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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生如夏花（三）
发布日期：2004-08-22 06: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夏令营的兄弟姐妹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朗润园和致福轩的风光四季如常，老师们也数年如一日地做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而每年夏季，三四十个充满雄心和朝气的年轻人转过那道深绿色屏风的一刹那，这宁静的园子里就多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今年的夏令营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录取42人，实到41人（复旦的李正逸未到）。开营式上姚老师和李老师都反复说明了今年录取工作的艰难：两百多位申请者都是全国各大高校的佼佼者，每一份材料他们看过后都舍不得放下，最后不得不增加了十来个名额。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才被忍痛割爱了。
在夏令营里的十场左右的讲座中，几乎每一场都因为同学们提问过于踊跃积极而延长时间，在人大的三年里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课堂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每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各异，如果把大家的对经济学的知识加总起来，其广度和深度会令中心的老师也感到惊讶。毫无疑问，同学们都希望通过与老师的直接沟通来展现自己的修养和才华，但并不像我事先所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一种无秩序的喧闹和相互排挤的竞争；相反，人们虽然都很清楚提问的机会有限，但仿佛在某种潜规则的制约下达成了某种默契，气氛十分友好、团结。我想这和老师、同学双方面的素质都有很大的关系，我隐隐感觉到，在这安静的朗润园里确实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和谐的竞争变得可能。
和谐竞争、适度紧张的集体比松松垮垮、缺乏竞争的集体更容易催生牢固的友谊，是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悟出的一个道理。高二刚开学，学校宣布抽每班前四名组成一个实验班。刚进实验班的时候，每个人都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大到每一次测验，小到每一次作业、课堂提问都变成了残酷的交锋。差距实在太小了，一不小心便会滑落到自己无法接受的位置。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的班会和家长会，气氛是极其沉重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重新定位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开明的班主任，他甚至顶住校长的压力允许我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慢慢地，我们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后重新走上了新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拥有比其他班级更强烈的荣誉感和更牢固的友谊，而不仅仅是浅薄、封闭的优越感。这个成绩突出、竞争激烈的集体，确实在各方面都堪为全校楷模。这个县级市的班级有19人来到北京（清华5，北大3，人大3，北航2，外经贸2，北理1，北邮1，北师大1，北外1），在离家一千多公里的陌生城市里，大家虽已毕业，却默默互助，感情越发深厚，每逢佳节都会如亲人般团聚到一起。
夏令营让我想到了我的高中实验班，所不同的是，那个班级里大多是讲着一样方言的理科尖子，这里却有来自五湖四海、各个不同专业的佼佼者，比起高中，这里的空气远为自由活跃，视野远为开阔宏大。第二天晚上林老师讲方法论，谈起《道德经》里那一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坐在我旁边的钟宁桦和林老师一起将那一段长长的文字全部背诵了出来，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天早上汪丁丁老师纵论经济学与哲学，众人慑于汪老师的书袋功夫厉害，提问颇有些僵滞，此时又是宁桦挺身而出与之探讨“第二性”诸问题，令汪老师也对“小钟”颇为青睐。宁桦凭借真才实学改变了我对上海男生的偏见。
前三天的讲座和参观让我们在学业上获得了充分的切磋机会，从第四天开始的活动则全面考验我们的体力、意志、才艺和娱乐能力。8月19日早晨三点半起床，四点从正大国际中心出发，约四点四十五分抵达天安门广场。在北京上学的同学对升国旗这样的政治色彩较浓的活动大多没有兴趣，我本人三年来从没有看过一次，此前唯一一次是1998年8月10日在北京旅游时随团看的，选那个日子是因为逢十有军乐队演奏。时隔六年，金水桥边已经不让站人了，我们只好站在广场这边。5点25分左右，我们隔着长安街看到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里走了出来。国歌奏过三巡，国旗精确无误地升到了杆顶。很奇怪，我当时差点鼓起掌来，幸好及时意识到这个场合的严肃性才没有真的鼓出来。而六年前的我在看升旗的时候，心里面热泪盈眶。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感到悲哀？奥运健儿正在雅典为国奋战，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他们是热泪盈眶的；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每当中国运动员站在冠军领奖台上，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家看的话，也不会抑制激动的泪水。可是今年我却没有时间去感受运动员们的大喜大悲，这一点，我的确深感遗憾。
随后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分组自由参观拍照，接着一起去中山公园，在那里，八个人巧妙地摆出了一个“CCER”的造型。“R”字尤其难摆，经过多次换人，最后王力老师亲自出马才解决了那几道复杂的曲线。一个好的创意足以成为经典，我相信这个造型会永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摆完后我们十几个人在地上坐成个大圈玩杀人游戏，其他人则继续到公园别处赏玩。八点多钟我们一起去登天安门城楼――我还是生平第一次。遗憾的是，我还是没有特别的感觉，虽然早几年登的话一定会异常激动。也许接触并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后便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些至高无上权利的象征失去兴趣吧。奇怪的是，天安门城楼的守卫们全部穿便衣且戴墨镜，有一个甚至解开扣子露出胸膛，简直与黑帮无异，我们都觉得大损国威。城楼里的三星背投彩电播放着国庆五十年大阅兵的盛况，但图像欠清晰，我暗忖，这么重要的地方难道不应该放质量最好的国产彩电吗？百思不得其解！
近十点的样子，我们的大巴开始向密云驶去。路上大多数同学都在睡觉。我和陈志杰坐在一起，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志杰是我室友陈晓平的高中同学，与我三年前便有过一面之缘，此次重会，他的成熟、稳重和睿智让我简直有点认不出来。车驶过密云城，我们正疑心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里，近旁山峦中现出几幢欧式建筑，让人疑心那里是一个童话世界；一问方知原来我们竟然要住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大家都兴奋地有点忘乎所以。
下午两点开始爬山，上山的路恰恰是我去年十月下山的路。去年十一的司马台之行是我最成功的一次自助游，每次一想到就会感叹生活的美好，但这次来显然不是玩的，因为李玲老师说了：要比赛，比谁先爬到上面！同学们一个个走得飞快，我真想大喊：大家别光顾了走路，忘记了看风景啊！不过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走完山路，正式开始爬长城后，才走了一小段很多领跑的人就开始慢慢落后了。我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力气，于是接过CCER的大旗，领着大家向上冲了两个烽火台。扛旗终究不是轻松的活，我很快便体力透支了，旗手渐渐变成了殿军。约莫爬到东十一楼，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别人。
到东十三楼，长城上的小贩告诉我们呢，爬到这里就可以算好汉了，于是大家都坐下来休息，让有体力的人继续向上做更高层次的好汉。这时大家嚷着要王非唱歌。王非是南京大学电子商务系的，因其名字与歌坛和体坛都有缘，故开营仪式上语出惊人：“如果我的名字让音乐和篮球蒙羞，在经济学领域决不会如此。”不管蒙不蒙羞，我们还是很想听听这位浓眉大眼的山东大汉一展歌喉。王非毫不推辞，张口便来一曲“外婆的澎湖湾”，声情并茂，引得我们都跟唱起来，李老师更是主动一人挑起一个声部，长城上野风猎猎，欢歌笑语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唱毕，李老师点名要北师大的金竹维跳舞。维维练了十年的舞蹈，水平很是专业，但在长城上跳恐怕也是第一回！可又苦了王非，因为这次需要伴唱《青藏高原》，这么艰巨的任务自然非他莫属！伴着维维翩翩的舞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高昂了，刚刚爬长城的劳累已经一扫而空。见众人兴致勃发，我也朗诵了一首食指的《相信未来》，去年我曾以词诗摘得人大五四艺术节诗朗诵桂冠。诵毕，李老师高兴地提议：“我们一起来喊一声‘相信未来’，好不好？”大家齐声应和，一时声震长空。钟宁桦也起了兴致，说道：“我也朗诵一首李白的《蜀道难》，若何？”，我暗叹，记住这么长的诗可不容易！不料宁桦一气呵成，语调铿锵诵出一首传世名篇，一字不差好似己出！这等好记性、爽性情，令众人叹服。
这时，李老师的爱人许定波老师也从山上下来，边走边叫：“刚才是谁在唱歌、吟诗？”——许老师是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的教授，现在在上海的中欧商学院教书，平时与李老师和女儿殊少团聚时间。大家闹着要听他唱歌，许老师是豪爽之人，便欣然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曲，韵味十足。许老师见我们口干舌燥，请大家吃冰棍；正吃得起劲，只听得一声惊呼，不知谁放的风筝断了线，正越飞越远呢！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全被吸引了过去，望着那断线的风筝在青山白云间飘荡，发出阵阵惊叹，是可惜，是欣喜？此时，四十几颗年轻的心也正像这风筝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翔；我们已经完全沉浸在这漫无边际的欢乐之中，身在高空，心胸也无比开阔，一切的人间忧愁都可以抛之脑后。
夏末秋初的长城上杂草丛生，我突然觉得这个夏令营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像鲜花一般绚烂地盛开着，开得那样鲜艳夺目，那样肆无忌惮，将这古老的长城也装扮得生气勃勃。常年在长城上行走的小贩们也惊讶地注视着我们，也许他们也太久没有遇到这样一群充满欢乐、充满希望的人们了吧？这是一个世间最奇妙的组合，只有这样一群天性追求自由而又能力出众的年轻人才会被这些卓越的老师们选中，也只有这样一群人才会相互吸引着走到一起。世间太多的偶然其实是必然。当我们素不相识，各自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就注定了有这样一天，我们会为这一个同样的理想相聚在这中华文明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尽情享受生命所赋予我们的无限欢乐。此时我脑海中只有泰戈尔的那句诗：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此时此地，死亦何憾？
正是这样一群充满激情的夏之花，在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告别晚宴上用他们的助兴表演感染了八十四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使之欣然提出第二天早上要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聊一聊经济学。夏令营时间虽短，然曲终人未散，大家依然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络。既生如夏花，生命的火焰就会一直地熊熊燃烧下去，以至永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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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的兄弟姐妹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朗润园和致福轩的风光四季如常，老师们也数年如一日地做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而每年夏季，三四十个充满雄心和朝气的年轻人转过那道深绿色屏风的一刹那，这宁静的园子里就多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今年的夏令营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录取42人，实到41人（复旦的李正逸未到）。开营式上姚老师和李老师都反复说明了今年录取工作的艰难：两百多位申请者都是全国各大高校的佼佼者，每一份材料他们看过后都舍不得放下，最后不得不增加了十来个名额。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才被忍痛割爱了。
在夏令营里的十场左右的讲座中，几乎每一场都因为同学们提问过于踊跃积极而延长时间，在人大的三年里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课堂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每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各异，如果把大家的对经济学的知识加总起来，其广度和深度会令中心的老师也感到惊讶。毫无疑问，同学们都希望通过与老师的直接沟通来展现自己的修养和才华，但并不像我事先所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一种无秩序的喧闹和相互排挤的竞争；相反，人们虽然都很清楚提问的机会有限，但仿佛在某种潜规则的制约下达成了某种默契，气氛十分友好、团结。我想这和老师、同学双方面的素质都有很大的关系，我隐隐感觉到，在这安静的朗润园里确实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和谐的竞争变得可能。
和谐竞争、适度紧张的集体比松松垮垮、缺乏竞争的集体更容易催生牢固的友谊，是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悟出的一个道理。高二刚开学，学校宣布抽每班前四名组成一个实验班。刚进实验班的时候，每个人都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大到每一次测验，小到每一次作业、课堂提问都变成了残酷的交锋。差距实在太小了，一不小心便会滑落到自己无法接受的位置。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的班会和家长会，气氛是极其沉重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重新定位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开明的班主任，他甚至顶住校长的压力允许我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慢慢地，我们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后重新走上了新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拥有比其他班级更强烈的荣誉感和更牢固的友谊，而不仅仅是浅薄、封闭的优越感。这个成绩突出、竞争激烈的集体，确实在各方面都堪为全校楷模。这个县级市的班级有19人来到北京（清华5，北大3，人大3，北航2，外经贸2，北理1，北邮1，北师大1，北外1），在离家一千多公里的陌生城市里，大家虽已毕业，却默默互助，感情越发深厚，每逢佳节都会如亲人般团聚到一起。
夏令营让我想到了我的高中实验班，所不同的是，那个班级里大多是讲着一样方言的理科尖子，这里却有来自五湖四海、各个不同专业的佼佼者，比起高中，这里的空气远为自由活跃，视野远为开阔宏大。第二天晚上林老师讲方法论，谈起《道德经》里那一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坐在我旁边的钟宁桦和林老师一起将那一段长长的文字全部背诵了出来，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天早上汪丁丁老师纵论经济学与哲学，众人慑于汪老师的书袋功夫厉害，提问颇有些僵滞，此时又是宁桦挺身而出与之探讨“第二性”诸问题，令汪老师也对“小钟”颇为青睐。宁桦凭借真才实学改变了我对上海男生的偏见。
前三天的讲座和参观让我们在学业上获得了充分的切磋机会，从第四天开始的活动则全面考验我们的体力、意志、才艺和娱乐能力。8月19日早晨三点半起床，四点从正大国际中心出发，约四点四十五分抵达天安门广场。在北京上学的同学对升国旗这样的政治色彩较浓的活动大多没有兴趣，我本人三年来从没有看过一次，此前唯一一次是1998年8月10日在北京旅游时随团看的，选那个日子是因为逢十有军乐队演奏。时隔六年，金水桥边已经不让站人了，我们只好站在广场这边。5点25分左右，我们隔着长安街看到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里走了出来。国歌奏过三巡，国旗精确无误地升到了杆顶。很奇怪，我当时差点鼓起掌来，幸好及时意识到这个场合的严肃性才没有真的鼓出来。而六年前的我在看升旗的时候，心里面热泪盈眶。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感到悲哀？奥运健儿正在雅典为国奋战，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他们是热泪盈眶的；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每当中国运动员站在冠军领奖台上，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家看的话，也不会抑制激动的泪水。可是今年我却没有时间去感受运动员们的大喜大悲，这一点，我的确深感遗憾。
随后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分组自由参观拍照，接着一起去中山公园，在那里，八个人巧妙地摆出了一个“CCER”的造型。“R”字尤其难摆，经过多次换人，最后王力老师亲自出马才解决了那几道复杂的曲线。一个好的创意足以成为经典，我相信这个造型会永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摆完后我们十几个人在地上坐成个大圈玩杀人游戏，其他人则继续到公园别处赏玩。八点多钟我们一起去登天安门城楼――我还是生平第一次。遗憾的是，我还是没有特别的感觉，虽然早几年登的话一定会异常激动。也许接触并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后便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些至高无上权利的象征失去兴趣吧。奇怪的是，天安门城楼的守卫们全部穿便衣且戴墨镜，有一个甚至解开扣子露出胸膛，简直与黑帮无异，我们都觉得大损国威。城楼里的三星背投彩电播放着国庆五十年大阅兵的盛况，但图像欠清晰，我暗忖，这么重要的地方难道不应该放质量最好的国产彩电吗？百思不得其解！
近十点的样子，我们的大巴开始向密云驶去。路上大多数同学都在睡觉。我和陈志杰坐在一起，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志杰是我室友陈晓平的高中同学，与我三年前便有过一面之缘，此次重会，他的成熟、稳重和睿智让我简直有点认不出来。车驶过密云城，我们正疑心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里，近旁山峦中现出几幢欧式建筑，让人疑心那里是一个童话世界；一问方知原来我们竟然要住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大家都兴奋地有点忘乎所以。
下午两点开始爬山，上山的路恰恰是我去年十月下山的路。去年十一的司马台之行是我最成功的一次自助游，每次一想到就会感叹生活的美好，但这次来显然不是玩的，因为李玲老师说了：要比赛，比谁先爬到上面！同学们一个个走得飞快，我真想大喊：大家别光顾了走路，忘记了看风景啊！不过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走完山路，正式开始爬长城后，才走了一小段很多领跑的人就开始慢慢落后了。我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力气，于是接过CCER的大旗，领着大家向上冲了两个烽火台。扛旗终究不是轻松的活，我很快便体力透支了，旗手渐渐变成了殿军。约莫爬到东十一楼，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别人。
到东十三楼，长城上的小贩告诉我们呢，爬到这里就可以算好汉了，于是大家都坐下来休息，让有体力的人继续向上做更高层次的好汉。这时大家嚷着要王非唱歌。王非是南京大学电子商务系的，因其名字与歌坛和体坛都有缘，故开营仪式上语出惊人：“如果我的名字让音乐和篮球蒙羞，在经济学领域决不会如此。”不管蒙不蒙羞，我们还是很想听听这位浓眉大眼的山东大汉一展歌喉。王非毫不推辞，张口便来一曲“外婆的澎湖湾”，声情并茂，引得我们都跟唱起来，李老师更是主动一人挑起一个声部，长城上野风猎猎，欢歌笑语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唱毕，李老师点名要北师大的金竹维跳舞。维维练了十年的舞蹈，水平很是专业，但在长城上跳恐怕也是第一回！可又苦了王非，因为这次需要伴唱《青藏高原》，这么艰巨的任务自然非他莫属！伴着维维翩翩的舞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高昂了，刚刚爬长城的劳累已经一扫而空。见众人兴致勃发，我也朗诵了一首食指的《相信未来》，去年我曾以词诗摘得人大五四艺术节诗朗诵桂冠。诵毕，李老师高兴地提议：“我们一起来喊一声‘相信未来’，好不好？”大家齐声应和，一时声震长空。钟宁桦也起了兴致，说道：“我也朗诵一首李白的《蜀道难》，若何？”，我暗叹，记住这么长的诗可不容易！不料宁桦一气呵成，语调铿锵诵出一首传世名篇，一字不差好似己出！这等好记性、爽性情，令众人叹服。
这时，李老师的爱人许定波老师也从山上下来，边走边叫：“刚才是谁在唱歌、吟诗？”——许老师是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的教授，现在在上海的中欧商学院教书，平时与李老师和女儿殊少团聚时间。大家闹着要听他唱歌，许老师是豪爽之人，便欣然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曲，韵味十足。许老师见我们口干舌燥，请大家吃冰棍；正吃得起劲，只听得一声惊呼，不知谁放的风筝断了线，正越飞越远呢！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全被吸引了过去，望着那断线的风筝在青山白云间飘荡，发出阵阵惊叹，是可惜，是欣喜？此时，四十几颗年轻的心也正像这风筝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翔；我们已经完全沉浸在这漫无边际的欢乐之中，身在高空，心胸也无比开阔，一切的人间忧愁都可以抛之脑后。
夏末秋初的长城上杂草丛生，我突然觉得这个夏令营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像鲜花一般绚烂地盛开着，开得那样鲜艳夺目，那样肆无忌惮，将这古老的长城也装扮得生气勃勃。常年在长城上行走的小贩们也惊讶地注视着我们，也许他们也太久没有遇到这样一群充满欢乐、充满希望的人们了吧？这是一个世间最奇妙的组合，只有这样一群天性追求自由而又能力出众的年轻人才会被这些卓越的老师们选中，也只有这样一群人才会相互吸引着走到一起。世间太多的偶然其实是必然。当我们素不相识，各自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就注定了有这样一天，我们会为这一个同样的理想相聚在这中华文明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尽情享受生命所赋予我们的无限欢乐。此时我脑海中只有泰戈尔的那句诗：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此时此地，死亦何憾？
正是这样一群充满激情的夏之花，在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告别晚宴上用他们的助兴表演感染了八十四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使之欣然提出第二天早上要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聊一聊经济学。夏令营时间虽短，然曲终人未散，大家依然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络。既生如夏花，生命的火焰就会一直地熊熊燃烧下去，以至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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