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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薛兆丰：朗润园中何为贵？
发布日期：2014-04-24 12:5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都说朗润园漂亮，但它其实不大，预定活动场地总是要见缝插针；都说朗润园曾经是王府，但它的设施算得上简陋，寒冬里卫生间漏风而不可久留；都说朗润园有不少近庙堂之高的政府智囊，但他们也还在老老实实给本科生讲课。那么，朗润园中何为贵？
第一，教师们有燃烧的激情。海闻老师在周末给几百人的大班结课，校工来关门了他还停不了，当即成了网上事件。次日教师例行午餐会，大家谈及此事，陈曦不紧不慢地说，海老师的问题还不算严重，林毅夫老师是灯被关了还能继续讲课的。其实周其仁老师也差不多——他说不在课前给自己调好闹钟，就会忘记在课间让学生休息。我不以为然，说我上课也不喜欢停顿，但看看听众的脸就知道该休息了嘛。其仁笑笑回答：“我的看不出来。”
第二，行政团队能干。2010年底，《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先生来访，敲定了重启“《财经》奖学金班”及新增“《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班”事宜。我兴冲冲地打算在次年的春季开课。胡大源老师找我，坐下来漫谈财经班历史，包括由于早期办学条件艰苦，学员得住在汪丁丁老师家里的美事。胡老师讲足足了一小时，我才听出他的意思：一向负责这个项目的陆静斐在休产假，她不在的话开班质量将会大打折扣。我还没见过陆静斐，不相信有三头六臂的人。次年年底，历时3个月的财经班圆满结束后，我才真正信服胡老师的判断。
事实上，国发院高效的行政团队，把教师完全地从后勤事务中解放出来，并营造了明朗和睦的工作氛围。我常说，往国发院拨电话，接电话的声音都不一样。当然是后来才知道，海闻夫人曾经给行政团队作过培训。不管怎样，行政团队倾力配合，令我在国发院工作非常愉快。固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太太在家就时不时提醒我：“你已经被国发院惯坏了。”
第三，学生优秀。2010年第一次在网上选助教，按规定应该优先选择领取奖学金的研究生，我只好选了其中既无照片、又无简历的徐建炜。我有点顾虑，尽管他是姚洋老师的弟子。但见面几分钟，顾虑就打消了——建炜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聪明主动，总能把我们的话题，带到更深广的范畴。建炜不仅和我合作，还和院内院外许多老师合作。其仁老师经常劝同学们不要去找工作，只要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工作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种听上去极端冒险的建议，恰恰在建炜身上得到了印证。建炜毕业的时候，曾经和他合作过的校外学者，都纷纷向他提供职位，而他选择了北师大。
记得在2011年春天，修完我课的纪洋来找我，说想进国发院读研。我把她介绍给建炜指导，结果纪洋进了国发院。2012年，修完我课的李想来找我，说想进国发院读研，我把她介绍给建炜和纪洋，结果李想进了国发院。2013年，修完我课的陈淑娴说想进国发院，我把她介绍给建炜、纪洋、李想和同是国发院毕业的马光荣博士，结果淑娴也进了国发院。有时聚餐，听着他们之间师兄师姐地称呼，我感到很安慰。
第四，同事之间慷慨鼓励。说来有意思：我第一次写专栏，是老友花了整个晚上鼓励的结果；在美国第一次授课，是原定的教员忽然缺席，导师大力鼓励我临急上阵结果；到国发院后，我开过不少课，都是巫和懋老师和赵耀辉老师支持、以及胡大源老师反复鼓励的结果。其实，培训部的张樱和张销民，也给过我大量的鼓励。显然，他们不仅善于培训学员，也很善于培训老师，而最有效的培训就是鼓励。
第五，在国发院，每位老师都是思想者。最精彩的，不是看他们下的蛋，而是看他们怎么下蛋。李力行老师总是仔细记录别人的讲话，但他的文章视角独特；徐建国老师平时说话中规中矩，但文章却气势如虹；王敏老师尚未出口成章，但其文笔老练，我读了拍案叫好；席天扬老师是政治学出身，但他中级微观经济学指定的课本竟然是David Friedman的Price Theory。我对这些年轻老师的学思历程充满好奇。
宋国青老师有神算之名，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过人地准确，但听他分析问题，他说的一、二、三，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是怎么趁人不备跳到五去的呢？我三年前特意旁听过一个学期他和卢锋老师开设的宏观经济讨论组，但听来听去还是不明觉厉。
又例如，其仁的文章写得好，讲课也精彩，但这不算厉害，因为那毕竟可以事前准备。厉害的是，与他到外地调研，当我自己被大量信息冲得晕头转向之际，他不仅能把支离破碎的细节缝成一张皮，还能把纠缠不清的死结理成一条绳；他不仅能让警惕的老农向他透露家底，还能与傲慢的官员在餐桌上剑拔弩张。怎么做到的？知其仁，但我至今仍不知其所以然。
朗润园中最宝贵的是它里面的头脑。有机会极其愉快地工作，并近距离地向同事和同学偷师学艺，是我极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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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4-24 12:5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都说朗润园漂亮，但它其实不大，预定活动场地总是要见缝插针；都说朗润园曾经是王府，但它的设施算得上简陋，寒冬里卫生间漏风而不可久留；都说朗润园有不少近庙堂之高的政府智囊，但他们也还在老老实实给本科生讲课。那么，朗润园中何为贵？
第一，教师们有燃烧的激情。海闻老师在周末给几百人的大班结课，校工来关门了他还停不了，当即成了网上事件。次日教师例行午餐会，大家谈及此事，陈曦不紧不慢地说，海老师的问题还不算严重，林毅夫老师是灯被关了还能继续讲课的。其实周其仁老师也差不多——他说不在课前给自己调好闹钟，就会忘记在课间让学生休息。我不以为然，说我上课也不喜欢停顿，但看看听众的脸就知道该休息了嘛。其仁笑笑回答：“我的看不出来。”
第二，行政团队能干。2010年底，《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先生来访，敲定了重启“《财经》奖学金班”及新增“《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班”事宜。我兴冲冲地打算在次年的春季开课。胡大源老师找我，坐下来漫谈财经班历史，包括由于早期办学条件艰苦，学员得住在汪丁丁老师家里的美事。胡老师讲足足了一小时，我才听出他的意思：一向负责这个项目的陆静斐在休产假，她不在的话开班质量将会大打折扣。我还没见过陆静斐，不相信有三头六臂的人。次年年底，历时3个月的财经班圆满结束后，我才真正信服胡老师的判断。
事实上，国发院高效的行政团队，把教师完全地从后勤事务中解放出来，并营造了明朗和睦的工作氛围。我常说，往国发院拨电话，接电话的声音都不一样。当然是后来才知道，海闻夫人曾经给行政团队作过培训。不管怎样，行政团队倾力配合，令我在国发院工作非常愉快。固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太太在家就时不时提醒我：“你已经被国发院惯坏了。”
第三，学生优秀。2010年第一次在网上选助教，按规定应该优先选择领取奖学金的研究生，我只好选了其中既无照片、又无简历的徐建炜。我有点顾虑，尽管他是姚洋老师的弟子。但见面几分钟，顾虑就打消了——建炜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聪明主动，总能把我们的话题，带到更深广的范畴。建炜不仅和我合作，还和院内院外许多老师合作。其仁老师经常劝同学们不要去找工作，只要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工作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种听上去极端冒险的建议，恰恰在建炜身上得到了印证。建炜毕业的时候，曾经和他合作过的校外学者，都纷纷向他提供职位，而他选择了北师大。
记得在2011年春天，修完我课的纪洋来找我，说想进国发院读研。我把她介绍给建炜指导，结果纪洋进了国发院。2012年，修完我课的李想来找我，说想进国发院读研，我把她介绍给建炜和纪洋，结果李想进了国发院。2013年，修完我课的陈淑娴说想进国发院，我把她介绍给建炜、纪洋、李想和同是国发院毕业的马光荣博士，结果淑娴也进了国发院。有时聚餐，听着他们之间师兄师姐地称呼，我感到很安慰。
第四，同事之间慷慨鼓励。说来有意思：我第一次写专栏，是老友花了整个晚上鼓励的结果；在美国第一次授课，是原定的教员忽然缺席，导师大力鼓励我临急上阵结果；到国发院后，我开过不少课，都是巫和懋老师和赵耀辉老师支持、以及胡大源老师反复鼓励的结果。其实，培训部的张樱和张销民，也给过我大量的鼓励。显然，他们不仅善于培训学员，也很善于培训老师，而最有效的培训就是鼓励。
第五，在国发院，每位老师都是思想者。最精彩的，不是看他们下的蛋，而是看他们怎么下蛋。李力行老师总是仔细记录别人的讲话，但他的文章视角独特；徐建国老师平时说话中规中矩，但文章却气势如虹；王敏老师尚未出口成章，但其文笔老练，我读了拍案叫好；席天扬老师是政治学出身，但他中级微观经济学指定的课本竟然是David Friedman的Price Theory。我对这些年轻老师的学思历程充满好奇。
宋国青老师有神算之名，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过人地准确，但听他分析问题，他说的一、二、三，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是怎么趁人不备跳到五去的呢？我三年前特意旁听过一个学期他和卢锋老师开设的宏观经济讨论组，但听来听去还是不明觉厉。
又例如，其仁的文章写得好，讲课也精彩，但这不算厉害，因为那毕竟可以事前准备。厉害的是，与他到外地调研，当我自己被大量信息冲得晕头转向之际，他不仅能把支离破碎的细节缝成一张皮，还能把纠缠不清的死结理成一条绳；他不仅能让警惕的老农向他透露家底，还能与傲慢的官员在餐桌上剑拔弩张。怎么做到的？知其仁，但我至今仍不知其所以然。
朗润园中最宝贵的是它里面的头脑。有机会极其愉快地工作，并近距离地向同事和同学偷师学艺，是我极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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