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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和懋：后危机时代应注重人力素质的提高
发布日期：2010-10-25 11:3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时报 刘慧
全球经济的复苏与中国密切相关，而决定经济长期发展有三大因素，分别是人口、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后两者都与知识紧密相关，而知识进步总量与受到良好教育人口(人力资本)占总人口比例成正比。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维持要靠教育和医疗，这两大领域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巫和懋教授。他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气候危机同时发生，中国角色尤其凸显。中国应考虑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自身调整，宏观调控政策都是短期的，中长期要注重国家人力素质、研发能力培养，厚植国力其实就在人。
创新重在教育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迟缓，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中长期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巫和懋：中国不能过于依赖外贸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引擎，更应该注重国内市场。在“十二五”规划里，中国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重要方向，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前提到东亚模式时曾讲到“雁行模型”，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产业等级较高端，而中国之后的马来西亚、越南也在追赶，可谓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大陆的产业升级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认识到，宏观调控政策都是短期行为，中长期要从国家的人力素质、研发能力培养以及工业提升方面作改进，这并不是五年就能完成的，是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走入现代化国家最根本的是人力素质，这决定了未来中国能否成为工业强国，其中包括产业政策和教育体系。中国政府提出，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只有有效提高国民素质，才能真正提高生产力，政府未来在政策讨论时，可就教育改革细节多做文章。
教育体系应该和市场需求挂钩
中国经济时报：发达国家的强大与其教育体系密不可分，你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哪些差距？
巫和懋：我们要多关心人力素质和研发能力的提高，把大学做成世界一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出了几个诺贝尔奖得主，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没有。中国大学的研发能力不足，在这方面尚有努力的空间。
日本、德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强国，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体系。比如瑞士人很愿意就读职业学校，而中国学生则不然，害怕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且，很多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脱节，我们应该思考教育体系如何和市场挂钩。
美国硅谷代表着美国国力，加州的伯克来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跟企业有紧密联系，学校的毕业生创业回到学校，告诉学校需要什么人才。美国也有两年的大学，专门做职业培训。
台湾高职学校的毕业生可以找到好工作，这与早年台湾建立的职教体系相关，比如台湾科技大学就很成功、台湾交通大学与产业结合紧密。而中国的校办企业模式不对，学校不应该办企业，但是学校要与企业有密切联系。
政府应鼓励民间办教育
中国经济时报：教育和医疗的改革是未来改革的重点所在，能否谈谈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问题？
巫和懋：全世界重要的大学很多都是民办的，如美国哈佛等前几位大学都是民办的，台湾的辅仁大学是民办的而且办得很好。
后危机时代都是体制改革，包括金融改革等深层次的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之一。目前中国政府应着重关注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以及职教体系和高等教育的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教育的支撑是无法想象的。当前民办大学的环境不够好，政府没有保持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政府应该给民办教育足够的条件，现在对民办教育的限制太多，教育应对民间投资完全开放。
应鼓励民企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大陆与台湾签署ECFA后，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台湾的软实力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巫和懋：签署ECFA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两岸经贸关系实现正常化。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经济和政治必然有密切关系，希望今后不仅是经贸关系正常化。
两岸经贸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于促进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上海、浙江的经济发展有好处。台湾的产业升级紧追美国和日本之后，台湾的产业可以和大陆更多结合。大陆的规模大，如果与台湾产业结合出现成功的例子，就可以找到产业升级的方向。
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有政府的扶持。例如，台湾的台塑刚开始是小厂，政府给予扶持政策从而发展起来；台湾集成电路现在做得很好，当年是台湾“行政院”的开发基金和民间的资本结合，且大部分资金由政府以股权形式投资，后来发展好了政府资金再退出，去帮助其他民营企业。
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国有企业居多，民营企业太少，大陆要往前走，需要扶植更多的民营企业。台湾经验可以推广，不在于规模，而在它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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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和懋：后危机时代应注重人力素质的提高
发布日期：2010-10-25 11:3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时报 刘慧
全球经济的复苏与中国密切相关，而决定经济长期发展有三大因素，分别是人口、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后两者都与知识紧密相关，而知识进步总量与受到良好教育人口(人力资本)占总人口比例成正比。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维持要靠教育和医疗，这两大领域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巫和懋教授。他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气候危机同时发生，中国角色尤其凸显。中国应考虑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自身调整，宏观调控政策都是短期的，中长期要注重国家人力素质、研发能力培养，厚植国力其实就在人。
创新重在教育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迟缓，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中长期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巫和懋：中国不能过于依赖外贸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引擎，更应该注重国内市场。在“十二五”规划里，中国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重要方向，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前提到东亚模式时曾讲到“雁行模型”，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产业等级较高端，而中国之后的马来西亚、越南也在追赶，可谓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大陆的产业升级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认识到，宏观调控政策都是短期行为，中长期要从国家的人力素质、研发能力培养以及工业提升方面作改进，这并不是五年就能完成的，是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走入现代化国家最根本的是人力素质，这决定了未来中国能否成为工业强国，其中包括产业政策和教育体系。中国政府提出，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只有有效提高国民素质，才能真正提高生产力，政府未来在政策讨论时，可就教育改革细节多做文章。
教育体系应该和市场需求挂钩
中国经济时报：发达国家的强大与其教育体系密不可分，你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哪些差距？
巫和懋：我们要多关心人力素质和研发能力的提高，把大学做成世界一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出了几个诺贝尔奖得主，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没有。中国大学的研发能力不足，在这方面尚有努力的空间。
日本、德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强国，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体系。比如瑞士人很愿意就读职业学校，而中国学生则不然，害怕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且，很多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脱节，我们应该思考教育体系如何和市场挂钩。
美国硅谷代表着美国国力，加州的伯克来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跟企业有紧密联系，学校的毕业生创业回到学校，告诉学校需要什么人才。美国也有两年的大学，专门做职业培训。
台湾高职学校的毕业生可以找到好工作，这与早年台湾建立的职教体系相关，比如台湾科技大学就很成功、台湾交通大学与产业结合紧密。而中国的校办企业模式不对，学校不应该办企业，但是学校要与企业有密切联系。
政府应鼓励民间办教育
中国经济时报：教育和医疗的改革是未来改革的重点所在，能否谈谈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问题？
巫和懋：全世界重要的大学很多都是民办的，如美国哈佛等前几位大学都是民办的，台湾的辅仁大学是民办的而且办得很好。
后危机时代都是体制改革，包括金融改革等深层次的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之一。目前中国政府应着重关注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以及职教体系和高等教育的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教育的支撑是无法想象的。当前民办大学的环境不够好，政府没有保持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政府应该给民办教育足够的条件，现在对民办教育的限制太多，教育应对民间投资完全开放。
应鼓励民企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大陆与台湾签署ECFA后，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台湾的软实力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巫和懋：签署ECFA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两岸经贸关系实现正常化。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经济和政治必然有密切关系，希望今后不仅是经贸关系正常化。
两岸经贸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于促进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上海、浙江的经济发展有好处。台湾的产业升级紧追美国和日本之后，台湾的产业可以和大陆更多结合。大陆的规模大，如果与台湾产业结合出现成功的例子，就可以找到产业升级的方向。
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有政府的扶持。例如，台湾的台塑刚开始是小厂，政府给予扶持政策从而发展起来；台湾集成电路现在做得很好，当年是台湾“行政院”的开发基金和民间的资本结合，且大部分资金由政府以股权形式投资，后来发展好了政府资金再退出，去帮助其他民营企业。
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国有企业居多，民营企业太少，大陆要往前走，需要扶植更多的民营企业。台湾经验可以推广，不在于规模，而在它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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