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英国、印度、日本……谁是“最老”的国家？
    
到2050年，中国有三成以上人口超过60岁，养老金出现“赤字”怎么办？

2010年，中国平均大约五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人，40年后每一个年轻人就要供养一个老人，将来还可能更少——到底怎样做才能为社会“减压”？

2014年4月17至18日，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论坛也是北京大学“黉门对话”论坛之一的“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全球经验”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的专家们汇聚一堂，探讨“老龄化”问题给全球带来的共同挑战，交流“老龄化”危机当前各国的解决之道。

 

 

解决之道一：延迟退休

“作为普通人，大家都是在中年时期的储蓄多，在幼年和老年时消费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当你的中年时期的储蓄大致等于幼年和老年的支出时，你的世界才会平衡。然而现在，当你不再工作之后，你活得更久了，你的净消费增加，产生了亏损，消费超过了储蓄——这就是‘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论坛一开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教授首先为大家描述了“老龄化”问题的轮廓并概括了中国“老龄化”现象的大致图景。他补充道，现在人们在老年时期的支出可能更高，会使得亏损更大，而延迟退休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众所周知，任何时候政府提出“延迟退休”的计划，都会引起一片抗议、激起大规模的舆论反弹。赵耀辉教授认为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是有道理的，比如：现在的人们能够活得更长，但不一定活得健康，如此一来，强迫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也是不合理的。

“退休政策的关键就在于健康问题——如果今天一个60岁的人与20年前一个60岁的人相比更健康了，那么这个延迟退休的政策就不那么‘残忍’了，就更可行了。”赵耀辉教授认为当下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知道应该做什么来让人们活得更健康。”

 

 

赵耀辉教授

解决之道二：政策调整

老龄化人人谈之色变，不过也有乐观者认为它会带来些“好事情”。美国加州兰德公司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James P. Smith说：“所有的预测都显示，未来我们将不断地延长生命。所以，这是好事情，只不过它有些后果我们必须处理。”

据他介绍，美国有个不大一样的情况就是移民问题：2000年美国有265百万老龄人口，按照现在的移民率，2050年老龄人口将是387百万，所以移民政策很重要。”　　　
　　
在他看来，老龄化是可以通过政策或经济手段修正的。中国和美国相比的一个劣势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而且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但中国的优势在于比美国和欧洲更容易更改政策体系。而对于老龄化，“我们越早修改政策，未来就越容易。”

解决之道三：日本经验

“日本已经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持续下去。”东京大学教授Hidehiko Ichimura开诚布公地谈到。

正因如此，日本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着手应对老龄化危机。Hidehiko Ichimura介绍，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25岁到55岁的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较少，因此日本正在大力推动年轻女性参加工作，同时着手提高生育率、延迟退休年龄、修改劳动法增加老人的工作机会，还制定一系列政策体系鼓励可以领取退休金的人们参加工作。

2000年日本还引入保姆保险系统，旨在提高那些传统认为要负责照顾老人的女性的工作参与度，同时，对于那些缺乏子女照顾的老人，政府还会适当增加福利，通过降低住院病人来降低医疗支出。现在超过40岁的日本人都必须参加这个系统，平均费用是每月45美元，可以获得上门服务、社区服务、养老院服务等服务内容。

此外日本政府还着力调整了三个关于老人的法律政策：就业政策法律、关于老人就业稳定的法律和老年工人持续就业福利，另外颁布了禁止年龄歧视的法律，使企业和机构更多地雇佣老年人。到2010年，这些法律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两天的论坛过程中，大量数据、图表和调查都显示全球多国都在面临老龄化危机，这个危机中包含了健康、移民、性别平等、教育水平等“因国而异”的分支问题。而与世界相比，中国正在“加速老去”——通过大规模的CHARLS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以及精确的数据分析，与会的专家学者们都看到了这一事实。从1982到201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增加了一倍；从1990到2010年，60岁以上人口增加了两倍，数量超过2000万。

专家们认为，目前老龄化的现状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更丰富的调查维度，各国应在教育、医疗服务、疾病防治、法律经济等方面更有作为——其中又以政策制定和调整更为重要。总之，应对老龄化需要多国、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努力。

 

 （文/ 陈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