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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8-16 06:5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8月16日是CCER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第2日, 也是夏令营中最为忙碌的一天,对于营员们来说,今天也是他们大开眼界, 充分体会欣赏经济学家们言语风采的充实的一天。这一天的上下午及晚上，营员们先后与四位经济学家以及经济中心的师兄师姐们进行了交流与对话。早上首先亮相的是姚洋老师，他以缜密的思维就制度经济学向同学们做了介绍。他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入手，按照把看待制度的从内生变量到外生变量的不同态度的顺序，把制度的研究对象分为了制度自身的演进规律、制度演化的外在因素和不同制度的绩效比较三大类。进而涉及到了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逻辑演绎的模型分析法和对历史比较的观察分析法两大方法。并就两个方法各自的特点提及了在制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两个前提：主要之于模型分析法中的“理性程度”问题和主要之于历史比较法中的“逻辑真实——历史实际真实”问题。姚洋老师特别强调了制度演进应该是一种多方参与互动的自动演进式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往往只有一个实际权力拥有者所依据自我环境变化作出的单方面调整，因此，演化博弈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诸如在有缺陷的网络游戏中帮派组织的迅速出现的正例和爪哇岛拥有绝对权力的地主改变收割合同安排的反例等生动例子来形象化这一观念。当然，作为关切中国实际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经济学者，姚洋老师介绍了自己对中国农村中土地分配制度等诸多转型时期的现象的考察，以及认为“发展模式变化—制度变化”的双重变化的重合是解释中国转型较为成功这一事实的较好理由。
接着登场的沈明高老师则着重从自己做的金融研究与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关系的考察研究做了以事实逻辑分析和实证介绍为主的报告。他经过自己的详细考量，认为在中国的转型20多年的历史中，金融中介的变化基本是内生的。所谓内生，也就是说金融制度、金融市场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约束作用的外生先因，这是一个与诸多国外较经典理论颇为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考察。沈老师根据自己对中国实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仔细调查，把中国金融的发展分为了1978-1993，1993-2003，2003-今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各个阶段下各具特色的金融制度的产生，并认为都是和当时的特殊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以1978-1993年为例，沈老师认为当时与短缺时代相连的企业的普遍整体赢利、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的丝丝相连和控制、银行的专业性地域性垄断是造就这一时期较为独特和贷款条件宽松的企业联合责任贷款机制这一金融制度的根本条件，因为这些条件使动态激励，及避免企业个体在参与集体借贷中的道德风险现象成为可能。而这些经济条件在1993年之后的消失，是使这一极为特殊而良好的金融制度的被放弃的直接原因。最后，沈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改革对经济条件导致的金融需求具有较强的反映能力，也就是主要是内生的，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在80年代也支持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可能金融中介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期，可能成为一种制约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如果说沈明高的老师更着重于针对中国的实际的现象考察和实证分析的话，那么下午的平新乔老师则向同学们充分展示了经济逻辑抽象演绎分析的威力和魅力。平新乔老师首先试图用一个“初生的先天经济参数（Economic coefficient）——>状态(state)——>机制(mechanism)”的依次决定的逻辑线条（或者是再回复影响的循环动态逻辑机理）把从微观角度出发的经济逻辑演绎分析涵纳在内。并说明了“设计”好在各个均衡状态的变动这一机制的任务重要性。平老师随即把中国的20多年的经济变化，诠释为一种不断的、有先后有次序的、在产业结构上由低到高的，让集体（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依次进入中国舞台的机制过程。而平老师认为，要研究这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经济的变化等经济现象，就必须把这个机制的逻辑抽象出来，并进而数理简明化，使核心的逻辑因果一目了然。平老师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他追求提炼经济逻辑，崇尚理论的最大特点。平老师还举了如产业内贸易、对待处理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制度设计等具体例子，展示了理论分析的魅力。同时，他也借此机会鼓励同学多读，读好数学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必要工具。
晚上与同学们交流的樊纲教授显然是一位充分从事现实经济实际工作，参与现实经济政策制定的政府智囊型学者。在这一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报告中，他的言行无不表现了他对中国实际的深切关注和从实际出发的求实作风。从中国现实出发，是他一再强调的要义所在。他因此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强烈的依赖于中国现有的三个相对优势，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技术学习模仿上的后发优势、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本土市场熟悉优势。他强烈的批判了那些不顾中国现实，空喊口号的不切实际，求高求快的各种学者说法和过激的企业家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老老实实的走依次发展有优势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道路。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樊纲教授还否定了所谓小城镇发展策略；针对同学所提及的当前中国的GDP发展中投资贡献比例相对较大的问题，认为是由中国所处的基建投资时期所决定的一种带有客观现实合理性的经济正常现象。樊纲教授的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同学们深有感触与共鸣。
参加夏令营的营员们在报告中，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学术交流。如在与姚洋老师的对话中，有同学就提出了如制度演进分析如何解决作为一种均衡的各个制度稳态之间的跳跃的学术关键性问题，而这正是制度经济学分析中的软肋所在。还有同学就中国的联邦财政制度与美国等现代民主国家作了比较和区别，认为前者不同于后者那种各个地方作为一种契约的订立的合约式制度，而是一种自上而下形成的带有强“恩惠”色彩的上向下让权形成的制度。更有同学就制度研究的长度性和针对当前一些制度现象分析的经济学家表现出来的“事后佬更变迎合”倾向提出了质疑。在沈老师的讲座中，则有对现实充满关心的同学对非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和正规的受约束的金融机构中可能发生的勾结行为提出了看法。在平老师和樊纲教授的报告中，也分别有10多位同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有趣问题。学者与营员打成一片，乃至于每个报告结束后，都有大批同学围绕着教授们继续跟随着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问题。
一个大学里的研究机构，老师和学生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天的活动中，除了和老师们充分进行思想的碰撞外，与来自CCER的师兄师姐们的交流也是活动的重头戏。来自CCER各个年级和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与营员们就关心的各个问题进行了交流。问题之宽泛是很难想象的。从CCER的日常的紧张学习的描述，到在CCER的最深刻的老师印象，到CCER的家庭式和睦氛围的介绍，出国、就业的人生选择问题，再到经济中心夏令营的保送资格选拔问题，甚至在经济中心的感情恋爱经历，师兄师姐纷纷把他们最深刻的感受和最宝贵的经验奉献给同学们。交流之热烈，使万众楼二楼始终充满了会心的笑声和由衷的掌声。
一天连续5场活动下来，劳累的程度是很难形容的，然而对于初次体验CCER的营员们来说，绝对是难以忘怀的。因为这一天，对于营员们，无论他们今后是否在中心攻读，都是充分体验中心忙碌生活的第一天。
（CCER经济学夏令营第二组组员，简练、祖国鹏、史震涛、安安、贺雯雯、刘丹回忆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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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8-16 06:5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8月16日是CCER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第2日, 也是夏令营中最为忙碌的一天,对于营员们来说,今天也是他们大开眼界, 充分体会欣赏经济学家们言语风采的充实的一天。这一天的上下午及晚上，营员们先后与四位经济学家以及经济中心的师兄师姐们进行了交流与对话。早上首先亮相的是姚洋老师，他以缜密的思维就制度经济学向同学们做了介绍。他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入手，按照把看待制度的从内生变量到外生变量的不同态度的顺序，把制度的研究对象分为了制度自身的演进规律、制度演化的外在因素和不同制度的绩效比较三大类。进而涉及到了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逻辑演绎的模型分析法和对历史比较的观察分析法两大方法。并就两个方法各自的特点提及了在制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两个前提：主要之于模型分析法中的“理性程度”问题和主要之于历史比较法中的“逻辑真实——历史实际真实”问题。姚洋老师特别强调了制度演进应该是一种多方参与互动的自动演进式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往往只有一个实际权力拥有者所依据自我环境变化作出的单方面调整，因此，演化博弈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诸如在有缺陷的网络游戏中帮派组织的迅速出现的正例和爪哇岛拥有绝对权力的地主改变收割合同安排的反例等生动例子来形象化这一观念。当然，作为关切中国实际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经济学者，姚洋老师介绍了自己对中国农村中土地分配制度等诸多转型时期的现象的考察，以及认为“发展模式变化—制度变化”的双重变化的重合是解释中国转型较为成功这一事实的较好理由。
接着登场的沈明高老师则着重从自己做的金融研究与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关系的考察研究做了以事实逻辑分析和实证介绍为主的报告。他经过自己的详细考量，认为在中国的转型20多年的历史中，金融中介的变化基本是内生的。所谓内生，也就是说金融制度、金融市场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约束作用的外生先因，这是一个与诸多国外较经典理论颇为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考察。沈老师根据自己对中国实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仔细调查，把中国金融的发展分为了1978-1993，1993-2003，2003-今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各个阶段下各具特色的金融制度的产生，并认为都是和当时的特殊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以1978-1993年为例，沈老师认为当时与短缺时代相连的企业的普遍整体赢利、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的丝丝相连和控制、银行的专业性地域性垄断是造就这一时期较为独特和贷款条件宽松的企业联合责任贷款机制这一金融制度的根本条件，因为这些条件使动态激励，及避免企业个体在参与集体借贷中的道德风险现象成为可能。而这些经济条件在1993年之后的消失，是使这一极为特殊而良好的金融制度的被放弃的直接原因。最后，沈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改革对经济条件导致的金融需求具有较强的反映能力，也就是主要是内生的，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在80年代也支持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可能金融中介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期，可能成为一种制约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如果说沈明高的老师更着重于针对中国的实际的现象考察和实证分析的话，那么下午的平新乔老师则向同学们充分展示了经济逻辑抽象演绎分析的威力和魅力。平新乔老师首先试图用一个“初生的先天经济参数（Economic coefficient）——>状态(state)——>机制(mechanism)”的依次决定的逻辑线条（或者是再回复影响的循环动态逻辑机理）把从微观角度出发的经济逻辑演绎分析涵纳在内。并说明了“设计”好在各个均衡状态的变动这一机制的任务重要性。平老师随即把中国的20多年的经济变化，诠释为一种不断的、有先后有次序的、在产业结构上由低到高的，让集体（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依次进入中国舞台的机制过程。而平老师认为，要研究这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经济的变化等经济现象，就必须把这个机制的逻辑抽象出来，并进而数理简明化，使核心的逻辑因果一目了然。平老师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他追求提炼经济逻辑，崇尚理论的最大特点。平老师还举了如产业内贸易、对待处理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制度设计等具体例子，展示了理论分析的魅力。同时，他也借此机会鼓励同学多读，读好数学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必要工具。
晚上与同学们交流的樊纲教授显然是一位充分从事现实经济实际工作，参与现实经济政策制定的政府智囊型学者。在这一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报告中，他的言行无不表现了他对中国实际的深切关注和从实际出发的求实作风。从中国现实出发，是他一再强调的要义所在。他因此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强烈的依赖于中国现有的三个相对优势，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技术学习模仿上的后发优势、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本土市场熟悉优势。他强烈的批判了那些不顾中国现实，空喊口号的不切实际，求高求快的各种学者说法和过激的企业家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老老实实的走依次发展有优势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道路。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樊纲教授还否定了所谓小城镇发展策略；针对同学所提及的当前中国的GDP发展中投资贡献比例相对较大的问题，认为是由中国所处的基建投资时期所决定的一种带有客观现实合理性的经济正常现象。樊纲教授的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同学们深有感触与共鸣。
参加夏令营的营员们在报告中，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学术交流。如在与姚洋老师的对话中，有同学就提出了如制度演进分析如何解决作为一种均衡的各个制度稳态之间的跳跃的学术关键性问题，而这正是制度经济学分析中的软肋所在。还有同学就中国的联邦财政制度与美国等现代民主国家作了比较和区别，认为前者不同于后者那种各个地方作为一种契约的订立的合约式制度，而是一种自上而下形成的带有强“恩惠”色彩的上向下让权形成的制度。更有同学就制度研究的长度性和针对当前一些制度现象分析的经济学家表现出来的“事后佬更变迎合”倾向提出了质疑。在沈老师的讲座中，则有对现实充满关心的同学对非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和正规的受约束的金融机构中可能发生的勾结行为提出了看法。在平老师和樊纲教授的报告中，也分别有10多位同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有趣问题。学者与营员打成一片，乃至于每个报告结束后，都有大批同学围绕着教授们继续跟随着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问题。
一个大学里的研究机构，老师和学生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天的活动中，除了和老师们充分进行思想的碰撞外，与来自CCER的师兄师姐们的交流也是活动的重头戏。来自CCER各个年级和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与营员们就关心的各个问题进行了交流。问题之宽泛是很难想象的。从CCER的日常的紧张学习的描述，到在CCER的最深刻的老师印象，到CCER的家庭式和睦氛围的介绍，出国、就业的人生选择问题，再到经济中心夏令营的保送资格选拔问题，甚至在经济中心的感情恋爱经历，师兄师姐纷纷把他们最深刻的感受和最宝贵的经验奉献给同学们。交流之热烈，使万众楼二楼始终充满了会心的笑声和由衷的掌声。
一天连续5场活动下来，劳累的程度是很难形容的，然而对于初次体验CCER的营员们来说，绝对是难以忘怀的。因为这一天，对于营员们，无论他们今后是否在中心攻读，都是充分体验中心忙碌生活的第一天。
（CCER经济学夏令营第二组组员，简练、祖国鹏、史震涛、安安、贺雯雯、刘丹回忆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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