在此采用一个动态宏观模型来模拟要素价格扭曲的可能后果。为了模拟扭曲市场机制，模型中采用了税收冲击。模型所采用的外生冲击是，将企业所得税下调1%，将个人所得税上调5%，将降低居民劳动收入，提高企业收入。模拟结果是，G D P 增长率上升，第二年达到最高值，比初值高1.2%，但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回落，收敛到比初始状态高0.4% 的水平；消费将下降，长期降幅在0.5% ；出口上升，在长期接近0.8% ；投资最终也将收敛于高出初值0.3% 的水平。这是因为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了生产方面的过度激励，造成投资和出口高于市场开放水平，而消费者收入降低，导致消费低于市场开放水平，从而经济增长强劲，但不平衡的现象也相当严重。因此，上述乐观和悲观派的论点其实出于同一原因。

最后，我认为，只有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真正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得以体现，经济才有可能以符合比较优势的模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