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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耀辉：扭转生育率骤降，要着力减轻对女性的“生育惩罚”
发布日期：2021-12-29 10:36 来源：
题记：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在“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中国的出生人数自2016年以来出现断崖式下降，2019年为1200万，2021年可能会掉到1000万以内。这还是在最近几年一系列密集的人口政策出台的情况下。虽然“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出来以后，新生人口曾一度回升，但并没有扭转整体下跌趋势。现在出台的“三孩”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措施能否阻止这种下跌呢？大家都在密切关注。
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育龄妇女的人数现在已达到高峰，未来会持续快速下跌。中国周边东亚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没有限制人口生育甚至拥有鼓励政策，情况也不乐观。新加坡也很低，韩国更低。中国“七普”的出生率已经降到1.3%，与日本2020年的水平差不多。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东亚人口将来会慢慢萎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上述对比表明：且不说是否放开生育，即使全部放开、没有任何限制，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有可能继续跌下去。但中华民族在其他地方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生育决策机制
我们该怎么理解现在的局面和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背后的驱动机制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看，生育本质上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决策，是个人优化的结果，取决于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
我们进行分析时，要从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看。
生孩子的收益是什么？在传统社会里，传宗接代自不用说，但是除此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养老，也就是在父母到了老年、没有办法去挣钱或者需要照料时，孩子可以提供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
同时，孩子也是维系婚姻关系的纽带，人类有天生喜爱孩子的冲动。
生孩子的成本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在孕育过程中有一些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痛苦，也面临一些风险；其次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家庭会发生包括住房、教育等费用；再次是女性在生育和养育的过程中，可能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如果生孩子的收益越高，人们往往越愿意生；如果生孩子的成本越高，人们往往越不愿意生。生育率的下降和收益下降、成本上升都有关系。
降低生育的宏观因素
从降低生育率的宏观因素来看，首先是收益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转为社会化养老，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政府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养护老人的功能；二是婚姻的需求在下降，很多人到了30多岁还不结婚；三是孩子的“效用”也在降低，有各种各样的替代解决方案。
其次是成本方面，包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还有女性的机会成本，我们分别来看：
教育成本
中国大多数地方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卷”，投入了很多钱，还要花很多时间，但仍有很多焦虑。这也成为最近政策的着力点。这种焦虑感导致很多亲子冲突，降低了育儿的幸福感。毕竟孩子原本是给父母带来效用的，是让你幸福的，结果育儿的过程带来很多痛苦。这是收益的降低。
从长期影响来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快乐，精神健康可能受损。现在大学生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孩子成年后难以发展亲密关系，恐婚/恐育现象难免增多。
住房成本
孩子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空间密集型消费品，至少需要卧室，如果房价太高，父母就没有办法提供更大的空间。国际上房价较低的地方，生育率往往较高。中国人口特别密集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太高，所以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
女性机会成本
最重要的还是女性的机会成本，是所有成本项目里最大的一项，也是各个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最主要落脚点。对比世界上各国不同时期的就业率，从1970年代到2000年，很多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女性的就业率一直上涨，现在是60%-70%，更高者有70%-80%。女性的工资跟男性相比也一直在缩小差距，这是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趋势。目前美国女性的工资大概是男性的80%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鼓舞。从分年龄段的上大学人口比例看，年轻女性已经高于男性，这个转折点大概对应着1982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女性的就业率在改革开放以后略有下降，目前男性的就业率是94.2%，女性80.5%，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算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生育年龄女性的就业率仍相当高。另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业需求很高，就业率达到80%-90%。
在很多国家，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已经很少，而且对女性就业有很多支持，男女工资差别还在缩小，只是趋势已经放缓。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生育惩罚已经成为阻碍女性继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什么叫生育惩罚？简单说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以后获得的工资下跌，她也很难回到劳动力市场。
以丹麦为例，拥有孩子之后，男性的收入没有变化，但女性生完孩子以后的收入会下降，而且男女工资在20年以后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无法回升到之前的水平。用中国的相应数据来测算，女性收入在生完孩子以后也有非常大的下降，不过没有持续那么长时间，大概四、五年以后还能够涨回去。
生育惩罚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产假。在丹麦这样的福利国家，产假很长，虽然能够保护女性的就业岗位，但时间太长反而有害，因为这会导致女性长时间处于职场之外，增加返场的难度。同时还有各种生育相关福利，对于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来说，其实也有负面作用，而且往往很大。研究发现，产假延长等待遇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比较小，因为女性更在意事业前景。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政策领域是托育服务，在所有研究文献中，这都被证明可有效提高生育率。因为托育服务可以帮助女性留在就业市场，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降低生育成本。对于低收入的家庭而言，社会托育等服务价值会更大，因为她们更没有办法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请不起保姆，所以社会托育等服务更加重要。
前景展望
对于未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非常悲观呢？我认为不一定。虽然孩子的“使用价值”在降低，但是人类毕竟喜欢孩子，这是不会泯灭的天性。在老年照料方面，虽然有各种社会化养老服务，但是孩子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这就给了我们鼓励生育的政策空间。
在鼓励生育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增加和完善女性及生育友好型的政策。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要围绕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当然我也不是说教育“双减”没有用处，另外产假有双刃剑效果，应该花更大的精力把托育服务做起来、做好，而且政府不要全都管，因为能力有限，要鼓励民办机构参与。
在教育方面，应该好好地解决教育资源供给问题，让大家都能够上高中、上大学。
房价方面有很多讨论，我不再赘述。
最后我提一点，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前面讲到东亚整体的生育率非常低，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东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比全世界仍偏低。男性往往不干家务，女性既要养孩子又要有事业，过于辛苦，因此就会“罢工”（不生育）。中国要提高生育率，一定要倡导男性承担家务责任，这样既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又可以享受多子多福。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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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12-29 10:36 来源：
题记：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隆重举行。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在“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中国的出生人数自2016年以来出现断崖式下降，2019年为1200万，2021年可能会掉到1000万以内。这还是在最近几年一系列密集的人口政策出台的情况下。虽然“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出来以后，新生人口曾一度回升，但并没有扭转整体下跌趋势。现在出台的“三孩”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措施能否阻止这种下跌呢？大家都在密切关注。
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育龄妇女的人数现在已达到高峰，未来会持续快速下跌。中国周边东亚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没有限制人口生育甚至拥有鼓励政策，情况也不乐观。新加坡也很低，韩国更低。中国“七普”的出生率已经降到1.3%，与日本2020年的水平差不多。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东亚人口将来会慢慢萎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上述对比表明：且不说是否放开生育，即使全部放开、没有任何限制，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有可能继续跌下去。但中华民族在其他地方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生育决策机制
我们该怎么理解现在的局面和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背后的驱动机制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看，生育本质上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决策，是个人优化的结果，取决于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
我们进行分析时，要从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看。
生孩子的收益是什么？在传统社会里，传宗接代自不用说，但是除此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养老，也就是在父母到了老年、没有办法去挣钱或者需要照料时，孩子可以提供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
同时，孩子也是维系婚姻关系的纽带，人类有天生喜爱孩子的冲动。
生孩子的成本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在孕育过程中有一些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痛苦，也面临一些风险；其次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家庭会发生包括住房、教育等费用；再次是女性在生育和养育的过程中，可能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如果生孩子的收益越高，人们往往越愿意生；如果生孩子的成本越高，人们往往越不愿意生。生育率的下降和收益下降、成本上升都有关系。
降低生育的宏观因素
从降低生育率的宏观因素来看，首先是收益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转为社会化养老，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政府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养护老人的功能；二是婚姻的需求在下降，很多人到了30多岁还不结婚；三是孩子的“效用”也在降低，有各种各样的替代解决方案。
其次是成本方面，包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还有女性的机会成本，我们分别来看：
教育成本
中国大多数地方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卷”，投入了很多钱，还要花很多时间，但仍有很多焦虑。这也成为最近政策的着力点。这种焦虑感导致很多亲子冲突，降低了育儿的幸福感。毕竟孩子原本是给父母带来效用的，是让你幸福的，结果育儿的过程带来很多痛苦。这是收益的降低。
从长期影响来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快乐，精神健康可能受损。现在大学生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孩子成年后难以发展亲密关系，恐婚/恐育现象难免增多。
住房成本
孩子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空间密集型消费品，至少需要卧室，如果房价太高，父母就没有办法提供更大的空间。国际上房价较低的地方，生育率往往较高。中国人口特别密集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太高，所以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
女性机会成本
最重要的还是女性的机会成本，是所有成本项目里最大的一项，也是各个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最主要落脚点。对比世界上各国不同时期的就业率，从1970年代到2000年，很多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女性的就业率一直上涨，现在是60%-70%，更高者有70%-80%。女性的工资跟男性相比也一直在缩小差距，这是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趋势。目前美国女性的工资大概是男性的80%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鼓舞。从分年龄段的上大学人口比例看，年轻女性已经高于男性，这个转折点大概对应着1982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女性的就业率在改革开放以后略有下降，目前男性的就业率是94.2%，女性80.5%，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算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生育年龄女性的就业率仍相当高。另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业需求很高，就业率达到80%-90%。
在很多国家，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已经很少，而且对女性就业有很多支持，男女工资差别还在缩小，只是趋势已经放缓。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生育惩罚已经成为阻碍女性继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什么叫生育惩罚？简单说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以后获得的工资下跌，她也很难回到劳动力市场。
以丹麦为例，拥有孩子之后，男性的收入没有变化，但女性生完孩子以后的收入会下降，而且男女工资在20年以后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无法回升到之前的水平。用中国的相应数据来测算，女性收入在生完孩子以后也有非常大的下降，不过没有持续那么长时间，大概四、五年以后还能够涨回去。
生育惩罚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产假。在丹麦这样的福利国家，产假很长，虽然能够保护女性的就业岗位，但时间太长反而有害，因为这会导致女性长时间处于职场之外，增加返场的难度。同时还有各种生育相关福利，对于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来说，其实也有负面作用，而且往往很大。研究发现，产假延长等待遇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比较小，因为女性更在意事业前景。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政策领域是托育服务，在所有研究文献中，这都被证明可有效提高生育率。因为托育服务可以帮助女性留在就业市场，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降低生育成本。对于低收入的家庭而言，社会托育等服务价值会更大，因为她们更没有办法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请不起保姆，所以社会托育等服务更加重要。
前景展望
对于未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非常悲观呢？我认为不一定。虽然孩子的“使用价值”在降低，但是人类毕竟喜欢孩子，这是不会泯灭的天性。在老年照料方面，虽然有各种社会化养老服务，但是孩子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这就给了我们鼓励生育的政策空间。
在鼓励生育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增加和完善女性及生育友好型的政策。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要围绕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当然我也不是说教育“双减”没有用处，另外产假有双刃剑效果，应该花更大的精力把托育服务做起来、做好，而且政府不要全都管，因为能力有限，要鼓励民办机构参与。
在教育方面，应该好好地解决教育资源供给问题，让大家都能够上高中、上大学。
房价方面有很多讨论，我不再赘述。
最后我提一点，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前面讲到东亚整体的生育率非常低，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东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比全世界仍偏低。男性往往不干家务，女性既要养孩子又要有事业，过于辛苦，因此就会“罢工”（不生育）。中国要提高生育率，一定要倡导男性承担家务责任，这样既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又可以享受多子多福。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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