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暨BiMBA15周年庆典于2014年4月16-21日北京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在活动上表示，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有可能经济改革本身比较难推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的经济改革推动下去了，由于我们政府没有改，改革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

　　以下为文字实录：

　　姚洋：首先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刚才益平也说了，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活动之一，本来这个演讲应该是林毅夫老师来做，但是他时间安排上出了问题，在国外访问，所以益平让我来开一个场。今天的研讨会是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我这里想讲一下自己对政府改革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那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就是向着市场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里，没有强调政府自身的改革。

　　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有可能经济改革本身比较难推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的经济改革推动下去了，由于我们政府没有改，改革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为什么说仅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呢？我们从四个方面简单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还要进行政府改革。

　　第一点，政府占据的资源还是过大。我们简单的算一笔账，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到GDP的22%左右，这个数听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政府一些其他的收入，所谓全口径收入计算，那么政府的收入会占到GDP三分之一强，就是把社保，卖地的收入等等加上，三分之一强，还在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到GDP三分之一。仅仅这两项，占到整个经济三分之二。所以政府在经济中占据的资源还是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民营企业、民间力量留下来的空间非常小。

　　第二点，政府的企业在市场中是一种非市场性因素，比如国有企业他们的运作很难说是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垄断企业，他们的目标还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强加了很多政策目标、社会目标，使得他们的行为扭曲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的金融市场被扭曲了。比如城投债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学者，也有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方向，就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直接由市场来管，既然我们管不了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这样做行不行？我感觉这样做风险太高了，毕竟这些融资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简单说，他们会不计成本的到市场上融资，我们发现结果城投债答应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市场上应该给的回报率，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挤出了企业债，另一方面支撑了我们国家在二渠道的利率市场化、非正规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推高了利率，实际是把中国经济运行推到一个高风险的区段中。

　　第三点，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GDP冲动。再加上现在杠杆？制度，通常来说一个城市的市长也好，书记也好，很少在一个城市能干满一届。平均而言3.7年，中位数3.2年，一半的人三年之后就走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搞经济建设不计成本，以前搞土地开发，现在土地开发潜力越来越少，国家说缺能源，我们昨天开会又说是搞煤质气，把煤换成气，成本极其高，这根本没有前途。由于地方政府觉得既然中央要求我们，找替代能源，这又能拉上GDP，当然跟我们税收制度有关，我们主要是流转税、增值税，只要一开工，一卖东西就收税，不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税收体制，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也造成极大的环境破坏。

　　第四点，政府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事实上我们整个国家架构是在变成官僚阶层自己的国家。在中央层面，上一届政府已经出现，这届政府延续了。各个部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直接和我们改革方案相对立的地步。权力分散到各个官僚手里。最终不仅导致改革的停顿，也会导致国家体制出现巨大的问题。

　　由于这四个方面，政府改革要再一次推动。朱镕基在90年代推动过一轮政府改革。那一轮主要是消减政府规模、简政放权，这次政府改革是否还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简政放权，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未来十年经济改革能顺利推行，我们的政府改革应该有新的方向。如何改？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搞混合所有制，我也不是反对混合所有制，毕竟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混合所有制最后的结果是企业还是由政府来控制，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还是由我们国资委来任命，甚至由组织部来任命，这样改是没有任何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谁来控制这个企业。

　　更重要的是剥离政府的经济功能。这个说了很多次，政府该做政府的事，企业该做企业的事，为什么老剥离不了呢？可能我们要反思一下过去30年搞改革的历程。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就是让地方政府竞争，参与经济运行，到了今天这条路子走不通了，实际上是在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包括城投债的问题。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这些领域，能不能有更加明确的方式。所谓划清政府的职能能动性落到实处，我们天天这么说，但是没有一个抓手，能不能从基础设施，融资开始，不要到市场上融资，该政府发债就发债，最后以税收作为担保，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到市场上去发。是不是可以下一道死命令，地方政府不能再建新企业，地方政府不能再参股，包括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间接的参股企业，哪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把这个联系斩断。

　　第二方面，增强地方人大的监督功能，强化各种专业委员会，没有这些专业委员会，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地方人大代表现在完全是个业余的，一两个礼拜开会，变成专职的，其他时候全是业余的，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也没这个能力去监管政府。怎么去监管呢？要靠一些专业委员会。

　　再一个人大代表能不能变成兼职化，每个月给他两天的时间，由政府出工资也好，单位出工资也好，给他两天时间行使人大代表的责任，他就会关注一些事情。

　　最终就是在最高层次上如何引进竞争机制，我们现在解决党内竞争，要么是残酷的斗争，把你扔到监狱里去，要么是大家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在政府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未必受总理的节制？，甚至未必受总书记的节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政府运转起来，执行总书记或者总理的意图是非常非常困难。能不能搞内阁制？党内最高层的竞争机制，当选了，他来组阁。至少组阁的人都能听总书记或者总理的，使得政府不被官僚系统所蚕食。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今天提出来。

　　时间原因，总结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描绘的宏图非常宏大，非常理想，真正压推行下去阻力非常大。我感觉政府不改革，我们要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宏伟的改革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今天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