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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苏雪燕：周末早晨的一杯香浓咖啡——追忆在CCER的学习时光
发布日期：2014-04-15 01:3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文作者苏雪燕（现供职于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
作者题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上学那会她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CCER）即将迎来她的二十岁生日。黄益平老师约我写一篇“我与CCER”，我欣然应允后，才发现这一系列文章都是大腕们在写，顿感压力山大：（我只好写写过去的小琐事儿，滥竽充数了。但感谢CCER的心情，为CCER二十年生日欣喜不已的心情，和所有的老师同学，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深深爱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4月19日，她就20岁了。
我原本只是想写个回忆的小短章为CCER的生日献礼。不曾想，当回忆的闸门打开，美好的往事像山涧里的汩汩清泉倾流而下。就像那本著名的书的名字一样，“往事并不如烟”。2001年，刚上大二的我，和北大众多非经济院系的本科生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名双学位学生。
对经济学完全懵懂无知的我，根本不晓得当时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经济学原理＂的老师“卢锋”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这本是门再基础不过的课程，我完全不敢期待有什么名师来给一帮青涩的本科生上课。
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这位卢锋老师，甚至可以从家庭主妇买柜子的例子讲起，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把供需曲线、边际效益、规模经济、外部性一个个概念，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笑声中度过一节节在周三夜晚的三小时课程的。从此以后，经济学这门学科，就这样深深烙进一帮北大学子们的心里。
如今回想起来，相信所有的中心双学位学生都和我会有一样的感概：当时我们享用了多么“奢侈”的资源啊，中心几乎所有名师几乎都在给本科生上课——林毅夫、海闻、周其仁、汪丁丁、卢锋……
周其仁老师出现在了大三的制度经济学课上。这节课的时间是周六早上的8点到12点，刚刚被一整周课程“摧残”过的孩子们周六一大早还要赶来上整整四小时课，实在一个个都精神萎靡。可上完了周老师的第一堂课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儒雅帅气的周老师一上来就用那个现在大家都倒背如流的“铅笔的故事”征服了莘莘学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周老师的课有多精彩，只是——从此以后，周六早上的制度经济学课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为了早早帮同学们占位置，几乎每个系都会有早到的代表在理教大教室的一整排椅子上摆上一整排书，并兼有“看位人”；占位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时，甚至有人拿卷纸一整卷摊开铺满整排十几个座位，真是叹为观止。
周老师在每次上课后，都要求学生们写篇和课程有关的小短文，然后挑他觉得最好的十篇短文的作者，在下节课上完课后，由他做东请大家吃饭。我不知道撞了什么好运，居然得到了这样一次和周老师共进午餐的机会——被幸福突然砸到的孩子，迷茫得不知所措，以至于今天回忆起来，完全想不起来那天中午周老师和我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以及他魅力十足的微笑和声音。
林毅夫老师的课程自然是以你能想象到的最火爆的场面出现的。林老师的课动用了理教最大的教室，每排都加了许多凳子，有人甚至拿长板凳放在后排，像电线杆上的麻雀一般、站得密密麻麻的，这样也能听完整堂课。但来旁听的人实在太多，后来干脆就给每个上课的同学制作了听课证，外边来旁听的也统统得申请听课证方得进入。北大精神是兼容并包，林老师也足够兼容并包，但教室的容量和林老师的粉丝相比实在不够兼容并包，也只得如此处理了。
那一年，我认真阅读了林老师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如何释放中国农业经济活力的。受此影响，研究生期间我还写了好几篇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文章，只是学艺不精，终究是浅尝辄止，如今想来真是羞愧不已。果然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节奏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常常这样形容好老师的教诲。中心的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引导和鼓励我们用经济学方法独立思考和研究调查。
那时教授我们区域经济学的老师是一个台湾的女老师（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来离开经济中心去了别的学院），她一直在鼓励我们去一些企业集聚地做实际案例调研，并上交调研报告。我饶有兴趣地在上交的调研报告后提了三个问题，没几天，她的助教打电话来，说老师约我到朗润园办公室一叙。在朗润园，这位老师足足用了一小时时间聆听了我的想法，并针对我的问题一一提供了调研的思路，还给我列了参考书目，鼓励我独立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那一天，我几乎是雀跃着从朗润园走出来的，恨不得唱上“小鸟在前面带路……”，一颗小心灵满满的都是对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热情。
时至今日，我一直觉得自己仍然不够格称作一名“好学生”，对经济学完全只是一知半解。但我仍然非常感谢CCER教给我的经济学思考方法：把问题简化到最简单的模式，比如把市场简化到完全竞争模式去思考，再一步一步放松假定考虑更复杂的状况；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最相关的解释因子，找数据、建模、统计做回归。这些实用的方法，让你在未来面对更复杂的现象时，能够独立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而不至于迷失在人云亦云之中。而名师们的谆谆教导、和蔼谦逊，其影响早已潜移默化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中；老师们渴望中国经济腾飞的赤子之心，也一直在激励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位卑不忘忧国。
后来，得益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和CCER经济双学位的“金字招牌”，我被保送到社科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再后来，我到了新闻单位，也从事了经济、金融领域的新闻信息报道工作。CCER的经济学教育，不仅仅是在我的人生中，而是在我们所有双学位同学们的人生轨迹中，画上了浓墨众彩的一笔。
生有涯而学无涯。CCER给我们这些非经济专业类学生打开了通住经济学的＂直通车＂，而带着这些启蒙教育，昔日的莘莘学子如今走上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边工作，一边还在效仿中心的老师，时刻不懈怠，思而学。
犹记起：那一年在一个赶去上制度经济学课程的清晨，班上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上周老师的课，就像周末的清晨，喝了一杯香浓的咖啡。”
现在，这杯咖啡的香气，还像刚从咖啡机里飘散出来的那样，氤氲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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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4-15 01:3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文作者苏雪燕（现供职于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
作者题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上学那会她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CCER）即将迎来她的二十岁生日。黄益平老师约我写一篇“我与CCER”，我欣然应允后，才发现这一系列文章都是大腕们在写，顿感压力山大：（我只好写写过去的小琐事儿，滥竽充数了。但感谢CCER的心情，为CCER二十年生日欣喜不已的心情，和所有的老师同学，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深深爱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4月19日，她就20岁了。
我原本只是想写个回忆的小短章为CCER的生日献礼。不曾想，当回忆的闸门打开，美好的往事像山涧里的汩汩清泉倾流而下。就像那本著名的书的名字一样，“往事并不如烟”。2001年，刚上大二的我，和北大众多非经济院系的本科生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名双学位学生。
对经济学完全懵懂无知的我，根本不晓得当时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经济学原理＂的老师“卢锋”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这本是门再基础不过的课程，我完全不敢期待有什么名师来给一帮青涩的本科生上课。
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这位卢锋老师，甚至可以从家庭主妇买柜子的例子讲起，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把供需曲线、边际效益、规模经济、外部性一个个概念，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笑声中度过一节节在周三夜晚的三小时课程的。从此以后，经济学这门学科，就这样深深烙进一帮北大学子们的心里。
如今回想起来，相信所有的中心双学位学生都和我会有一样的感概：当时我们享用了多么“奢侈”的资源啊，中心几乎所有名师几乎都在给本科生上课——林毅夫、海闻、周其仁、汪丁丁、卢锋……
周其仁老师出现在了大三的制度经济学课上。这节课的时间是周六早上的8点到12点，刚刚被一整周课程“摧残”过的孩子们周六一大早还要赶来上整整四小时课，实在一个个都精神萎靡。可上完了周老师的第一堂课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儒雅帅气的周老师一上来就用那个现在大家都倒背如流的“铅笔的故事”征服了莘莘学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周老师的课有多精彩，只是——从此以后，周六早上的制度经济学课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为了早早帮同学们占位置，几乎每个系都会有早到的代表在理教大教室的一整排椅子上摆上一整排书，并兼有“看位人”；占位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时，甚至有人拿卷纸一整卷摊开铺满整排十几个座位，真是叹为观止。
周老师在每次上课后，都要求学生们写篇和课程有关的小短文，然后挑他觉得最好的十篇短文的作者，在下节课上完课后，由他做东请大家吃饭。我不知道撞了什么好运，居然得到了这样一次和周老师共进午餐的机会——被幸福突然砸到的孩子，迷茫得不知所措，以至于今天回忆起来，完全想不起来那天中午周老师和我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以及他魅力十足的微笑和声音。
林毅夫老师的课程自然是以你能想象到的最火爆的场面出现的。林老师的课动用了理教最大的教室，每排都加了许多凳子，有人甚至拿长板凳放在后排，像电线杆上的麻雀一般、站得密密麻麻的，这样也能听完整堂课。但来旁听的人实在太多，后来干脆就给每个上课的同学制作了听课证，外边来旁听的也统统得申请听课证方得进入。北大精神是兼容并包，林老师也足够兼容并包，但教室的容量和林老师的粉丝相比实在不够兼容并包，也只得如此处理了。
那一年，我认真阅读了林老师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如何释放中国农业经济活力的。受此影响，研究生期间我还写了好几篇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文章，只是学艺不精，终究是浅尝辄止，如今想来真是羞愧不已。果然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节奏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常常这样形容好老师的教诲。中心的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引导和鼓励我们用经济学方法独立思考和研究调查。
那时教授我们区域经济学的老师是一个台湾的女老师（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来离开经济中心去了别的学院），她一直在鼓励我们去一些企业集聚地做实际案例调研，并上交调研报告。我饶有兴趣地在上交的调研报告后提了三个问题，没几天，她的助教打电话来，说老师约我到朗润园办公室一叙。在朗润园，这位老师足足用了一小时时间聆听了我的想法，并针对我的问题一一提供了调研的思路，还给我列了参考书目，鼓励我独立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那一天，我几乎是雀跃着从朗润园走出来的，恨不得唱上“小鸟在前面带路……”，一颗小心灵满满的都是对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热情。
时至今日，我一直觉得自己仍然不够格称作一名“好学生”，对经济学完全只是一知半解。但我仍然非常感谢CCER教给我的经济学思考方法：把问题简化到最简单的模式，比如把市场简化到完全竞争模式去思考，再一步一步放松假定考虑更复杂的状况；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最相关的解释因子，找数据、建模、统计做回归。这些实用的方法，让你在未来面对更复杂的现象时，能够独立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而不至于迷失在人云亦云之中。而名师们的谆谆教导、和蔼谦逊，其影响早已潜移默化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中；老师们渴望中国经济腾飞的赤子之心，也一直在激励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位卑不忘忧国。
后来，得益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和CCER经济双学位的“金字招牌”，我被保送到社科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再后来，我到了新闻单位，也从事了经济、金融领域的新闻信息报道工作。CCER的经济学教育，不仅仅是在我的人生中，而是在我们所有双学位同学们的人生轨迹中，画上了浓墨众彩的一笔。
生有涯而学无涯。CCER给我们这些非经济专业类学生打开了通住经济学的＂直通车＂，而带着这些启蒙教育，昔日的莘莘学子如今走上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边工作，一边还在效仿中心的老师，时刻不懈怠，思而学。
犹记起：那一年在一个赶去上制度经济学课程的清晨，班上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上周老师的课，就像周末的清晨，喝了一杯香浓的咖啡。”
现在，这杯咖啡的香气，还像刚从咖啡机里飘散出来的那样，氤氲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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