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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振：大清模范官员吴文镕之死
发布日期：2016-02-24 09: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一吴文镕这个名字，不是专门读晚清史的，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其实吴文镕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在道光、咸丰年间他跟林则徐“并天下望”，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与民族英雄邓廷祯一起在福建前线抗击英军。他跟湘军的渊源也很深，不仅是曾国藩的恩师和靠山，还是胡林翼和江忠源的提携者。曾国藩初练湘军的时候，就是奉吴文镕为主帅的。
而且，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吴文镕都称得上是大清王朝的模范官员。
他性格方正，坦坦荡荡，同事或下属有错误往往当面指出，不避人怨，同僚下属对他都很敬服。他为官清廉，家风俭朴，当了十多年的巡抚、总督，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夏天穿的单衫甚至还打着补丁。
他精明干练，历任福建、浙江巡抚、江西巡抚和云贵总督，所到之处清除积弊，平定匪乱，赈灾救急，整顿吏治，政绩非常突出。他勇于任事，不避艰危，浙江海塘决口，他亲临一线勘察灾情，差一点因落水而死。他还富有战略眼光，太平军还在广西的时候，他就已经指出:“永安贼不灭，若窜湖南，不可制矣!”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其所料。
更可贵的是，他不喜官场应酬，寡交游，无玩好，平生所好就是买书读书。他以清操自励，不揣摩上意，给皇帝的汇报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据实以陈”。他勇于担当，不邀功，不掩过，两次因为辖区发生灾情而自请处分。他爱贤若渴，一旦发现贤能的人才便欣喜若狂。江忠源做浙江秀水知县时母亲去世无钱归葬，吴文镕说：“贤如江令，可令其无以归葬乎？”便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掏出五百两送给了江忠源。
这是一位有操守、有能力的好官，道光和咸丰皇帝都非常器重他。道光年间吴文镕已经做到了侍郎、巡抚，咸丰皇帝即位后，吴文镕又是第一位由巡抚升为总督的官员。太平军发动西征时，咸丰皇帝还专门把吴文镕从云贵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希望借助吴文镕的才能，坐镇两湖这块战略要地，稳住清王朝的大局。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上契圣心，下孚众望”、几乎无可挑剔的模范官员，却最终还是死在了官场倾轧上。
二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间。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占领了南京的太平军溯江而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安庆、九江，两湖为之震动。吴文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到了调任湖广总督的上谕。
咸丰三年九月十五日，吴文镕抵达武昌上任。刚一下车，他就得了清军两天之前在田家镇大败的消息。田家镇号称楚江锁钥，田家镇一丢，意味着湖北门户洞开。西征的太平军因此连下薪州、黄州、汉阳，兵锋直逼武昌城下。武昌宣布戒严，“城昼闭，居民一夕数惊”。
能否稳定局势，就成了新任总督吴文镕所面临的最大考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围绕应否坚守武昌的问题，吴文镕与时任湖北巡抚的崇纶很快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武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武昌若丢，大局就会随之糜烂。而武昌城墙高大，利于防守，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太平军一时是无法攻下武昌的。所以对于吴文镕来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闭城坚守、以待外援，是他确保武昌不失、进而扭转局势的唯一选择。
巡抚崇纶这时却已经被太平军的攻势吓破了胆，认为武昌“民空市绝，饷乏兵单”，势难坚守，因而提出扎营城外的方案，实际上是为了逃避丢失城池的罪责，准备随时弃城不顾。
双方意见不合，并因此发生了激烈争执。崇纶毕竟职位低于吴文镕，最后不得不暂时让步，接受吴文镕的方案，但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吴文镕非常忌恨，并开始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倾陷牵掣。
在吴文镕的努力下，武昌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苦守了数十天。太平军因为久攻不下，被迫暂时东撤黄州，武昌终于解围。吴文镕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太平军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卷土重来，而当时清军的水师还没有练成，没有办法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所以吴文镕一方面奏调胡林翼率领黔勇从贵州赶到湖北增援，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正在衡阳编练水师。一旦曾国藩湘军水师练成，胡林翼黔勇赶到，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即可水陆齐发，合全楚之力，沿江发动反攻。在此之前，清军应该以防守武昌、防止太平军反扑为重点。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稳妥而有远见的战略，如果能够实施，形势好转将指日可待。然而咸丰皇帝却急于收复失地，得知太平军已撤到黄州后，以为武昌已经安全，要求吴文镕立即率兵进剿黄州。吴文镕极力向咸丰解释，在水师未备时轻言进剿，只能是损兵折将，目前还是仍应该以防守省城为要。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的崇纶，却乘机给咸丰上奏，弹劾吴文镕，说武昌现在兵勇已经足够防御，而且还可以余出数千名兵勇，吴文镕却“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咸丰皇帝听信崇纶的报告，严旨斥责吴文镕“一味株守，不图前进，竟置大局于不问，是诚何心！”吴文镕明知出剿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崇纶屡次参劾，朝廷再三逼迫，此时的吴文镕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愤愤地对人说：“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选练，且冀黔、湘军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随即率兵出征。
而此时的崇纶，仍然不依不饶，反而故意掣肘，利用负责后勤供应的权力，只拨给出征的吴文镕50 只小炮船，根本不敷使用。在吴文镕出征后，崇纶又先后两次弹劾吴文镕，说吴“任性偏执，不听人言，而于军旅事务并不细心推求，一味拘泥自是，畏懦推延”，还故意不按时给吴文镕军队提供饷械，“惟促速战”。吴文镕日日与太平军战于大雪泥淖之中，最终因为兵单力寡，后援不继，在堵城之战中军队溃败，吴文镕本人也投塘而死。这一天，是咸丰四年的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
吴文镕兵败身亡，崇纶却依然不放过他。在明明知道吴已经自杀的情况下，崇纶却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称吴文镕“不知下落”，暗指吴文镕是临阵脱逃，以此来诋毁吴文镕的名节。直到后来的署理湖广总督台涌据实以报，朝廷才得知吴文镕是战败自杀而死。三吴文镕兵败之后，崇纶知道太平军下一步的行动一定是大举进攻武昌。为了事先推卸丢失城池的责任，崇纶故伎重演，给皇帝写折子“自请出剿”，其实是“谋脱身走避”。咸丰皇帝此时已经觉察到崇纶的用心，不准他出城。正好崇纶碰上丁忧，便想借此名义离开武昌这座危城，没想到咸丰帝却强令崇纶留在湖北协防。崇纶绞尽脑汁，再以自己病重为由，乞求咸丰将自己所任之职全部免去。咸丰帝终于无法忍受，盛怒之下，下令褫去了崇纶的所有职务。
咸丰四年六月，也就是吴文镕自杀之后的五个月后，太平军攻克了武昌城。而崇纶就在城破的前一天，逃出了武昌，然后一口气逃到了陕西。逃跑路上，崇纶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竟然又“倒填日月”，以“讳其城破逃生之罪”。种种不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了武昌，随即上疏弹劾崇纶，以为吴文镕洗冤。折子里说：
“（吴文镕）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折子并说崇纶“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咸丰帝在得知真相后，大骂崇纶“偷生避难，实属辜恩昧良”，下诏逮崇纶治罪。崇纶自知此劫难逃，为了避免交刑部讯办的下场，服毒自杀，总算换来了个“以病故奏闻”。
吴文镕死后，朝廷赐以“文节”的谥号。按照谥法，“好廉自克曰节；不侈情欲曰节；巧而好度曰节；能固所守曰节；谨行节度曰节；躬俭中礼曰节；直道不挠曰节；临义不夺曰节；艰危莫夺曰节。”吴文镕的一生，确实是配得上“文节”这个谥号的。只是大清王朝对于这个难得的模范官员，除了备极哀荣外，却已经是人死再也不能复生了。四 在中国历代官场上，吴文镕式的悲剧其实并不少见。同那些类似的故事一样，吴式悲剧的发生，至少包含了这样几项不可或缺的剧情。
第一项，是小人构陷倾轧。崇纶就是官场悲剧中那个必备的的角色：小人。而且他具备了官场小人身上所有的要素。张集馨曾经跟崇纶做过同僚，他这样评价崇纶：“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然而“为人工于结纳”，“上司亦喜其逢迎”，所以屡得美差，飞黄腾达。其实崇纶这样的人，在官场之中并不少见。这种人往往工于为官之术，善于结党营私，因而虽然无德无能，却可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往往又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偶怀私怨便睚眦必报，甚至以害人为快。在吴文镕之前，署理湖广总督的是张亮基，张亮基刚刚上任，崇纶便对张亮基严辞参劾，迫使张亮基很快就调离湖北。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后，崇纶又对吴文镕极尽倾轧之能事。吴文镕死后，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般龃龉，最终使青麟在武昌城破后衔恨自经而亡。在这种人身上，人性的阴暗面往往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第二项，是君主偏听轻信。官场悲剧，除了有小人，往往还要有昏君。咸丰此人，虽然不能说平庸，但“明君”二字却是谈不上的。从其执政的历史来看，他虽然极力想有所成就，也勤于政事，但其实格局和眼光有限，尤其是对大势大局和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所以很难有大的成就。偏偏咸丰又自以为是，还急于想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就很容易被人利用。在当时情况下，吴文镕提出的待湘军水师练成再展开反攻，是最可行的方案，咸丰却不能理解吴文镕的老成谋国，相反一味催促吴文镕进军黄州。而崇纶正是利用咸丰的这种心理和弱点，投其所好，攻击吴文镕株守城池，畏葸不前。咸丰帝本来就成见在心，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断对吴文镕放出狠话。吴文镕无奈之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吴文镕之死，咸丰做为君主，可以说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第三项，是君子性格刚直。悲剧的完成一定需要一个悲剧性的主角，这就是吴文镕。吴文镕骨子里是一个读书人，把名节看得很重。他之所以赢得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这些人物的敬重与追随，原因即在于此，然而他最后走上兵败身死之路，恰恰也在于此。吴文镕决定率兵出城时，曾国藩曾极力写信劝阻，说“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官场之上，必须能伸能屈，能忍受委曲和侮辱，而不能赌气于一时。然而吴文镕性格过于刚直，他在给曾国藩的回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太刚易折，吴文镕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其性格所决定的。孙子曾经警告后人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确实，再优秀的性格，发展到极致，也是会走向它的反面的。五 不过，以上这些还都不是根本的因素。吴文镕的悲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制度。
官方所修的史书《清史稿》在分析吴文镕之死时有这样一段评论：“国家于岩疆要地，督抚同驻，岂非以资钤制，备不虞哉！然推诿牵掣，因之而生；甚且倾轧成衅，贻祸封疆。楚、滇覆辙，盖其昭著者也。”
这确实是一针见血的分析。确实，吴文镕之死，与清朝的督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清朝总督、巡抚都是封疆大吏，但职责划分却并不十分明确。总体来说总督偏军事，巡抚偏民政，但总督也可以管民政，巡抚也可以管军事。朝廷的这一设计是为了让总督、巡抚相互牵制，谁都无法造反，但由此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总督、巡抚很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是同城为官，更容易产生冲突。这是发生吴文镕悲剧的重要制度背景。
其实，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来说是围绕两个考虑而展开的。一是治理的效率，一是权力的安全。因为需要治理的效率，所以一定是需要用吴文镕这样的能吏去解决问题的，这也是吴文镕颇受朝廷重用的原因。但对于把天下视为一家一姓所私有的专制君主来说，权力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考虑，因而制度的设计一定是以保证权力的安全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对下属的防范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清朝“督抚同驻”这样的制度，目的就是使地方无法对朝廷形成挑战性的力量，从而保证君主垄断性权力的绝对安全，所谓的“江山永固”。
当权力的安全成为制度设计核心的时候，专制君主固然不会希望臣子之间因为过于恶性争斗而影响了治理的效率，但更不能接受的，是臣子之间关系过于密切而导致对臣子的防范机制失效。臣子之间的相互牵制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相互倾轧，才是最符合专制君主利益的。在效率与安全之间，为了权力的安全，君主宁可去牺牲治理的效率。
专制君主对臣子的防范猜忌，正好给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以曲意逢迎以骗取信任、罗织构陷以排斥贤能的最好机会，由此也就会有了崇纶对吴文镕的弹劾、攻讦甚至是蓄意相诬。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专制君主的防范猜忌鼓励了崇纶之流的行为，小人其实是专制君主的工具，专制君主是需要小人存在的，专制社会是小人群体滋生与蔓延的最好土壤。只要专制制度不变，吴文镕的悲剧就注定会不断重演。
（本文选自腾讯《大家》专栏。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该网站。搜索腾讯《大家》微信号：ipress，或扫以下二维码可《大家》微信号，查看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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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振：大清模范官员吴文镕之死
发布日期：2016-02-24 09:1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一吴文镕这个名字，不是专门读晚清史的，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其实吴文镕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在道光、咸丰年间他跟林则徐“并天下望”，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与民族英雄邓廷祯一起在福建前线抗击英军。他跟湘军的渊源也很深，不仅是曾国藩的恩师和靠山，还是胡林翼和江忠源的提携者。曾国藩初练湘军的时候，就是奉吴文镕为主帅的。
而且，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吴文镕都称得上是大清王朝的模范官员。
他性格方正，坦坦荡荡，同事或下属有错误往往当面指出，不避人怨，同僚下属对他都很敬服。他为官清廉，家风俭朴，当了十多年的巡抚、总督，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夏天穿的单衫甚至还打着补丁。
他精明干练，历任福建、浙江巡抚、江西巡抚和云贵总督，所到之处清除积弊，平定匪乱，赈灾救急，整顿吏治，政绩非常突出。他勇于任事，不避艰危，浙江海塘决口，他亲临一线勘察灾情，差一点因落水而死。他还富有战略眼光，太平军还在广西的时候，他就已经指出:“永安贼不灭，若窜湖南，不可制矣!”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其所料。
更可贵的是，他不喜官场应酬，寡交游，无玩好，平生所好就是买书读书。他以清操自励，不揣摩上意，给皇帝的汇报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据实以陈”。他勇于担当，不邀功，不掩过，两次因为辖区发生灾情而自请处分。他爱贤若渴，一旦发现贤能的人才便欣喜若狂。江忠源做浙江秀水知县时母亲去世无钱归葬，吴文镕说：“贤如江令，可令其无以归葬乎？”便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掏出五百两送给了江忠源。
这是一位有操守、有能力的好官，道光和咸丰皇帝都非常器重他。道光年间吴文镕已经做到了侍郎、巡抚，咸丰皇帝即位后，吴文镕又是第一位由巡抚升为总督的官员。太平军发动西征时，咸丰皇帝还专门把吴文镕从云贵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希望借助吴文镕的才能，坐镇两湖这块战略要地，稳住清王朝的大局。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上契圣心，下孚众望”、几乎无可挑剔的模范官员，却最终还是死在了官场倾轧上。
二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间。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占领了南京的太平军溯江而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安庆、九江，两湖为之震动。吴文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到了调任湖广总督的上谕。
咸丰三年九月十五日，吴文镕抵达武昌上任。刚一下车，他就得了清军两天之前在田家镇大败的消息。田家镇号称楚江锁钥，田家镇一丢，意味着湖北门户洞开。西征的太平军因此连下薪州、黄州、汉阳，兵锋直逼武昌城下。武昌宣布戒严，“城昼闭，居民一夕数惊”。
能否稳定局势，就成了新任总督吴文镕所面临的最大考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围绕应否坚守武昌的问题，吴文镕与时任湖北巡抚的崇纶很快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武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武昌若丢，大局就会随之糜烂。而武昌城墙高大，利于防守，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太平军一时是无法攻下武昌的。所以对于吴文镕来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闭城坚守、以待外援，是他确保武昌不失、进而扭转局势的唯一选择。
巡抚崇纶这时却已经被太平军的攻势吓破了胆，认为武昌“民空市绝，饷乏兵单”，势难坚守，因而提出扎营城外的方案，实际上是为了逃避丢失城池的罪责，准备随时弃城不顾。
双方意见不合，并因此发生了激烈争执。崇纶毕竟职位低于吴文镕，最后不得不暂时让步，接受吴文镕的方案，但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吴文镕非常忌恨，并开始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倾陷牵掣。
在吴文镕的努力下，武昌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苦守了数十天。太平军因为久攻不下，被迫暂时东撤黄州，武昌终于解围。吴文镕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太平军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卷土重来，而当时清军的水师还没有练成，没有办法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所以吴文镕一方面奏调胡林翼率领黔勇从贵州赶到湖北增援，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正在衡阳编练水师。一旦曾国藩湘军水师练成，胡林翼黔勇赶到，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即可水陆齐发，合全楚之力，沿江发动反攻。在此之前，清军应该以防守武昌、防止太平军反扑为重点。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稳妥而有远见的战略，如果能够实施，形势好转将指日可待。然而咸丰皇帝却急于收复失地，得知太平军已撤到黄州后，以为武昌已经安全，要求吴文镕立即率兵进剿黄州。吴文镕极力向咸丰解释，在水师未备时轻言进剿，只能是损兵折将，目前还是仍应该以防守省城为要。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的崇纶，却乘机给咸丰上奏，弹劾吴文镕，说武昌现在兵勇已经足够防御，而且还可以余出数千名兵勇，吴文镕却“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咸丰皇帝听信崇纶的报告，严旨斥责吴文镕“一味株守，不图前进，竟置大局于不问，是诚何心！”吴文镕明知出剿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崇纶屡次参劾，朝廷再三逼迫，此时的吴文镕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愤愤地对人说：“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选练，且冀黔、湘军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随即率兵出征。
而此时的崇纶，仍然不依不饶，反而故意掣肘，利用负责后勤供应的权力，只拨给出征的吴文镕50 只小炮船，根本不敷使用。在吴文镕出征后，崇纶又先后两次弹劾吴文镕，说吴“任性偏执，不听人言，而于军旅事务并不细心推求，一味拘泥自是，畏懦推延”，还故意不按时给吴文镕军队提供饷械，“惟促速战”。吴文镕日日与太平军战于大雪泥淖之中，最终因为兵单力寡，后援不继，在堵城之战中军队溃败，吴文镕本人也投塘而死。这一天，是咸丰四年的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
吴文镕兵败身亡，崇纶却依然不放过他。在明明知道吴已经自杀的情况下，崇纶却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称吴文镕“不知下落”，暗指吴文镕是临阵脱逃，以此来诋毁吴文镕的名节。直到后来的署理湖广总督台涌据实以报，朝廷才得知吴文镕是战败自杀而死。三吴文镕兵败之后，崇纶知道太平军下一步的行动一定是大举进攻武昌。为了事先推卸丢失城池的责任，崇纶故伎重演，给皇帝写折子“自请出剿”，其实是“谋脱身走避”。咸丰皇帝此时已经觉察到崇纶的用心，不准他出城。正好崇纶碰上丁忧，便想借此名义离开武昌这座危城，没想到咸丰帝却强令崇纶留在湖北协防。崇纶绞尽脑汁，再以自己病重为由，乞求咸丰将自己所任之职全部免去。咸丰帝终于无法忍受，盛怒之下，下令褫去了崇纶的所有职务。
咸丰四年六月，也就是吴文镕自杀之后的五个月后，太平军攻克了武昌城。而崇纶就在城破的前一天，逃出了武昌，然后一口气逃到了陕西。逃跑路上，崇纶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竟然又“倒填日月”，以“讳其城破逃生之罪”。种种不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了武昌，随即上疏弹劾崇纶，以为吴文镕洗冤。折子里说：
“（吴文镕）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折子并说崇纶“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咸丰帝在得知真相后，大骂崇纶“偷生避难，实属辜恩昧良”，下诏逮崇纶治罪。崇纶自知此劫难逃，为了避免交刑部讯办的下场，服毒自杀，总算换来了个“以病故奏闻”。
吴文镕死后，朝廷赐以“文节”的谥号。按照谥法，“好廉自克曰节；不侈情欲曰节；巧而好度曰节；能固所守曰节；谨行节度曰节；躬俭中礼曰节；直道不挠曰节；临义不夺曰节；艰危莫夺曰节。”吴文镕的一生，确实是配得上“文节”这个谥号的。只是大清王朝对于这个难得的模范官员，除了备极哀荣外，却已经是人死再也不能复生了。四 在中国历代官场上，吴文镕式的悲剧其实并不少见。同那些类似的故事一样，吴式悲剧的发生，至少包含了这样几项不可或缺的剧情。
第一项，是小人构陷倾轧。崇纶就是官场悲剧中那个必备的的角色：小人。而且他具备了官场小人身上所有的要素。张集馨曾经跟崇纶做过同僚，他这样评价崇纶：“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然而“为人工于结纳”，“上司亦喜其逢迎”，所以屡得美差，飞黄腾达。其实崇纶这样的人，在官场之中并不少见。这种人往往工于为官之术，善于结党营私，因而虽然无德无能，却可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往往又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偶怀私怨便睚眦必报，甚至以害人为快。在吴文镕之前，署理湖广总督的是张亮基，张亮基刚刚上任，崇纶便对张亮基严辞参劾，迫使张亮基很快就调离湖北。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后，崇纶又对吴文镕极尽倾轧之能事。吴文镕死后，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般龃龉，最终使青麟在武昌城破后衔恨自经而亡。在这种人身上，人性的阴暗面往往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第二项，是君主偏听轻信。官场悲剧，除了有小人，往往还要有昏君。咸丰此人，虽然不能说平庸，但“明君”二字却是谈不上的。从其执政的历史来看，他虽然极力想有所成就，也勤于政事，但其实格局和眼光有限，尤其是对大势大局和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所以很难有大的成就。偏偏咸丰又自以为是，还急于想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就很容易被人利用。在当时情况下，吴文镕提出的待湘军水师练成再展开反攻，是最可行的方案，咸丰却不能理解吴文镕的老成谋国，相反一味催促吴文镕进军黄州。而崇纶正是利用咸丰的这种心理和弱点，投其所好，攻击吴文镕株守城池，畏葸不前。咸丰帝本来就成见在心，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断对吴文镕放出狠话。吴文镕无奈之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吴文镕之死，咸丰做为君主，可以说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第三项，是君子性格刚直。悲剧的完成一定需要一个悲剧性的主角，这就是吴文镕。吴文镕骨子里是一个读书人，把名节看得很重。他之所以赢得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这些人物的敬重与追随，原因即在于此，然而他最后走上兵败身死之路，恰恰也在于此。吴文镕决定率兵出城时，曾国藩曾极力写信劝阻，说“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官场之上，必须能伸能屈，能忍受委曲和侮辱，而不能赌气于一时。然而吴文镕性格过于刚直，他在给曾国藩的回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太刚易折，吴文镕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其性格所决定的。孙子曾经警告后人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确实，再优秀的性格，发展到极致，也是会走向它的反面的。五 不过，以上这些还都不是根本的因素。吴文镕的悲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制度。
官方所修的史书《清史稿》在分析吴文镕之死时有这样一段评论：“国家于岩疆要地，督抚同驻，岂非以资钤制，备不虞哉！然推诿牵掣，因之而生；甚且倾轧成衅，贻祸封疆。楚、滇覆辙，盖其昭著者也。”
这确实是一针见血的分析。确实，吴文镕之死，与清朝的督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清朝总督、巡抚都是封疆大吏，但职责划分却并不十分明确。总体来说总督偏军事，巡抚偏民政，但总督也可以管民政，巡抚也可以管军事。朝廷的这一设计是为了让总督、巡抚相互牵制，谁都无法造反，但由此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总督、巡抚很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是同城为官，更容易产生冲突。这是发生吴文镕悲剧的重要制度背景。
其实，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来说是围绕两个考虑而展开的。一是治理的效率，一是权力的安全。因为需要治理的效率，所以一定是需要用吴文镕这样的能吏去解决问题的，这也是吴文镕颇受朝廷重用的原因。但对于把天下视为一家一姓所私有的专制君主来说，权力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考虑，因而制度的设计一定是以保证权力的安全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对下属的防范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清朝“督抚同驻”这样的制度，目的就是使地方无法对朝廷形成挑战性的力量，从而保证君主垄断性权力的绝对安全，所谓的“江山永固”。
当权力的安全成为制度设计核心的时候，专制君主固然不会希望臣子之间因为过于恶性争斗而影响了治理的效率，但更不能接受的，是臣子之间关系过于密切而导致对臣子的防范机制失效。臣子之间的相互牵制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相互倾轧，才是最符合专制君主利益的。在效率与安全之间，为了权力的安全，君主宁可去牺牲治理的效率。
专制君主对臣子的防范猜忌，正好给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以曲意逢迎以骗取信任、罗织构陷以排斥贤能的最好机会，由此也就会有了崇纶对吴文镕的弹劾、攻讦甚至是蓄意相诬。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专制君主的防范猜忌鼓励了崇纶之流的行为，小人其实是专制君主的工具，专制君主是需要小人存在的，专制社会是小人群体滋生与蔓延的最好土壤。只要专制制度不变，吴文镕的悲剧就注定会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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