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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互联网经济治理四问
发布日期：2017-01-16 10:2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年前，我是第一批使用互联网的人，那时候社会上对我们这种人有一个别称，叫作“网虫”。在他们看来，上网是一种另类的消遣模式，但是到今天，上网已经贯穿到我们每一个现实生活的场景——新闻、社交、购物、交通、支付、借贷、娱乐和教育，不再仅是消遣。
我在APP上找一家餐馆，用支付宝或者微信付钱，半小时内快递小哥把食物送上门。我想问大家，这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你会说，这么问很幼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不开。
我们买辆车带家人去郊游，去餐馆吃一顿烛光晚餐，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请问这是精神享受还是物质享受？你也会说，这么问很幼稚，物质和精神分不开。
今天很多人喜欢把实体经济和虚体经济对立起来。我看确实不对。你还喝水吗？还用空调吗？我们还喝水，还用空调。虚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其实是带动和补充了实体经济。问谁替代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要问的是，有意思的是，这家实体经济怎么样了？你们家的水卖得怎么样了？你们家的空调卖得怎么样了？
线上和线下已经分不开了，大量的线下生活已经搬到了线上，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处理了。这个时候，互联网经济治理成了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急迫和普遍。
互联网经济治理可以概括为四个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产权归谁？
互联网经济产生了许多新的数据，数据就是资产。一个人逛淘宝店，逛店的轨迹数据，到底应该归谁？是消费者，是网店，是淘宝平台，还是政府？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整个博弈的过程也会相当漫长。但我们相信，整个治理的规则，会朝着一个平衡点去移动。这个平衡点，就是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谁能把数据用好，数据就更可能是谁的。那些能尽量把这个资产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治理规则，能够使数据资产发挥最大效益的产权界定原则，就是好的规则，就是稳定的规则，就是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则，就是能活下去、活得好的规则。
在Kindle阅读器上，我们阅读时顺手划的下划线，这个下划线信息的知识产权归谁？是读者、作者、还是亚马逊平台？实际是归亚马逊平台。在我们购买了Kindle，第一次使用时，就接受了协议，让这个知识产权归亚马逊了。我认为这个界定是合理的。原因很简单，由亚马逊平台使用这些信息时能产生的价值，要比每位读者把这些藏起来当作自己的隐私的价值大得多。
同样，政府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也会问平台要数据。这当中当然有博弈，有抗衡，但我相信最后的结果不会一边倒，既不会让政府为所欲为地拿到所有的数据，个人也不可能绝对地保有隐私。这当中有一个平衡点，谁把数据用得越好，谁就越可能、也越应该掌握数据。
第二个基本问题：责任归谁？
一个消费者在淘宝平台上买了一件假货，他受到了损害。如果说责任完全归消费者，那么消费者的损害就达到了最大化；而如果我们把责任推给平台，那么平台就要承担很大的成本，不仅是赔偿的成本，还有管理的成本，要雇好多的人，要有很独创性的技术来进行打假。确实，阿里平台也一直在用这些技术，但是它也不能够承受无限责任。
有人说能不能让政府来担责？政府来做，能像平台那样，能雇那么多人吗？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技术吗？我们都知道，监管部门的一个处室里面就几个人。你要他们几个人把全国的假货都管起来？他们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非要让他们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们就会把平台给关了；把平台关了，官员算是能够交差了，但是这样的话，又会产生另外一个更大的成本，那就是全社会丧失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所有好处。
这时候，整个社会所承担的成本，就要远远比部分的消费者买到一些假货所要承受的成本大得多。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单独一方的责任最大化，单独一方的成本最小化，而是整个互联网治理的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
我们知道制度的演化是漫长的，但它应朝着一个方向去迈进：责任怎样分摊能够使全社会总的治理成本最小化，怎样的治理体制就是合理的。在这当中，没有谁是完全免责的，也没有谁是负全责的，那将是一个平等的协同治理的生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
第三个基本问题：谁来试水？
我们面前有两套哲学：一套是说，凡有新生事物，我们先制定法律，先有规范，再按照规范发展；另外一套是先让新事物发展，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如果出现重大的问题，法律和管制再跟进。
显然是后一种哲学更合理，更贴近现实。法律和管制，总是对现状的确认——是法律和管制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社会发展适应预定的法律和管制。
如果在互联网约车还没发展起来之前，就先让交通部门里那些管出租车的人来制定法规的话，那我们今天互联网约车的轴距就肯定是2.6米以上，另外还有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而计价器就一定是出租车上的计价器，不会是用户的智能手机。
又例如市场准入问题。2010年，工商总局49号令，确认了自然人只要向互联网平台申报他们的真实身份，就可以展开网上的经营。门槛这样一下子降低了以后，电子商务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是电子商务发展历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具有国际的示范意义。
至于电商到什么阶段要进行工商登记，应该给他们以自由选择。这跟我们谈恋爱是一样的。我们先是同学、同事，后来成为恋人，再后来去登记结婚。如果规定谈恋爱以前就必须到民政局登记，民政局不堪重负不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好姻缘，也都不会存在了。所以让互联网平台先试水，让子弹飞一会儿，发现重大问题，法律制度再跟进，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
中国互联网经济之前经历了政府部门不太管的过程，今天要接受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宽。实际上，政府部门应当将稀缺的政府管理资源，转向管理社会、管理公共政策、管理雾霾，放手让市场、让平台去完成自律自治。
第四个基本问题：向谁靠拢？
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说线上线下不公平。我认为讨论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本身没有意义。线上线下情况本身就不一样，线上有数据资产，线上会出现炒信，线下有吗？
是不是公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评判一个规则到底是不是合理，不应该根据它是否与线下看齐，而是应该根据未来发展的趋势。看新的治理模式，要看它能否顺应未来发展的趋势。
既然是新生事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老的方式去套这个新生事物呢？为什么不可以给这种新生事物一个恰如其分的身份，一个恰如其分的治理规则呢？我们要向前看，要用发展的眼光，让线上带动线下，让线下朝着线上新的标准来转变。
互联网经济治理的研究意义重大，它将为未来这一领域的实践指明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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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互联网经济治理四问
发布日期：2017-01-16 10:2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年前，我是第一批使用互联网的人，那时候社会上对我们这种人有一个别称，叫作“网虫”。在他们看来，上网是一种另类的消遣模式，但是到今天，上网已经贯穿到我们每一个现实生活的场景——新闻、社交、购物、交通、支付、借贷、娱乐和教育，不再仅是消遣。
我在APP上找一家餐馆，用支付宝或者微信付钱，半小时内快递小哥把食物送上门。我想问大家，这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你会说，这么问很幼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不开。
我们买辆车带家人去郊游，去餐馆吃一顿烛光晚餐，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请问这是精神享受还是物质享受？你也会说，这么问很幼稚，物质和精神分不开。
今天很多人喜欢把实体经济和虚体经济对立起来。我看确实不对。你还喝水吗？还用空调吗？我们还喝水，还用空调。虚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其实是带动和补充了实体经济。问谁替代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要问的是，有意思的是，这家实体经济怎么样了？你们家的水卖得怎么样了？你们家的空调卖得怎么样了？
线上和线下已经分不开了，大量的线下生活已经搬到了线上，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处理了。这个时候，互联网经济治理成了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急迫和普遍。
互联网经济治理可以概括为四个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产权归谁？
互联网经济产生了许多新的数据，数据就是资产。一个人逛淘宝店，逛店的轨迹数据，到底应该归谁？是消费者，是网店，是淘宝平台，还是政府？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整个博弈的过程也会相当漫长。但我们相信，整个治理的规则，会朝着一个平衡点去移动。这个平衡点，就是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谁能把数据用好，数据就更可能是谁的。那些能尽量把这个资产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治理规则，能够使数据资产发挥最大效益的产权界定原则，就是好的规则，就是稳定的规则，就是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则，就是能活下去、活得好的规则。
在Kindle阅读器上，我们阅读时顺手划的下划线，这个下划线信息的知识产权归谁？是读者、作者、还是亚马逊平台？实际是归亚马逊平台。在我们购买了Kindle，第一次使用时，就接受了协议，让这个知识产权归亚马逊了。我认为这个界定是合理的。原因很简单，由亚马逊平台使用这些信息时能产生的价值，要比每位读者把这些藏起来当作自己的隐私的价值大得多。
同样，政府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也会问平台要数据。这当中当然有博弈，有抗衡，但我相信最后的结果不会一边倒，既不会让政府为所欲为地拿到所有的数据，个人也不可能绝对地保有隐私。这当中有一个平衡点，谁把数据用得越好，谁就越可能、也越应该掌握数据。
第二个基本问题：责任归谁？
一个消费者在淘宝平台上买了一件假货，他受到了损害。如果说责任完全归消费者，那么消费者的损害就达到了最大化；而如果我们把责任推给平台，那么平台就要承担很大的成本，不仅是赔偿的成本，还有管理的成本，要雇好多的人，要有很独创性的技术来进行打假。确实，阿里平台也一直在用这些技术，但是它也不能够承受无限责任。
有人说能不能让政府来担责？政府来做，能像平台那样，能雇那么多人吗？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技术吗？我们都知道，监管部门的一个处室里面就几个人。你要他们几个人把全国的假货都管起来？他们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非要让他们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们就会把平台给关了；把平台关了，官员算是能够交差了，但是这样的话，又会产生另外一个更大的成本，那就是全社会丧失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所有好处。
这时候，整个社会所承担的成本，就要远远比部分的消费者买到一些假货所要承受的成本大得多。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单独一方的责任最大化，单独一方的成本最小化，而是整个互联网治理的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
我们知道制度的演化是漫长的，但它应朝着一个方向去迈进：责任怎样分摊能够使全社会总的治理成本最小化，怎样的治理体制就是合理的。在这当中，没有谁是完全免责的，也没有谁是负全责的，那将是一个平等的协同治理的生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
第三个基本问题：谁来试水？
我们面前有两套哲学：一套是说，凡有新生事物，我们先制定法律，先有规范，再按照规范发展；另外一套是先让新事物发展，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如果出现重大的问题，法律和管制再跟进。
显然是后一种哲学更合理，更贴近现实。法律和管制，总是对现状的确认——是法律和管制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社会发展适应预定的法律和管制。
如果在互联网约车还没发展起来之前，就先让交通部门里那些管出租车的人来制定法规的话，那我们今天互联网约车的轴距就肯定是2.6米以上，另外还有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而计价器就一定是出租车上的计价器，不会是用户的智能手机。
又例如市场准入问题。2010年，工商总局49号令，确认了自然人只要向互联网平台申报他们的真实身份，就可以展开网上的经营。门槛这样一下子降低了以后，电子商务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是电子商务发展历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具有国际的示范意义。
至于电商到什么阶段要进行工商登记，应该给他们以自由选择。这跟我们谈恋爱是一样的。我们先是同学、同事，后来成为恋人，再后来去登记结婚。如果规定谈恋爱以前就必须到民政局登记，民政局不堪重负不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好姻缘，也都不会存在了。所以让互联网平台先试水，让子弹飞一会儿，发现重大问题，法律制度再跟进，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
中国互联网经济之前经历了政府部门不太管的过程，今天要接受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宽。实际上，政府部门应当将稀缺的政府管理资源，转向管理社会、管理公共政策、管理雾霾，放手让市场、让平台去完成自律自治。
第四个基本问题：向谁靠拢？
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说线上线下不公平。我认为讨论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本身没有意义。线上线下情况本身就不一样，线上有数据资产，线上会出现炒信，线下有吗？
是不是公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评判一个规则到底是不是合理，不应该根据它是否与线下看齐，而是应该根据未来发展的趋势。看新的治理模式，要看它能否顺应未来发展的趋势。
既然是新生事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老的方式去套这个新生事物呢？为什么不可以给这种新生事物一个恰如其分的身份，一个恰如其分的治理规则呢？我们要向前看，要用发展的眼光，让线上带动线下，让线下朝着线上新的标准来转变。
互联网经济治理的研究意义重大，它将为未来这一领域的实践指明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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