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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新泉：对中美关系既要有耐心，也有讲策略
发布日期：2019-11-20 11:54 来源：
题记：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本文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我主要从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谈一下看法。
第一，无论是对中美关系，还是WTO的改革变化，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等待时机。
我们都认为1995年建立WTO是很成功的事，但其实时机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实际上1995年之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很大的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日关系紧张；1991年，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崩溃。但由于1991年之后冷战结束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才为多边体制的进步，为WTO的成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得等待时机。当然也不是说在等待的过程中什么都不做，我认为主要应该做两点：
一是控制冲突和危机，不要使主要大国之间产生太大的问题。二是渐进式地制订规则，并调整规则。
关贸总协定和WTO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一开始，主要是扩展成员范围，增加新成员，逐步降低关税。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东京回合时，制订了一些诸边协议，对新的领域和问题制订了局部性规则。到1995年WTO成立时，扩展到多边。所以整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中美问题，还是WTO面临的问题，都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全部解决。
不仅如此，有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自己发生变化。比如，今天美国的专家反复谈到中国的国企补贴问题和产业政策问题。其实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补贴问题，美国施加的压力也很大。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基本消失，因为日本政府没钱再补贴。所以，有些事情的发展无法预料。
第二，全球一体化应该渐进地推进，不要追求速度。我非常同意丹尼·罗德里克教授（Dani Rodrik）关于超级全球化的观点。现在全球化正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渗透，从关税、非关税壁垒进入到国内的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工等问题。中美之间经常谈到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等也主要是边境后措施。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需要更多的研究，因为很多问题，不论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还是最后产生的影响，都有不确定性。
例如，在这些问题上进步最快的、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最近就发生了英国脱欧争议。这说明欧盟一体化过程当中，对国内制度协调的很多设计，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都存在误判或分歧。最初推进一体化的时候可能有点过于乐观地评估收益，看不到或忽视了一体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所以，要渐进推进一体化，而不要过于追求速度。在中美经贸谈判方面，或者说在国际规则的制订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联合倡议》里面专门谈到，我们要着重识别那些负面外溢效应最显著的问题。国内政策确实会产生外溢效应。但我们要精准识别，再采用国际规则谈判的形式去约束。
第三，现在的WTO谈判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而且，在同一个议题上，有的国家是进攻型，有的是防守型，各方之间很难找到利益的均衡点。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小建议是，是不是可以结对子谈判，把两个议题捆绑在一起谈判。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有很多批评，包括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制造2025”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包括其盟友对中国极其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中国无法从市场上获得技术升级，只能自己开发。所以我们设计谈判规则时，可以既讨论高新技术的研发补贴和产业政策问题，同时又可以讨论如何来放松或设计一个更加合理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规则，让技术的流动更加顺畅。
第四，美国对WTO的态度是革命性、颠覆性的，美国称之为破坏性建设。但这其实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利用多边规则。从中国角度来说，利用多边机制对中国是最有效的。所以，利用多边规则调整中国的一些行为，是有效果的，包括在补贴问题方面。补贴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补贴确实可以制订更好的规则，包括像莫瑞迪斯·克劳利教授谈到的，可以对补贴做更细致的分类。现在的分类比较粗略，对补贴的救济措施效率比较低。我们可以对补贴规则进行重新谈判，把补贴的规则制订得更加严格，把反补贴的规则相应放松，这样就可以形成适当的平衡。其实，对这些问题，包括对反倾销规则的改革，中国的态度也是开放的。
我认为，现在WTO的反倾销规则稍显过严。几乎所有在WTO里面被诉的国家都败诉，这说明其规则是有问题的。美国和欧盟不愿意放弃所谓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为对美国、欧盟来说，放弃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其实对其使用反倾销影响不大。如果通过规则的调整，美国放弃了对中国采用非市场经济的计算方法，同时让反倾销对大家都更加容易使用，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平衡，所以是一种公平的办法。
最后，对中美关系谈一点简单的看法。《联合倡议》建议趋同和脱钩之间的第三选择。我个人认为，第三选择可能就是部分趋同，部分脱钩，或者说中美两国应该相互学习，相向而行。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都不要太自信，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包括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追求模式的趋同或涵盖。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鞠建东老师谈到的“竞争共存”理念，中美之间最终必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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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屠新泉：对中美关系既要有耐心，也有讲策略
发布日期：2019-11-20 11:54 来源：
题记：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本文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我主要从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谈一下看法。
第一，无论是对中美关系，还是WTO的改革变化，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等待时机。
我们都认为1995年建立WTO是很成功的事，但其实时机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实际上1995年之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很大的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日关系紧张；1991年，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崩溃。但由于1991年之后冷战结束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才为多边体制的进步，为WTO的成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得等待时机。当然也不是说在等待的过程中什么都不做，我认为主要应该做两点：
一是控制冲突和危机，不要使主要大国之间产生太大的问题。二是渐进式地制订规则，并调整规则。
关贸总协定和WTO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一开始，主要是扩展成员范围，增加新成员，逐步降低关税。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东京回合时，制订了一些诸边协议，对新的领域和问题制订了局部性规则。到1995年WTO成立时，扩展到多边。所以整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中美问题，还是WTO面临的问题，都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全部解决。
不仅如此，有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自己发生变化。比如，今天美国的专家反复谈到中国的国企补贴问题和产业政策问题。其实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补贴问题，美国施加的压力也很大。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基本消失，因为日本政府没钱再补贴。所以，有些事情的发展无法预料。
第二，全球一体化应该渐进地推进，不要追求速度。我非常同意丹尼·罗德里克教授（Dani Rodrik）关于超级全球化的观点。现在全球化正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渗透，从关税、非关税壁垒进入到国内的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工等问题。中美之间经常谈到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等也主要是边境后措施。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需要更多的研究，因为很多问题，不论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还是最后产生的影响，都有不确定性。
例如，在这些问题上进步最快的、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最近就发生了英国脱欧争议。这说明欧盟一体化过程当中，对国内制度协调的很多设计，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都存在误判或分歧。最初推进一体化的时候可能有点过于乐观地评估收益，看不到或忽视了一体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所以，要渐进推进一体化，而不要过于追求速度。在中美经贸谈判方面，或者说在国际规则的制订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联合倡议》里面专门谈到，我们要着重识别那些负面外溢效应最显著的问题。国内政策确实会产生外溢效应。但我们要精准识别，再采用国际规则谈判的形式去约束。
第三，现在的WTO谈判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而且，在同一个议题上，有的国家是进攻型，有的是防守型，各方之间很难找到利益的均衡点。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小建议是，是不是可以结对子谈判，把两个议题捆绑在一起谈判。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有很多批评，包括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制造2025”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包括其盟友对中国极其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中国无法从市场上获得技术升级，只能自己开发。所以我们设计谈判规则时，可以既讨论高新技术的研发补贴和产业政策问题，同时又可以讨论如何来放松或设计一个更加合理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规则，让技术的流动更加顺畅。
第四，美国对WTO的态度是革命性、颠覆性的，美国称之为破坏性建设。但这其实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利用多边规则。从中国角度来说，利用多边机制对中国是最有效的。所以，利用多边规则调整中国的一些行为，是有效果的，包括在补贴问题方面。补贴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补贴确实可以制订更好的规则，包括像莫瑞迪斯·克劳利教授谈到的，可以对补贴做更细致的分类。现在的分类比较粗略，对补贴的救济措施效率比较低。我们可以对补贴规则进行重新谈判，把补贴的规则制订得更加严格，把反补贴的规则相应放松，这样就可以形成适当的平衡。其实，对这些问题，包括对反倾销规则的改革，中国的态度也是开放的。
我认为，现在WTO的反倾销规则稍显过严。几乎所有在WTO里面被诉的国家都败诉，这说明其规则是有问题的。美国和欧盟不愿意放弃所谓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为对美国、欧盟来说，放弃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其实对其使用反倾销影响不大。如果通过规则的调整，美国放弃了对中国采用非市场经济的计算方法，同时让反倾销对大家都更加容易使用，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平衡，所以是一种公平的办法。
最后，对中美关系谈一点简单的看法。《联合倡议》建议趋同和脱钩之间的第三选择。我个人认为，第三选择可能就是部分趋同，部分脱钩，或者说中美两国应该相互学习，相向而行。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都不要太自信，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包括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追求模式的趋同或涵盖。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鞠建东老师谈到的“竞争共存”理念，中美之间最终必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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