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0年6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2020届毕业典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作为本届典礼特邀嘉宾发表演讲，本文根据现场演讲整理。

非常感谢姚洋院长和黄益平副院长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北大师生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分享你们的喜悦和光荣。在此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想和体会。

我一直十分向往进入北大学习，但没有你们幸运。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分数够了，但不知是因为体检还是年龄原因，最终没有被录取。1994年，林毅夫教授发起组建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我参与，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仅拿到硕士学位，学识不够，所以没敢应允。

虽然两次与北大擦肩而过，但过去这些年里，不论是30年前在中央农研室工作，还是近20年来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展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社会实验，我都与北大人有诸多交集。北大人求真、勤奋、创新的精神，是我极为推崇和认同的。

同学们毕业于2020年，这一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特殊的。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动荡，多国民粹主义盛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变本加厉，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既定的计划被打乱。你们在这一年毕业，或许意味着起步时会面临某些困难，但是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你们所传承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会引领你们克服困难，并伴随你们步入社会、走向成熟，成为你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卢迈先生

爱国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探索现代化的动力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字，在20世纪初承载的是国人对实现民族独立的渴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寄托着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向往。我认为，这其中爱国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流淌在血液中对故土的热爱。

我1947年出生在新加坡，父亲因为日军侵占上海而被迫避难到新加坡，侨居了近十年。1945年后，父亲因为从事进步活动，两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于1949年被驱逐出境。历经艰难后，父亲又满怀憧憬地回到刚解放的北京，此后长期从事侨务工作，直到病逝。海外华人华侨深刻地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安定是家庭和个人发展的前提。如果说百年前爱国是反抗侵略、救亡图存，而在当代就是投身改革创新、实现国家现代化。

我成长在建国后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1957年，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和小伙伴们满大街找废铁，甚至把家里的铁锅贡献出去；为了除“四害”，我们停课，爬上屋顶轰麻雀。高中时，我也曾和清洁工人一起穿街过巷，入户掏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司务长和小学老师。那时人们被要求不计得失地为集体利益付出，与“私字一闪念”作斗争，无数人的艰苦奋斗、无私付出，造就了封锁中的“两弹一星”，也为新中国的经济打下基础。但是，与这种付出不相称的是普遍的贫困，是与发达国家逐渐拉大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左的路线走到了头，才有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有了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探索。

在探索现代化的路上，正是爱国情怀在一直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

1970年代末更大的中外差距激发了全国上下对“球籍”的思考。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突破。但真正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又经历了多年探索。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在这些研究和实践中最终确定的。

1985年，我正式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当时王岐山任所长，所里有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还有当时很年轻的黄益平、刘守英等人。我记得，在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员读书会上，大家读的书是《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主持读书会的是北大校友邓英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追求多数人的现代化，这种大规模的现代化虽然可以借鉴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要避免照搬照抄，要经受住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国需要在以往从未经历过的局面上进行协调和控制。邓英淘的观察在当时富有前瞻性，今天看来也不过时。大国的改革不能犹豫不决，但也不能任人忽悠、轻举妄动。

1986年，我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的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考察，看到由于改革不果断、不彻底，两国处于计划和市场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状态。1991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按照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开启大规模、短时间、彻底的私有化政策，将俄罗斯整个社会体制完全拆解，由此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至今都难以弥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没有走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良道路，也没有考虑俄罗斯等国的休克疗法，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当时中国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增量改革和双轨制过渡的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过无数磨难，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属不易，这一点值得所有中国人自豪、珍惜。

当然，中国的制度并不完美，未尽之路有待你们继续探索。

要做心胸开阔、理性沟通的爱国者

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爱国者应该也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应该心胸开阔，不卑不亢地学习、沟通。我有幸经历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许多关键节点，见证了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变化，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诸多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更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发展理论。我至今仍记得，1986年在安徽阜阳做农村调查时，一天早上起来看见周其仁和刘守英站在院子里，捧着高斯的书讨论，刘守英会英文，周其仁思想敏锐，他们分工合作，刘守英先读一段，两人再一起讨论一段。直到今天，他俩在晨光中学习讨论的这一幕，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99年，我受命筹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论坛以“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为宗旨，已经成功举办了20届，从最开始的30多位企业家代表参会到现在上千人的规模，参会代表数量和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背后是中国综合国力在不断提高。过去20年里，我和众多关心中国发展的外国企业家、学者成为朋友，也一直在为解决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谋求共同利益而努力。

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充满好奇的初学者，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不断学习调整、适应自己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目前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中国要实现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多数人的现代化，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谁都无法阻挡。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国际化的传播环境，无论是出国旅游还是发微博、微信朋友圈，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表，都是对外发声的外交家。正确认识国家所处的位置，不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理性表达，争取更多外国朋友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国发院同学要把公共关怀刻在基因里

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最根本的是要和人民站在一起，爱自己国家的人民。为国者以民为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成功，在我看来，取决于所有人是否都能公平地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他年轻时期盼让乡亲们能饱餐一顿肉，并且今后能经常吃到肉。这个朴素的梦想，成为了他一直坚持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起点。

去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了一个课题，叫“老百姓的中国梦”，访谈了各地的老百姓，真切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改变。改革开放40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陆续实施，中国先后有7亿多人口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的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永远不能把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落下。

过去十几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直关注农村百姓，尤其是他们的孩子。虽然山区修了路、通了车、架起了信号塔，但仍有大量农村孩子生活在艰苦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他们瘦小的身躯还要将弟弟妹妹背在背上，见到生人时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不敢说话。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给他们一个人生的阳光起点，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国际国内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投资于儿童早期的成本收益比最高。我常说，对于农村的孩子，给点儿阳光就灿烂，在他们生命早期的一次入户养育辅导、一袋营养包、一所身边的山村幼儿园、一顿营养午餐，就是他们人生中边际收益最大的第一个馒头，能够帮助他们由早期筛查的异常变为正常甚至超常，让他们在后期的学习中缩小与城市儿童的差距，也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营养不良，在身高方面追赶城市儿童。

如果我们持续关注这些孩子，在生命最初就给予他们温暖，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成长，更好地向上流动，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茁壮成长的新人。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就要开始努力塑造。而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成长理应得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众更多的关注。

在座的同学们选择在北大国发院学习，就要始终把公共关怀刻在基因里，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不管未来从事什么职业，都能保有对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实实在在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基金会一共有60名员工，其中有8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比例算很高了，他们中有的人每年有大半年都在农村项目上，对农村的孩子抱有深厚的感情。我希望有更多同学能加入我们的行动，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们的支持和关注会让这些孩子的未来不一样。

在这惊心动魄的时代，我对毕业生的几点期许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多数身处时代变迁关键点的人们，可能在当下并不能体察到巨变时的惊心动魄。多年后回望，我想你们也会更加清晰地看到，2020年不只是一个流行病暴发的年份，更是一场宏大变革的开端。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你们开启了走向社会的征途。我理解你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我想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百年奋斗目标将在你们的职业生涯中实现。

我羡慕你们，为此，我对你们也有几点期许：

一是认清形势，沉着应对。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专门发表演讲：“在认为美国必须永远有一个强大敌人的人看来，若没有，美国怎么能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力量，并依此对美国自身所做的一切给出解释？”克林顿这番话等于承认美国一直存在需要对手甚至敌人的政治势力，而现在这样的势力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坛。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是否出台“中国制造2025”，为了美国的伟大、为了合理解释美国所做的一切，美国就是要把中国作为强大的对手，进而作为强大的敌人，这是美国既定的战略，不会改变。在目力可及的未来，国际环境会进一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愈演愈烈，但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再也不可能。不管面对外界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要本着“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态度，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抱有充分信心，顺大势而为，将个人能力与才华发挥到极致。

二是把握机会，学会取舍。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岔道和诱惑。在王岐山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些年，他问过我们三个问题——你有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准备丢掉点什么？这三个问题伴随着人生的每个阶段：“有什么”意味着人必须自知；“要什么”是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丢什么”是为了实现人生目标愿意舍弃哪些东西。“有什么、要什么、丢什么”这人生三问使我受益良多。作为北大的毕业生，你们不缺远大目标，无论从教、从政、从商，都会有很好的发展，难的是正确认识自己，难的是学会舍弃一些东西，难的是坚持自己的目标不动摇。

三是胸怀理想，脚踏实地。走出校门后，你们即将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我希望你们始终抱有追求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希望你们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多听、多看、多学、多想，思考如何将校园里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并付诸实践，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投身国家的建设。

过去二十多年里，北大国发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同学们将要面对的时代比我们经历的改革初期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加需要坚定信念，需要久久为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也就是说，要遵循客观的道理，而不是争一时的个人利益；要顺应历史的规律，而不在于一时的得失与成败；追求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一世的荣华富贵。这也是我想与你们分享的肺腑之言，与你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