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我与朗润园的渊源 --- 确切地说，我与朗润园里的几位前辈的渊源 --- 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北大管理中心的研究生，有幸参加了体改所和发展所组织的北大、人大、南开三校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宋国青等一批青年明星学者。当时的他们尽管也只有三十出头，但已经是我们这些更年轻一些的学生们膜拜的对象。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最多的东西，是养成了关注现实世界的兴趣。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改造世界的雄心，但是，对现实的关注却让我们受益终身。

和林毅夫老师相识，当然是我和朗润园缘起的起点。那天是1988年1月2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转了好几次车，才到达西直门内一座军队招待所里，去见孙来祥老师介绍的那位神秘的留学归来的“台湾老师”。林老师和我们谈了一上午，现在记下来的，只有他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新疆贩西瓜回到北京来卖，你会贩最好的西瓜、还是最差的西瓜？这个问题现在成了我在面试研究生时常问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我们，连回答这个问题的门都摸不着。自此和林老师结下的26年缘分，影响了我的一生。和林老师做硕士论文的一年半时间里，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发展所度过的，但是，作为小字辈，对那些敬仰的明星学者 --- 周其仁、陈锡文、邓英淘、杜鹰、罗小朋等 --- 还只敢远眺，没有直接交流过。有一次，和周老师同时在六里桥下公共汽车，往发展所走，但就是不敢和周老师打招呼，尽管周老师闪着他招牌式的水晶般明亮的眼睛看了我一下（估计他不认识我）。

 

姚洋教授在致福轩（1998年老照片）

和林老师做论文，是从在电脑前输数据开始的。后来在芝加哥的一次留美经济学会的聚会上，我才从林老师那里知道，我输入的数据，是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那篇著名文章用的。后来又学会了查英文论文。文革期间的外文期刊，只有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里有。记得我到那里查论文的时候，图书馆的老师兴奋不已，带我到地下室找到了蒙满灰尘的杂志。我后来的托福和GRE考试成绩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标准，和读英文论文分不开。林老师给我布置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中国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要我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后来论文答辩的时候，管理中心的陈良焜老师的评语是：“林毅夫带学生做的东西比较俏。”期间也有和林老师争论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都是因为我没搞懂造成的。记得那次争论之后，第二天再见到林老师，刚好是中秋节，他拿起桌上的一块月饼，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给我一半，说：“都是年轻人嘛！”这就算过去了。

那时大家都申请出国，而申请需要报名费。我向林老师提出借钱，他让我到他家去取。那时他们家住在黄寺一带。我骑自行车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大汗淋漓，林老师夫人陈老师来开门，我发现林老师家里铺着地毯，正不知所措之时，见林老师光着脚走过来，自己也就把凉鞋脱了，光脚跟着林老师走进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走在正儿八经的地毯上，而且是光着脚！甫坐定，陈老师就端出一碗绿豆汤给我喝，那甘爽的滋味，至今记得。我拿了林老师给的钱，从此再没有还过。

第一年申请没有成功，我只好回到西安，进工厂工作两年。这当然是我最低谷的两年，因此给林老师写过一封信，他回信鼓励我要坚持。两年之后，我终于到威斯康辛大学农经系读博士。1994年夏天，沈明高到麦迪逊开会，告诉我林老师要在北大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而这年秋天，林老师到麦迪逊做讲座，我就和他提出要回去工作的想法。到1996年初，我上市场上找工作。当年的AEA年会在旧金山开，CCER的三位主任和副主任，林毅夫、易纲、海闻，都到了。我的面试大概是在海闻的房间里。因为刚下飞机，林、海二位老师基本上在睡觉，只有易纲老师问我问题。其实也没有问什么，现在只记得易老师说：“我们对你都很熟悉。你回去等消息。”现在每次参加AEA年会面试求职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汗颜：如果当初易纲老师也像我今天面试求职者这样面试我自己，恐怕我得不到CCER的工作。
姚洋教授给BiMBA学员授课（1999年老照片）

 

 

因为要等太太读完书，我回国的时间推迟了半年。我们全家回到北大的时间是1997年1月1日深夜，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校园既熟悉、又陌生。第二天，张维迎和卢锋、胡大源、张帆到勺园请我吃饭，这个待遇太高了，至今难忘。因为燕北园的房子还没有完成，我们全家在勺园住了一个月。天天吃食堂，有些腻了，一天晚上我就拿着饭盆去北大南墙外的饭馆里买饺子，发现价格是28元一斤，掐指一算，北大给我的月工资只够吃十斤饺子，于是我明白，这饺子不是我能够吃得起的，扭头回到勺园，和太太、儿子接着去吃食堂。想到当初我一个穷学生还能够时常到西南门外的长征食堂吃半斤饺子、喝一瓶啤酒，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好在有福特基金会资助两年，其后CCER又开办了BiMBA项目，形成了自我造血机制，否则生活水平真会低于学生时代。
最欣慰的是，CCER已经于1996年底搬入朗润园，我不再需要像前辈们一样，在老地学楼挤两间半的办公室了。由此，CCER开始了和朗润园不解的情缘。

回顾起来，CCER和今天的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有两个渊源，一个是发展所和体改所，另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周其仁、黄益平和沈明高是发展所的，宋国青和张维迎是体改所的；易纲和海闻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其后加入CCER或NSD的陈平、张晓波、刘国恩和林双林也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留美经济学会的现任会长是CCER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倪金兰。CCER和NSD的性格，也是由这两个渊源决定的。二十年来，CCER和NSD开创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多个第一，但很快被其它地方所模仿（比如，除CCER之外，国内还有三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是，CCER和NSD的灵魂是他人无法模仿的，这个灵魂就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的紧密结合；这里的老师们不仅做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而且关注和参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用林毅夫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创造历史”。

民国离今天并不遥远，但众多民国人物已经成为人们畅谈的传奇。这样的传奇正在朗润园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