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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坐标
发布日期：2018-08-02 02: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倘若面对一幅世界地图，看着星星点点的城市，我们很容易看到当今世界的生活是以少数特大城市为核心的。纽约、伦敦、香港是金融之都，巴黎、米兰是时尚之都，北京、华盛顿是政治之都。
这些城市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国界，供养着全球，也由全球供养。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市代表了当今文明的高度，是当代文明的坐标。
在这些特大城市之外，还有不同层级的城市，充当着社会生活的重要节点。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的城市体系实施着各种社会功能，组织着当今世界的生活。
不仅当代，在人类3000年的文明史上，城市一直担任着文明坐标的角色。从大约1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开始，人类就开始了从丛林向村庄、城镇、都市迁移的过程，至今没有结束。从最初的十万人、几十万人，到后来的百万人，到现在的千万人，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容纳的人口越来越多，文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这一点，不管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都不例外。在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中国，从商朝的殷都，到唐朝的长安，再到宋朝的汴京，明朝的北京，都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在喜马拉雅山以西的地中海，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都是当时文明和城市的顶峰。古罗马是西方第一个人口百万的城市，比唐朝的长安还要早了500年左右。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生动体现了罗马在欧洲古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当时的古罗马帝国，强盛到横跨地中海，把地中海当成了帝国的内海。倘若罗马不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条条大路是不会通往罗马的。
这些大都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公开的秘密：人类的文明发展，其实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人类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往往有一个当时的特大城市作为地标；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往往找不到特别大的城市。比如说，在欧洲的中世纪，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跨度里，我们居然找不到一个特别大的城市。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伦敦才达到古罗马的城市规模，前后相隔了1500年之久。这1500年的漫长等待，告诉我们文明不一定是一种必然，或者只是一种期待。
城市不仅代表了当时文明的顶峰，也带动了文明的发展。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人类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其实是“三位一体”的事情。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类的城市化率一直徘徊在10%以下，人口总量和人均收入也几乎没有增长。1800年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人口总量和城市化率也开始大幅提高。因此，人均收入的增长，其实只有200年的历史，而且是伴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总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一直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徘徊。
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人口、收入、城市这三位一体的变化？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不过是能够供养更多的人，而且使得每个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从这个角度看，这三位一体的变化，可能是关于人类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变化，甚至可能是理解人类社会变迁的终极问题。
现有的经济理论，给出的回答是技术进步。从时间关系上看，这个回答无疑是对的。1800年左右以后，工业革命铺开，收入、人口、城市化都发生了突变，人类宛如长出了飞翔的翅膀，挣脱了贫困的陷阱，踏上了腾飞的轨迹（图1）。因此，理解工业革命，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工业革命的成因依然没有定论。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那个著名发问——“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也依然没有大家公认的答案。
已有的回答，不管从金融的角度、地理发现的角度、市场容量的角度、政治结构的角度，还是科学实验的角度，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城市在这里面的作用。已有的研究，对于城市化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给的笔墨很少，几乎是忽略了，这和城市在人类文明演化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最精彩的篇章，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当然也包括技术进步。
一个合理的、安全的猜测，是技术进步在城市里发生，又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宛如生物基因中的双螺旋，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不过，对于这一看起来合理的猜测，依然只是一个猜测，需要很多的细节填充。对于城市如何孕育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如何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人类还有很多的思考工作要做。
不管以后的回答如何，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理论，一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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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坐标
发布日期：2018-08-02 02: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倘若面对一幅世界地图，看着星星点点的城市，我们很容易看到当今世界的生活是以少数特大城市为核心的。纽约、伦敦、香港是金融之都，巴黎、米兰是时尚之都，北京、华盛顿是政治之都。
这些城市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国界，供养着全球，也由全球供养。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市代表了当今文明的高度，是当代文明的坐标。
在这些特大城市之外，还有不同层级的城市，充当着社会生活的重要节点。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的城市体系实施着各种社会功能，组织着当今世界的生活。
不仅当代，在人类3000年的文明史上，城市一直担任着文明坐标的角色。从大约1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开始，人类就开始了从丛林向村庄、城镇、都市迁移的过程，至今没有结束。从最初的十万人、几十万人，到后来的百万人，到现在的千万人，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容纳的人口越来越多，文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这一点，不管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都不例外。在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中国，从商朝的殷都，到唐朝的长安，再到宋朝的汴京，明朝的北京，都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在喜马拉雅山以西的地中海，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都是当时文明和城市的顶峰。古罗马是西方第一个人口百万的城市，比唐朝的长安还要早了500年左右。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生动体现了罗马在欧洲古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当时的古罗马帝国，强盛到横跨地中海，把地中海当成了帝国的内海。倘若罗马不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条条大路是不会通往罗马的。
这些大都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公开的秘密：人类的文明发展，其实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人类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往往有一个当时的特大城市作为地标；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往往找不到特别大的城市。比如说，在欧洲的中世纪，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跨度里，我们居然找不到一个特别大的城市。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伦敦才达到古罗马的城市规模，前后相隔了1500年之久。这1500年的漫长等待，告诉我们文明不一定是一种必然，或者只是一种期待。
城市不仅代表了当时文明的顶峰，也带动了文明的发展。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人类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其实是“三位一体”的事情。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类的城市化率一直徘徊在10%以下，人口总量和人均收入也几乎没有增长。1800年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人口总量和城市化率也开始大幅提高。因此，人均收入的增长，其实只有200年的历史，而且是伴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总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一直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徘徊。
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人口、收入、城市这三位一体的变化？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不过是能够供养更多的人，而且使得每个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从这个角度看，这三位一体的变化，可能是关于人类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变化，甚至可能是理解人类社会变迁的终极问题。
现有的经济理论，给出的回答是技术进步。从时间关系上看，这个回答无疑是对的。1800年左右以后，工业革命铺开，收入、人口、城市化都发生了突变，人类宛如长出了飞翔的翅膀，挣脱了贫困的陷阱，踏上了腾飞的轨迹（图1）。因此，理解工业革命，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工业革命的成因依然没有定论。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那个著名发问——“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也依然没有大家公认的答案。
已有的回答，不管从金融的角度、地理发现的角度、市场容量的角度、政治结构的角度，还是科学实验的角度，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城市在这里面的作用。已有的研究，对于城市化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给的笔墨很少，几乎是忽略了，这和城市在人类文明演化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最精彩的篇章，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当然也包括技术进步。
一个合理的、安全的猜测，是技术进步在城市里发生，又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宛如生物基因中的双螺旋，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不过，对于这一看起来合理的猜测，依然只是一个猜测，需要很多的细节填充。对于城市如何孕育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如何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人类还有很多的思考工作要做。
不管以后的回答如何，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理论，一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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