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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周年庆论坛】行业变革 传统媒体的思“变”之路
发布日期：2014-04-25 11:2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4年4月19日下午，“企业高峰论坛”暨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校友分论坛之——“媒体转型与创新的思考暨2014《财经》奖学金学友会”在朗润园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财经》杂志总经理刘霄与历届财经奖学金校友们一起，再一次对媒体业界生态的大变革进行了思索与探讨。
“伟大是熬出来的”
在国发院成立20周年，财经奖学金项目成立15周年的日子里，全国各地的财经奖学金校友们纷纷赶回母校庆祝。论坛开头，姚洋院长在致辞中首先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说：“我个人最欣赏冯仑先生的一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我们熬了15年，熬出这么伟大的项目。财经记者班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媒体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15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财经》杂志合作创办的财经奖学金项目，就是为了培养专业财经媒体的新闻人才。获得奖学金的历届校友都是或曾是资深媒体人。姚洋院长说：“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大家手中的话语权力很大，是真正无冕之王，因为你们写的东西会影响很多普通人。我们财经学习班历届下来，当然有一些同学离开了新闻界，但是毕竟我们留下来坚持做新闻的还是多数，大家应该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自己为自己鼓掌。”
近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财经》还在商讨进一步的合作，姚院长表示，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财经》杂志和朗润园的感召力，以及二者共通的独立、自由的氛围，会吸引更多的老师、同学回到这里。一批又一批校友们因奖学金项目相互结识、共同成长，他们的力量定会推动《财经》杂志和国发院发展得更好。
姚洋教授在宏观经济中望一眼世界
久别重聚，财经班的校友们获得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又能坐在一起上一堂卢锋老师的课。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大背景。而对于媒体命运的深入探讨，自然也离不开对于经济的深刻洞察。
卢锋老师首先介绍了过去两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表现，归纳出一些相对阶段性的特征：经济增速在比较低位企稳；存量矛盾在累积、外化并慢慢释放；政府政策取向优先度有了重大调整。
他进一步解释道：基于对生产率追赶、利润提升、就业转型等基本经验事实的系统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是合规律的，但体制扭曲、政策偏颇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导致了很多失衡因素，比如权力经济、结构失调、宏观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等积弊。这些失衡因素直接地构成了习李新政的前提。所以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扭曲，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健追赶的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追赶具有基本面条件支持，具有真实性而不是虚假的、是合规律的而不是反规律的、是有可能持续的。”卢锋老师说，但当下经济相对低速增长、矛盾突出，让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价格没搞对，本质是市场化不到位。十八大讲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就说明过去没有去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在于价格——但现实是，我们都认同市场经济原则，可在具体很多场合遇到什么事我们张口就说价格不管用。
第二利率价格没搞对。大家都知道不对称管制，储蓄封顶、向下不管；贷款向下封死、向上不管，导致银行收入过度依赖利差——我们的利差是过高的。
第三土地价格没搞对——二元土地结构制度，供地行政垄断，土地价格双向扭曲，商业用地价格太高、工业用地价格太低。
最后是环境成本没搞对——环境的恶化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环境没有价格但是有成本，监管不到位会造成外部性效应，环境成本过高。
卢老师认为，下一步的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改革就好像救兵一样，从外往里打；宏调像突围解困一样，从里往外打，两边如果会师了这个事就齐了。所以这确实有点纠结，有点熬的意思。我感觉大概熬过今年，所以我讲今年是爬坡过冈之年，无论是改革还是宏调，熬过去打通了就好了。”卢老师最后总结道，过去繁荣期流量失衡，播下了后续存量调整的种子。中国在调整期的经济运行一定会承受考验和阵痛。而“繁荣——调整”的变化，实际构成长期波动的韵脚和节奏。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会帮助我们理解其他国家历史上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爬坡过坎，直面调整，理顺体制，释放潜能——才能使得中国经济达到它应该达到的历史标高。
卢锋教授
纸媒会死吗？
在卢老师的授课和答疑之后，财经班校友们围绕“媒体转型与创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纸媒将死’是个伪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做好内容，内容为王。我不担心媒体会死，更多的纸媒最好全部死掉，留下十家就可以了。”
“所谓新媒体，他们自生自灭的数量来说要多的多，只不过那个行业大家已经特别习惯生死，纸媒是过了很长时间太平日子，突然几家出了问题就觉得末日来了——首先要形成看淡生死的承受能力。”
“对传统媒体坚持的东西太多，或者传统媒体干得非常出色，恰恰转型更慢。”
“薪酬不是问题，资源平台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变，作为领导必须想到今天不变明天必死——因为今天是领导，明天可能就得要饭。”关于传统媒体未来的讨论并不是第一回了，但这一次，一屋子媒体人火星四射的言论，又再次发出密集的叩问：传统媒体要转型吗？未来在何方？
2014年的第一天，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闻晚报》正式宣布停刊，引发报业一片悲声。据《2013-2017年中国报纸产业市场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分析，自去年以来传统纸媒业受互联网冲击，报纸产业普遍面临读者流失、广告下滑、盈利降低、渠道衰减等挑战，报纸产业未来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如果没有经济价值，不需要为纸媒保留一席之地——也不需要危机意识，大家转行就好了。”《财经》杂志总经理刘霄斩钉截铁地说。她觉得，纸媒是在“太平岁月”里被“惯坏”了，现在时代变了，纸媒必须学会看淡生死。
而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10年、如今担任搜狐移动门户中心副总经理的程刚亲历过两种媒体运营模式的天差地别——就拿纸媒来说，生产一条新闻所需要的时间、人力、印刷、发行等诸多程序和成本——这些在社交媒体上都趋近于零。所以他觉得，在同等竞争条件下，传统媒体作为一种信息发布渠道的功能是注定要消亡的，然而“某个形态的媒体会死，但是新闻这个行业不会死，新闻人也不会死。”
对于这个看法，持不同观点的是来自《新京报》和《投资时报》的两位财经班校友，他们认为“内容为王”的年代并没有翻页，专注做好内容，即便是传统媒体平台，也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而那些竞争力差、内容不讲究的传统媒体才是会被时代大浪所淘汰。
听众提问
以理想为名义的“出走”
“两年前，我买东西从不会想到用网络。”第一届法经班的申欣旺现身说法道：“但是在京东上买过几次东西之后，我的行为方式完全改变了。”技术的进步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本来在传统媒体工作的他选择“踏出这个陈旧的、有着监管壁垒的领域，去尝试一些新东西。”如今他跳槽去了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
现如今，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人才流失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甚至在论坛会场上，主持人介绍某位嘉宾时提到他的身份职业都要提前再三核实——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又换了工作岗位。
来自第九届财经班、目前在央视《今日说法》的王宝卿认为，传统媒体人的这样的流失并非关乎理想，甚至更多的不是为了跨领域的尝试——而是自身能力转型问题——自己能做什么样的事就该去什么样的媒体，如果身无长技，就算到了新媒体，该会的还是会，不会的也还是不会。
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了反对的声音：“可我觉得，传统媒体人的流失，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制片人张凯华认为，以理想为名义的出走，最终还是对薪酬不满意。这又得联系到传统媒体的生产模式上，例如过去中国电视剧生产出来之后是卖不出去的，最好的一集也就卖二三十万，有的剧甚至不要钱，只要能贴广告就行。但现在大量新媒体崛起，剧集因为有了播出的渠道而身价倍涨——好的一集能卖到两三百万，很多演员一集片酬就能达到几十、上百万。渠道越来越多，真正做内容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哪里报酬多，他们就可以选择去哪里。
这时，程刚突然想到风靡一时的网络配音团队“淮秀帮”——这是一伙自发组织的80后，他们曾创造性地改编《新白娘子传奇》等经典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以酷似原音的对白配音，诙谐地运用网络熟词、流行熟语对时下热点进行调侃回应，做出的视频都十分火爆。
2013年，淮秀帮出品的《高温联播》，在腾讯网创下单个视频破7千万的收视纪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腾讯视频现在实行“点击分成”，7千多万的点击分成大概是上百万收入，而做这条片子成本“应该不超过三万块钱。”
“这样一来，完全把以前在水面之下的草根的创造力释放出来了，甚至他们玩的东西，我问过北京台、中央台的朋友，都说做不了——完全是野路子。但是他们淮秀帮就能做到，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程刚颇有感慨地说。
“就是这样。”张凯华补充道：“你再看看‘电视民工’们做的片子——假如收视份额能达到8%，那一期节目也能有1亿观众看得到，但是内容创作者的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相形之下，大量传统媒体的人确实是没有钱的。”
传统媒体人能转型吗？“就像金庸的小说里的张无忌，”说到行业变革时的传统媒体人的转型，第十一届财经班的任世武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张三丰临时教他太极剑，怎么学？得把学的全部忘了，最后武功大进。”
任世武的职业生涯，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媒体类型——电台、电视台、报纸都尝试过，现在他是第一视频网总编辑。他坦承自己“心在传统媒体，但是已经回不去了。”曾亲历“转型之痛”的他认为，为了生存，传统媒体本身的转型或许还有必要，但是在传统媒体呆久了的人，脑中已经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要完全适应新媒体的环境，的确太难。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觉得“有的传统媒体还是太舒服了。”所以薪酬不是问题，资源平台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自己是不是想变。”他再三强调，时下媒体的变革，条件环境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个人和组织求变的愿望有多强烈——“强烈到不变就要跳楼，这种迫切感才是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需要存在的。”
在传统媒体出路的问题上，论坛的关涉内容非常广，还包括媒体人理想的职业发展路径、近期的转型打算、媒体人承受的主要压力类型等等。讨论来讨论去，全场“新老媒体人”唯一能够达成的共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优秀的内容永远会有它的价值；优秀内容制作人才也一定会找到他们发展的空间，而不是被绑在某个传统平台上一起被行业变革的大浪淘掉。
最后卢锋教授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为这场激烈的论辩做出总结：当下媒体迭代的现状仍然不明，还需要做出更为专业和深入的分析、调研才能谈及对策。而我们正经历的中国是一个快速转型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每个人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再认识，才能不断适应变动的环境，为自身获得增值。相信行业的剧烈变革，同样也会消除固有壁垒，推动中国的媒体的专业和深度，使之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何刚主编（文/ 陈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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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4-25 11:2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4年4月19日下午，“企业高峰论坛”暨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校友分论坛之——“媒体转型与创新的思考暨2014《财经》奖学金学友会”在朗润园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财经》杂志总经理刘霄与历届财经奖学金校友们一起，再一次对媒体业界生态的大变革进行了思索与探讨。
“伟大是熬出来的”
在国发院成立20周年，财经奖学金项目成立15周年的日子里，全国各地的财经奖学金校友们纷纷赶回母校庆祝。论坛开头，姚洋院长在致辞中首先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说：“我个人最欣赏冯仑先生的一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我们熬了15年，熬出这么伟大的项目。财经记者班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媒体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15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财经》杂志合作创办的财经奖学金项目，就是为了培养专业财经媒体的新闻人才。获得奖学金的历届校友都是或曾是资深媒体人。姚洋院长说：“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大家手中的话语权力很大，是真正无冕之王，因为你们写的东西会影响很多普通人。我们财经学习班历届下来，当然有一些同学离开了新闻界，但是毕竟我们留下来坚持做新闻的还是多数，大家应该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自己为自己鼓掌。”
近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财经》还在商讨进一步的合作，姚院长表示，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财经》杂志和朗润园的感召力，以及二者共通的独立、自由的氛围，会吸引更多的老师、同学回到这里。一批又一批校友们因奖学金项目相互结识、共同成长，他们的力量定会推动《财经》杂志和国发院发展得更好。
姚洋教授在宏观经济中望一眼世界
久别重聚，财经班的校友们获得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又能坐在一起上一堂卢锋老师的课。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大背景。而对于媒体命运的深入探讨，自然也离不开对于经济的深刻洞察。
卢锋老师首先介绍了过去两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表现，归纳出一些相对阶段性的特征：经济增速在比较低位企稳；存量矛盾在累积、外化并慢慢释放；政府政策取向优先度有了重大调整。
他进一步解释道：基于对生产率追赶、利润提升、就业转型等基本经验事实的系统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是合规律的，但体制扭曲、政策偏颇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导致了很多失衡因素，比如权力经济、结构失调、宏观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等积弊。这些失衡因素直接地构成了习李新政的前提。所以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扭曲，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健追赶的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追赶具有基本面条件支持，具有真实性而不是虚假的、是合规律的而不是反规律的、是有可能持续的。”卢锋老师说，但当下经济相对低速增长、矛盾突出，让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价格没搞对，本质是市场化不到位。十八大讲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就说明过去没有去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在于价格——但现实是，我们都认同市场经济原则，可在具体很多场合遇到什么事我们张口就说价格不管用。
第二利率价格没搞对。大家都知道不对称管制，储蓄封顶、向下不管；贷款向下封死、向上不管，导致银行收入过度依赖利差——我们的利差是过高的。
第三土地价格没搞对——二元土地结构制度，供地行政垄断，土地价格双向扭曲，商业用地价格太高、工业用地价格太低。
最后是环境成本没搞对——环境的恶化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环境没有价格但是有成本，监管不到位会造成外部性效应，环境成本过高。
卢老师认为，下一步的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改革就好像救兵一样，从外往里打；宏调像突围解困一样，从里往外打，两边如果会师了这个事就齐了。所以这确实有点纠结，有点熬的意思。我感觉大概熬过今年，所以我讲今年是爬坡过冈之年，无论是改革还是宏调，熬过去打通了就好了。”卢老师最后总结道，过去繁荣期流量失衡，播下了后续存量调整的种子。中国在调整期的经济运行一定会承受考验和阵痛。而“繁荣——调整”的变化，实际构成长期波动的韵脚和节奏。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会帮助我们理解其他国家历史上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爬坡过坎，直面调整，理顺体制，释放潜能——才能使得中国经济达到它应该达到的历史标高。
卢锋教授
纸媒会死吗？
在卢老师的授课和答疑之后，财经班校友们围绕“媒体转型与创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纸媒将死’是个伪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做好内容，内容为王。我不担心媒体会死，更多的纸媒最好全部死掉，留下十家就可以了。”
“所谓新媒体，他们自生自灭的数量来说要多的多，只不过那个行业大家已经特别习惯生死，纸媒是过了很长时间太平日子，突然几家出了问题就觉得末日来了——首先要形成看淡生死的承受能力。”
“对传统媒体坚持的东西太多，或者传统媒体干得非常出色，恰恰转型更慢。”
“薪酬不是问题，资源平台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变，作为领导必须想到今天不变明天必死——因为今天是领导，明天可能就得要饭。”关于传统媒体未来的讨论并不是第一回了，但这一次，一屋子媒体人火星四射的言论，又再次发出密集的叩问：传统媒体要转型吗？未来在何方？
2014年的第一天，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闻晚报》正式宣布停刊，引发报业一片悲声。据《2013-2017年中国报纸产业市场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分析，自去年以来传统纸媒业受互联网冲击，报纸产业普遍面临读者流失、广告下滑、盈利降低、渠道衰减等挑战，报纸产业未来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如果没有经济价值，不需要为纸媒保留一席之地——也不需要危机意识，大家转行就好了。”《财经》杂志总经理刘霄斩钉截铁地说。她觉得，纸媒是在“太平岁月”里被“惯坏”了，现在时代变了，纸媒必须学会看淡生死。
而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10年、如今担任搜狐移动门户中心副总经理的程刚亲历过两种媒体运营模式的天差地别——就拿纸媒来说，生产一条新闻所需要的时间、人力、印刷、发行等诸多程序和成本——这些在社交媒体上都趋近于零。所以他觉得，在同等竞争条件下，传统媒体作为一种信息发布渠道的功能是注定要消亡的，然而“某个形态的媒体会死，但是新闻这个行业不会死，新闻人也不会死。”
对于这个看法，持不同观点的是来自《新京报》和《投资时报》的两位财经班校友，他们认为“内容为王”的年代并没有翻页，专注做好内容，即便是传统媒体平台，也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而那些竞争力差、内容不讲究的传统媒体才是会被时代大浪所淘汰。
听众提问
以理想为名义的“出走”
“两年前，我买东西从不会想到用网络。”第一届法经班的申欣旺现身说法道：“但是在京东上买过几次东西之后，我的行为方式完全改变了。”技术的进步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本来在传统媒体工作的他选择“踏出这个陈旧的、有着监管壁垒的领域，去尝试一些新东西。”如今他跳槽去了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
现如今，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人才流失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甚至在论坛会场上，主持人介绍某位嘉宾时提到他的身份职业都要提前再三核实——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又换了工作岗位。
来自第九届财经班、目前在央视《今日说法》的王宝卿认为，传统媒体人的这样的流失并非关乎理想，甚至更多的不是为了跨领域的尝试——而是自身能力转型问题——自己能做什么样的事就该去什么样的媒体，如果身无长技，就算到了新媒体，该会的还是会，不会的也还是不会。
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了反对的声音：“可我觉得，传统媒体人的流失，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制片人张凯华认为，以理想为名义的出走，最终还是对薪酬不满意。这又得联系到传统媒体的生产模式上，例如过去中国电视剧生产出来之后是卖不出去的，最好的一集也就卖二三十万，有的剧甚至不要钱，只要能贴广告就行。但现在大量新媒体崛起，剧集因为有了播出的渠道而身价倍涨——好的一集能卖到两三百万，很多演员一集片酬就能达到几十、上百万。渠道越来越多，真正做内容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哪里报酬多，他们就可以选择去哪里。
这时，程刚突然想到风靡一时的网络配音团队“淮秀帮”——这是一伙自发组织的80后，他们曾创造性地改编《新白娘子传奇》等经典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以酷似原音的对白配音，诙谐地运用网络熟词、流行熟语对时下热点进行调侃回应，做出的视频都十分火爆。
2013年，淮秀帮出品的《高温联播》，在腾讯网创下单个视频破7千万的收视纪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腾讯视频现在实行“点击分成”，7千多万的点击分成大概是上百万收入，而做这条片子成本“应该不超过三万块钱。”
“这样一来，完全把以前在水面之下的草根的创造力释放出来了，甚至他们玩的东西，我问过北京台、中央台的朋友，都说做不了——完全是野路子。但是他们淮秀帮就能做到，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程刚颇有感慨地说。
“就是这样。”张凯华补充道：“你再看看‘电视民工’们做的片子——假如收视份额能达到8%，那一期节目也能有1亿观众看得到，但是内容创作者的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相形之下，大量传统媒体的人确实是没有钱的。”
传统媒体人能转型吗？“就像金庸的小说里的张无忌，”说到行业变革时的传统媒体人的转型，第十一届财经班的任世武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张三丰临时教他太极剑，怎么学？得把学的全部忘了，最后武功大进。”
任世武的职业生涯，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媒体类型——电台、电视台、报纸都尝试过，现在他是第一视频网总编辑。他坦承自己“心在传统媒体，但是已经回不去了。”曾亲历“转型之痛”的他认为，为了生存，传统媒体本身的转型或许还有必要，但是在传统媒体呆久了的人，脑中已经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要完全适应新媒体的环境，的确太难。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觉得“有的传统媒体还是太舒服了。”所以薪酬不是问题，资源平台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自己是不是想变。”他再三强调，时下媒体的变革，条件环境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个人和组织求变的愿望有多强烈——“强烈到不变就要跳楼，这种迫切感才是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需要存在的。”
在传统媒体出路的问题上，论坛的关涉内容非常广，还包括媒体人理想的职业发展路径、近期的转型打算、媒体人承受的主要压力类型等等。讨论来讨论去，全场“新老媒体人”唯一能够达成的共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优秀的内容永远会有它的价值；优秀内容制作人才也一定会找到他们发展的空间，而不是被绑在某个传统平台上一起被行业变革的大浪淘掉。
最后卢锋教授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为这场激烈的论辩做出总结：当下媒体迭代的现状仍然不明，还需要做出更为专业和深入的分析、调研才能谈及对策。而我们正经历的中国是一个快速转型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每个人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再认识，才能不断适应变动的环境，为自身获得增值。相信行业的剧烈变革，同样也会消除固有壁垒，推动中国的媒体的专业和深度，使之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何刚主编（文/ 陈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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