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恰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院庆，动员大家写一点纪念性的文字。稍一思量，从在这里求学，到回这里教书，转眼竟已续了17年的缘分。从此间少年到渐生华发，众多师长，诸多教诲，竟历历在目。

1997年9月，我考进CCER读硕士，是CCER的第二届研究生。说起考CCER，有一段小故事。97年9月入学的硕士，考试是在97年的一月份，报名是在96年9月底。准备考研的学子，一般前一年的暑假就要开始准备。我本来要考的是法律，因为本科时对于历史、法律比较感兴趣。可是96年9月的时候，偶然得知新成立了一个CCER，是一批海外回来的博士成立的。立刻跑到研究生院的招生公告栏去看，居然看到林毅夫、海闻的名字，于是就很快转变主意报考CCER。其实当时已经9月下旬，记得离报考志愿只有4天。临时变阵不无风险，但是林、海二人在脑海里的印象深刻，也就义无反顾了。

第一次见到林毅夫老师，是1994年冬天，在北大破旧的老二教的一次讲座上。当年的老二教如今早已拆得不见踪影，但是那一次讲座依然记忆犹新。林老师身材高大，思维敏捷，言语幽默，回答问题快速而清楚。那时北大学风很好，每晚上自习都要占座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林老师的讲座，是听过的讲座中印象最深的。

当时懵懂，不完全听得懂，比较优势、休克疗法、东欧模式这样的词汇，当时还很陌生。后来才知道，林老师笔耕不辍，可能是唯一对中国经济变迁提出系统性解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的人。

初见海闻老师，是旁听经济学院的课程。查无可查，记得应该是1995年春季。听学长说这个老师的课讲得好，于是早早在教室占座位。记得是在三教101，三教就在五四球场的边上，现在依然还在。临上课时，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他们定了这个教室。海老师刚好进来，说我们也定了，且已经满满一屋子的人，对方只好作罢。海老师便开口笑言，这就是先占领市场的好处，尽显日后海老大的风范。

开始上课之后，海老师才让人见识到他真正的功力。我第一次见到一个老师，可以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把两国贸易中供给、需求、价格、福利的变化讲解得如此清楚。后来自己也教书，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的含义，自己不理解透彻，是决计不能讲的如此清楚明了的。此后多年，海老师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我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一件小事情，促使我义无反顾报了CCER。得知CCER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以后，就打听CCER在哪里办公，得知是在老地学楼，就在概率系老化学楼的对面，于是立马跑过去看看。本来是要咨询一点招生的事情的，可是跑过去之后，看到拥挤不堪的两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地在那里忙碌。因为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侧着身子过来过去。于是我什么都没有问，默默地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就决定报考CCER了。

报考的时候，还不知道宋国青、周其仁、易纲、赵耀辉、胡大源这些即将对自己产生深远影响的名字。可是，缘已起。

（二）风平

CCER一年级的课程，是蛮艰深的，有人称作是魔鬼训练营。主要的课程就是“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高级微观用的是一本叫做MWG的教材，MWG是三个作者（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书名叫《微观经济学理论》（Microeconomics Theory）。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995年，我们1997年上课就用了。此后很多年，这本书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博士项目一年级课程的教科书，后来我毕业后美国杜克（Duke）大学读博士，用的也是这本教科书。CCER从成立起，就树立了很高的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微观是经济分析的基础，MWG的微观经济学，集微观经济分析之大成，是极好的教材。研二的时候，有机会担任一年级高微的助教，又学习了一遍。助教的工作是跟课，然后上习题课。不知当年给学弟学妹们讲清楚没有，但是自己再学一遍获益良多，倒是真真切切的。

相比微观，宏观要难一些。微观考校的基本就是逻辑推导能力。给定前提，会推导就行了。推导完了，意义也就明了了。虽然谈不上融会贯通，但基本也算是会了。基本“会了”之后，还有功力深浅之分，那就是另一层的境界了。

宏观不一样。宏观考校的不仅是逻辑推导的能力，还需要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现实的情况要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不然的话，不知道自己推导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有时明明推出来的东西和现实不符，自己也不知道。错了还不知道，这是最恐怖的。因为这一条，我从不相信数学好的人就一定能学好宏观。

初识宋国青，是1998年春季，也就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听他讲授高宏二，即一年级第二学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宋老师用的是卢卡斯的教材，上课就开始讲模型，推公式，从卢卡斯果树模型讲起。记得当年有点被虐的感觉，因为模型前后线条太长，不太好缝上。前提假设说完了就是一大堆，然后开始推，然后还要加假设，然后再推，然后再说假设好不好，哪一个假设如何导致了哪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怎么换会更合理。逻辑线条长了，头绪多了，就不太容易看清楚，前后不好连上。事后看，宏观讲究一般均衡，头绪自然多一些。

被虐之后，就心甘情愿选了宋国青作导师，有幸此后一直聆听教诲。此后多年，宋国青常常可以漫不经心地一句话点透你，功力尽显。智力虐待，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享受。

整个一年级的时间，同班同学的生活大致都一样，就是看书、上课、做作业。课程之外，还给胡大源老师做过一个学期的助教，课程是商务统计。胡老师做事情极为认真仔细，多年一直如此，CCER的老师同学们都是知道的。特别记得的是有一次胡老师让我讲一个章节，课后说我讲课还不错，也增加了一点日后当老师的信心。

虽然课程重，但是大家都很充实。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幸福感很高。其实忙碌是CCER文化的一部分，半夜的时候老师们经常都在。据说老师开会都安排在半夜，因为老师们白天忙，开会很难排时间，晚上都来加班，安排开会反而容易了。学生忙，老师更忙，没有人有怨言。

一年级的生活紧张忙碌，风平浪静。

（三）浸润

从二年级开始，就要真正开始学习做研究了。上课是走别人走过的路，研究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其中甘苦，饮水自知。探索没走过的路，方向感、品鉴力就特别重要了。作为CCER的学生和教师，不好评述CCER的路数有多正，但是那几年在朗润园的浸润，铸就了自己对研究方法、方向的理解，定了以后做研究的调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脑子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可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从现象出发”，“约束条件”，和“真实世界”。

林老师的观点一直是“好的理论从重大的现象中来”。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重大的经济现象先后围绕英国、美国发生，由此先后在英国、美国孕育了一大批经济分析的大家。现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围绕中国发生。对于林老师来说，脱离这个“最重大现象”的中国经济研究，都有缘木求鱼的危险。

同时，林老师又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比如，“要素禀赋”就是最直接的约束条件，一国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制定发展战略。从这里出发往前，其实就是“比较优势”了。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然要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1950年代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因此事倍功半。而“比较优势”往前再走一步，就是“动态比较优势了。一国的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产业战略也要随之变化，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不断增加，劳动密集的产业相应减少。

大道至简，有用的理论往往并不复杂。多年以后，再仔细回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改革以后的发展轨迹，其实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解释。看似简单，实则有用。这样的经济学，或者正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周老师刻在我脑子的，则是“真实世界”这四个字。记得当时周老师有一篇关于科斯论文的读书笔记，题目叫做《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看的版本，是CCER的工作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收录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这篇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前后读了很多遍，出国的时候还带着，可惜后来丢掉了。周老师写字的时候一定用了心。用了心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源于科斯（Ronald Coase）。科斯很强调经济假设的重要性。经济分析中，“假设”（assumption）是避不开的，因为涉及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否则分析没法进行下去。好的假设，几乎就是好的研究的一半了。

科斯认为，好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真实（realistic），假设真实推出来的结论才可靠，要不然怎么知道推导出来的东西靠不靠谱？二是易于处理（manageable），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否则分析没法进行。“真实且易于处理”，是科斯对于假设的基本要求。科斯针对的，是经济分析中对于真实世界的忽视。科斯曾说，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真是惟妙惟肖。

不得不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实证方法论。弗里德曼认为，只要预测对了就好，至于预测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对不对，并不重要。在经济学日渐量化的今天，弗里德曼的方法论都有大量的拥趸。很多模型，对于假设是否合理并不关注，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假设，而只有量化的公式。不过，这种模型对于“易于处理”的要求，是很高的。本质上，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但是这种模型对于中长期的分析，往往效果一般。对于政策的分析，就更加无用。“中长期”的意思，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量化模型难以包含这些变化，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这时候，“真实且易于处理”的假设，就极为重要了。周老师看到了这种量化模型的缺陷，更看到了人们因为短期“实用”就忽视长期风险的倾向，因此更加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以周老师的阅历，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危险。真正的学者，免不了有时要不合时宜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与林老师、周老师不同的是，宋老师从未开口谈过方法论。作为宋国青的学生，多年观察的结果是，宋老师惜字如金，不愿多谈，一直忙于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实践这些方法。他脑子里装了无数的现象，不停地考校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结果。

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情景，是宋老师飞速转动的大脑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嘴巴搏击，隐隐有刀来剑往、火花四溅之势，看得人热血沸腾，叹为观止。超越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者只是一句心灵鸡汤。对于先生而言，却是多年来的身体力行。

宋老师对于逻辑的严密和精确有近乎宗教的偏好，因此偏爱数理模型。但是他从来不是模型的奴隶。模型只是他的显微镜，是他的工具。模型不适用的时候，他会修正、舍弃。他关注的，是模型能够带来的对真实世界的穿透力。他的出发点和落足点，始终都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问题。对于那些“在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力的经济学研究”（周其仁语），和周老师一样，他亦只是一笑而过。

作为导师的宋国青，教书育人的方式，是把问题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只是，有时他剥得稍微快了一点，一下子就到芯了。

因为有幸得识CCER的老师们，我从不相信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这句话。迄今CCER还有一群青年学生依然在科学的路上跌跌撞撞，算是老师们科学精神的传承吧。

（四）试水

课程的学习，更多是打基础。实际做研究，还是要上手“做”的，否则就是纸上谈兵。CCER的诸多老师，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我试水上手做研究，要感谢赵耀辉老师提供的机会。

最早接触赵耀辉老师，是1998年秋季学期。当时我二年级，给她做一年级高微的助教。赵老师教学一丝不苟，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后来知道，赵老师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的严谨。对于我自己而言，有机会再学一遍高微，是难得不过的机会。每周都要把作业再做一遍，然后给大家去讲。自己有了讲课的经历，体会到讲清楚比会做题难多了。对老师的尊敬，又多了几分。

助教工作期间，赵老师问我要不要一起做一点研究，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从此开始给赵老师做助研，持续了接近两年。赵老师说一起做研究，其实是客气，我其实就是研究助理，给赵老师打下手，借机接触一些实际问题。赵老师厚道，写文章加我的名字。

当初赵老师带我看过的几个问题，迄今依然记得清楚，现在对养老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的理解，都得益于当初打下的底子。赵老师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师从著名的D. Gale Johnson教授，分析问题丝丝入扣。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着眼的角度。芝大一派，讲究分析经济个体的行为，分析人们随着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理性的选择，这其实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质所在。赵老师时常问，这样做行不行得通，人们在没有约束下会如何选择，加了约束会有什么变化。

与上面分析方法对立的，是可以称之为“经济工程学”一种分析方法。在“经济工程学”的分析里面，往往为了分析的简化，大笔一挥，人们就按照“经济学家”的指挥棒行事了。其实简化并不可怕，人们做分析总要简化，简化完了自己要有数。可怕的是，分析完了之后，“经济学家”们会“忘记”自己做过这样那样的假设，以为真实世界就是他们假定的那个样子，忘记了推敲不同假设下的不同结果，忘记推敲不同结果的合理性。更有甚者，把推导出来的东西作为标准，把现实往推导结果上面靠，而不是相反，真是让人无语。当上帝的冲动，看来不仅政客有，经济学家也有。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也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学”太多了。怪不得，周老师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们经济学家”。

最难忘的，是和赵老师一起改文章的情景。记得那时赵老师的办公室很小，改文章的时候一般是她坐在电脑正前方，我坐在边上，主要是她写我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每一字句的雕琢，反复问我这么讲意思是否准确、到位，话有没有说过头，有没有意思没有表达出来，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法。我时常诧异，原来写作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本来脑子里有的一些模糊的东西，经过写作的打磨，可以发现其中的错误，推演出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自己却没想到的东西。培根（Francis Bacon）说过，写作让人精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记忆里，这是我的写作入门课。言传不如身教，多年以后，我也这样改学生的文章。或者，这就是传承的意思。

（五）启蒙

跟宋老师做助研，则如醍醐灌顶，开启了我对经济的理解之门。身为宋门学生，不好评说自己的老师。一定要说一句的话，不妨借周老师金口：宋国青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人。宋老师守正出奇，语出惊人的风范，是坊间公认的。之所以奇，是因为想不到。问题是，他总能想到，别人总是想不到，这就奇了。

修习经济学的学生，大都会经历这么一个怀疑的阶段，怀疑自己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比如，高微的数学这么复杂，那么多看起来不合实际的假设，定理和数学定理一样复杂，怎么和经济现象联系上啊？这样严格的假设能用来分析人的行为吗？宏观模型就更离谱了，假设条件一大堆，推来推去没完没了，到底有什么用。这种迷雾，是初学者时常困惑的。我也一样。

宋老师带学生的方法，是给你一个有趣的题目，让你去看、去想、去体会。记得让我去看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存货的变化。当时是98年底的样子，适逢中国已经步入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和家户对实际利率上升的反应，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特别是减少存货投资。在总需求的各个成分中，存货的波动是最大的。恰逢前几年中国的通胀率很高，这样企业和个人的存货水平其实很高。一里一外，那一轮去存货的过程可用“惨烈”二字形容。98年我国经济增速很低，“保8”是街头巷尾的谈资，与存货的大调整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银行惜贷。因为实际利率水平高，企业前几年又借了很多钱，这样债务负担就很重。债负重了，经营自然艰难，银行贷款的时候自然就很犹豫。加上当时加了一条“贷款责任终生制”，哪个银行经理还敢往外贷款？企业拿不到钱，通货紧缩当然就来了。朱熔基总理被称为“铁相”，有时确实够“铁”。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企业、家户、银行、政府都在里面，各方的行为都可以用教科书的分析来解释。对于存货大调整的周期，宋老师用看似简单的分析预见到了，大声疾呼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亲历他的预见力，经济分析的魔力令人不得不服。

当然，宋老师抓住了当时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实际利率的大幅变化，引起各方行为的变化，这就把很多现象都穿在了一起。这种提纲挈领的本事，当然需要很深的功夫。后来，和宋老师的对话中，屡屡能够体会到一剑封喉的功力。而且，在宋老师那里，这些似乎都很简单。从此我认定，世界上最好的分析，一定很简单的。不能做到简单极致，往往就是没有真正理解。

当年宋老师有好多精彩观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1999年的时候，宋老师就提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支柱，是“房、车、路”。回过头来看，何其正确。其实后来问过宋老师，为何看得这么准。他手里仍拿着一支“三五”的香烟，淡淡地说，还能是什么。

也是在1999年，有一个关于“南水北调”的辩论。宋老师是坚决反对南水北调的，因为经济上不合理，这么费劲调来的水，成本很高的，根本没人用得起。替代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北人南移”，放开户籍制度，让人口自由迁徙，人们自然就会向东南沿海迁移，工厂也开到沿海地区，减少华北、西北地区的水资源压力。在此基础上，辅以灌溉技术的改善，在需要的地方加大投资进行喷灌、滴灌，大幅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华北、西北的缺水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事后看，虽然“北人难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可是不能掩盖其背后逻辑的正确性。每年几亿农民工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沿海的迁移，就是这一逻辑的最好注脚。户籍制度，或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块硬伤。

宋老师当年有一句话，叫做“预测回头看”，意思是做预测要用事后的事实来检验、修正，否则不如不做。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往往十个人有十一种观点，个个都理直气壮，头头是道。多说无益，那就看谁的预测准吧。

CCER聚集了一群学识与品格并重的师长。言传身教的影响，或是不经意之间的。周老师研究电讯改革时那一句震聋发聩的话，“两个魔鬼，总好过一个天使”，是我知道的对竞争机制的最清楚的表达。周老师的另一篇文字，《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抽丝剥茧，丝丝入扣，成为我日后思考和写作试图模仿的一个典范。个人以为，这篇文章超越了科斯和张五常，是现代经济中对企业理论的最好诠释。周其仁常被称为是“最懂企业”的经济学家，头衔背后，是深厚的经验观察和理论修养。

易纲老师在组会上那一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则暗含了“大道至简”，“融会贯通”之意，相信很多易门的学生都依然还记得。学生们往往说了很多，但是提炼不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易老师会退一步问，“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古人讲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易老师很尊重别人，总替别人着想，他那一句“你们的时间贵着呢”，至今依然如在耳边。

（六）暂别

2000年从CCER硕士毕业以后，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念博士，算是和CCER暂时离别。Duke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来罗那洲（ North Carolina），是南部名校。学校位于一片森林之中，风景宜人。我对“小镇”的喜欢，就是在那里养成的。

在Duke的日子，其实是蛮轻松的。由于有了在CCER打下的基础，一年级的博士课程并不觉得难。当时的高微老师是个牛人，拿着粉笔讲MWG，而且清清楚楚。初到美国英语不好，但是得益于在CCER的基础，在高微课上还是敢发言的。老师是个妙人，你结结巴巴说一句，他就在黑板上加一笔，然后就很清楚了。

Duke是篮球名校，大多数学生都会几下，小伙伴们每周都会在篮球场上聚一聚。我对篮球的热爱，就缘于此。当时还练过网球，可惜以后日久生疏了。即便如此，高微、高宏、高计都轻松过关。一年级结束时的博士资格考试，也轻松过关。

真正犯难的，是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找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周老师早先讲过的果然不假，做研究最难的，一是批评，二是提问，比上课难多了。提出一个好问题，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有了。可是提出好问题，需要很多的积累，很深的功夫。

最后发现，还是CCER期间的积累起了作用。记得曾经问过宋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宏观经济模型，往往都假设一个“代表性家户”，即经济体中的居民都是相同的，具有一样的禀赋，面临相同的约束，最后的优化选择也都是相同的。可是，现实中人们都是不同的，代表性家户推导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问题？

宋老师的回答一如既往的轻描淡写：由于异质性导致的问题在代表性家户模型里无法研究。言下之意，如果一个现象是由异质性导致的，那么就要引入异质性的考虑。言下还有一层意思，对于代表性家户模型可以解释的问题，如果异质性考虑只有边际上的影响，就不要过于分心考虑，除非这种边际上的考虑对于正在思考的问题非常重要。

那么这种异质性怎么办？抛开不管吗？该管的时候还是要管的。宋老师的回答里面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于是，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人们的异质性信念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运气好，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得以顺利发表在顶级期刊上。2007年，申请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任教。加国冰冷，我对红酒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多年以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七）归来

2009年5月，在香港大学做一个讲座，期间接到CCER的陈曦代表周老师和巫和懋老师发来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回CCER任教。我当然愿意，然后就回了CCER。

周老师后来有一次说，劝我回来很费劲。其实他知道，我心早定。当初犹豫的，是回来以后发表会比较难，而发表是获得学术自由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行里的人才会知道，现在“发表”和“研究”其实是两个东西。高校里面的学者，发表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做研究的。你看中国这么多有趣的现象，这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高校里青年一代的学者却基本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其实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要比前辈好得多的，只是忙于发表，没时间接地气。

这一点上，我特别佩服林毅夫老师。林老师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问题，而且能够发表在一流的期刊上，发表和研究都不耽误。林老师一直强调“现象”，强调要关注“重大的现象”，而且身体力行，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吾辈为五斗米折腰，整天忙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表，实是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周老师的说服能力是一流的。何况，我内心根本不需要说服。人生苦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即便不能完全如意，也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观察现象是第一位的。观察中国的现象，一定要在国内，感受这13.5亿人的脉搏的跳动。这一百多斤放在哪里，决定一个人能够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周其仁语）。

回来的第一年，受命组织CCER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请了好多人来给讲座，平均大概一周两次，好不热闹，自己也借机学到很多。从2000到2009年，九年间漂流海外，其间所做研究基本与中国的现象无关，其实是退步很多了。正好抓住机会补补课。

组织学术研讨班期间，有两个观察。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确实缺少seminar文化。Seminar的本质，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般是主讲人讲自己的研究，然后大家各抒己见，围绕这个研究展开批评、讨论。其中批评是最重要的，是学者交流的关键环节。客气话开头讲一句就可以了，讲多了不好。Seminar的要义，是思维之间碰撞、激发，这样才能发现彼此的弱点、盲点，共同提高。好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批一批出的，比如芝加哥学派，出了那么多顶尖的好手。究其原因，互相批评，互相促进，是重要的一条。一个人自己想，再天才的人也会想叉，会走弯路，甚至钻牛角尖，进死胡同。

CCER的seminar文化传统，算是好的了。记得当年念书的时候，老林发言总是很积极。有一次杨小凯来给讲座，记得是1999年，讲的是中国式渐进改革和苏东式休克疗法的比较，来了很多人，包括德高望重的茅于轼老师。当时的争论很激烈，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观点就不同。不过二人君子之争，后来杨小凯过世，林毅夫专门撰文纪念。君子和而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茅老当时话很少，几乎未开口。大家争到激烈处，茅老开口说了一句：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止分定争，大家都认。学者们讨论问题，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又有谁会异想天开，妄想切断历史？除非是真的不懂。历史如此厚重，乃无数的苦难与智慧凝结而成，而游行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我理解杨小凯对于宪政的强调，无非也是担心发展后力不足，难以持续，而不是对休克疗法的肯定。

我从未参加过芝加哥的seminar，据说那里的讲座，主讲人常常在第一页幻灯片就被打住，众人狂问不止，场面时常火爆。坊间传闻，有的主讲人被问哭了。真假不得而知，但是讨论的氛围可见一般。芝加哥的教授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磨出最好的文章，听来不禁令人神往。

学者的荣誉与尊严，在于把问题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别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一定要觉得你有新意、有趣。其他的东西，并不能给真正的学者以尊严。林老师常说，结论不重要，怎么得出结论才重要，其实也是注重研究本身，包容不同观点的意思。

其次印象深的，是现在学生们的发言已经进步很多了。我念书那时候，学生在seminar上很少发言，包括性格活泼、课下话很多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汤弦当时在seminar上比较活跃。可是到了我回来组织seminar，学生时常发言，提问、批评、评论兼而有之，而且质量常常很高。短短十年之间的变化和进步，让人不得不侧目。因为这一点，我是从来不担心人们常说的80后、90后问题的。

回CCER以后，有机会和以前的老师一起工作，继续向他们学习，当然是非常幸运的。卢锋老师主持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是重温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场所。学习不能白学，有时也做一点打杂的工作。当然也结识了一些新的老师和同事，黄益平老师对我的帮助就很多。另一个重要的感受，是CCER文化对于年轻老师的包容和影响。在我的眼里，CCER的年轻老师，和别家的不太一样。虽然大家来自国内各大高校，但日子一长，都会打上了CCER的烙印。

转眼回国已经5年，期间感受最深的，还是追随周老师看土地问题。念书的时候，周老师那篇《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每次重读都有心神荡漾之感。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年没能和周老师出去调研，心中常常遗憾。回国后终于能够一了心愿，补上观察真实世界这一课。这一补就是五年，估计还要补满长的时间。

研究真实世界，是一句“知易行难”的话。跟着周老师跑了很久，还是不得门道。看着周老师在田间地头和老乡相谈甚欢，我这农家子弟却张口结舌，不得要领，常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参加了无数的座谈会，基本上都是周老师和对方数人对话，有时甚至是舌战群雄，我基本插不上话。看起来，先生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和积累，不是看看就能学会的。

回CCER，就像是回家。或者，不仅对学生而言如此，对老师也一样。你看黄益平不是也回来了，林毅夫不是也回来了。

（八）家园

直至今天，依然怀念当年的老二教。老二教是旧式的建筑，有六个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夏天很凉快，常常去那里上自习。老林的那次讲座，也是在那里上自习顺便听的，之前并不知道林毅夫。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或者，这就是缘分。

2009年回CCER的时候，老二教早已拆掉了。有一次在新二教附近逡巡，目测新二教应该就建在当年老二教的原址上。

拆拆建建是常有的事情，本不奇怪。只是时常觉得，拆掉的不只是老建筑，也不只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怀旧情怀，还有凝聚在建筑里面的历史和文化。建筑宛如雕塑，凝聚了设计者的匠心。屹立的时间久了，见证的风雨多了，建筑也会长出灵魂。立足她面前，凝视她身姿，你会听到她安静的诉说，或磅礴大气，或沉静睿智。

机构也一样。创立者的品格和匠心，决定一家机构的文化和底蕴。时间越久，这样的底蕴就会越醇厚，如陈年的佳酿。

CCER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创始人和元老们的学识和品格，与古典的北大情怀融合，形成了一种气场，弥漫在朗润园，浸润一草一木。后人沐浴其中，自然如入芝兰。记得有一位学生说过，CCER是“最北大”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对于很多CCER学子而言，不管走了多远，朗润园都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