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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EMBA校友张宇伟：走近“真实世界”的周其仁
发布日期：2014-04-11 01:3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结缘周其仁：《病有所医当问谁》
初次看到周其仁教授名字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国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28届奥林匹克夏季奥运会。由于我夫人是医生的关系，我对医院管理、医疗改革一直有一定的兴趣和关注。那一年，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本关于医改的书——《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书的作者就是周其仁教授。
拿到书后的一周内，我一口气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发现其文笔清新、言简意赅，每个章节、每篇文章都引人入胜、令人手不释卷，从此我开始喜欢上周老师的文章和书，其系列丛书《世事胜棋局》、《挑灯看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等等都被我尽入囊中，一一拜读。
2010年8月，我有幸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式录取为高层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EMBA）。讲老实话，周其仁教授是我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也就在这一年，我正式成为了他的学生。
来到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观察”讲坛、校友聚会等多个场合我都听了周老师的演讲。特别是2012年4月7日－8日，4月21日－22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教室，四个整天的时间，我近距离、系统地聆听了周老师为我们EMBA2010级学员上的最后一门课《制度与行为：中国的经验》，近距离观察了周老师上课的细节，并领略了经济大师的风采。
“不像大师”的大师
作为经济学大师，周其仁老师在课堂上却缺少了一点“大师范儿”，其备课之认真和平易近人之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每次上课，周老师都会提前15分钟到20分钟来到教室，准备课件，检查计算机、投影仪器等，力图把课前准备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妥当；上课的时候，虽然年过花甲，周老师却从来都没有坐着，一直笔直而立，表达了对学生们的尊重；中午的时间，每次都是在办公室简单地吃个盒饭快餐；课间休息，遇到同学提问，总是有问必答；遇到同学们拿着他的书籍请他签名，更是有求必应；遇到同学们提出和他合影，他也从不推辞，欣然前往。
听周老师讲“铅笔的故事”
周老师的课程主要是让学员了解经济制度安排－产权、市场、合约、企业与国家，掌握基本概念，理解“制度怎样影响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本身怎样发生变迁”的分析方法。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之间的联系。他的授课风格特点十分明显：每个理论前面会以一个经济现象的小故事开头，如“铅笔的故事”，从最简单的经济现象入手，逐渐延伸进去，导出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此次上课，会把上次课讲的要点概述一下，以使我们有个回忆，为此次课打个好的基础；此外，上课期间他还与学生亲切互动，他说，“如果哪位学员有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提出问题，共同讨论。今天，很多朗润园毕业的学生，每每提起周老师，“铅笔的故事”都还犹在耳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周老师对产权、制度经济学的观察与阐释，让我理解到：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相对资源价格优势、制度成本降低、学习曲线上升，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制度成本降低，释放了巨大的人的潜能、经济的潜能。
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周老师给我留下最大的收获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他认为，在科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中，用中性、平和的心态去看问题、看现象，不要带着过多的感情色彩；“感情用事”会导致看问题不客观，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产生偏差；同时，对简单的生活现象或经济现象不要放过，要通过简单的现象，去推断背后的道理，他说，“人的最大能力，是判断、推断能力，亦即不断培养‘若A则B’的推断能力”。
周老师曾在课堂上转述邓小平同志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说过的一句话：“坏的制度，会使好人有可能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不容易做坏事”。上过周老师的课，会使我们更多地关注现象背后的东西，更客观地看待社会现象，更多地从产权、制度等深层次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从猎手到经济学家：梅花香自苦寒来
2013年12月1日，我回到朗润园，成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一名员工，有了和周老师更多的近距离接触和学习的机会。有一次，我向周老师提出请他讲讲当年下乡的经历。他说，当年他是从上海下的乡，从上海到达下乡的地方（北大荒）坐火车用了4天3夜，下乡后他被分到打猎的小组，与师父两人从事打猎工作7年半时间，当时他们狩猎的地方离最近的小卖部都有40里的路程。第一次返回上海是在下乡后的4年，我问他：“4年后回到上海的时候，您的父母是否掉了眼泪？”，他说：“我的父母比较坚强，没有掉眼泪”。4天3夜的火车，4年的不回家，荒无人烟的7年半打猎生活，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也许正是这些苦难生活的历练，才成就了今天的经济学大家。
雷厉风行聘王石
2014年2月24日，王石先生初步确认3月30日到我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来做讲座，我在第一时间给周老师发去邮件，看他是否时间参加在北大与王石先生的对话活动，在当天我就收到周老师从美国给我的回复邮件，确认参加这次活动。同时在邮件中要求我“有任何变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有任何有关材料，第一时间发给我，我好有个准备”，为了准备王石先生3月30日的对话活动，我和周老师从2月24日到3月30日一共有16封邮件来往和三次朗润园的见面。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聘请王石先生出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一事上，周老师起了决定性作用。3月10号，我把聘请王石先生出任特聘教授的想法向张黎老师做了汇报，张老师当即同意，并向姚洋院长汇报，姚老师也同意并指示尽快推进此事。张老师指示我向周老师汇报，我在当天通过邮件向周老师汇报，当天的邮件周老师就说“好主意，我会当面向王石说此事”，同时告诉我应该如何周到合适地完成此事，从那以后，我们就按照周老师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推进，在3月30日活动的当天（当天我与周老师有5封邮件来往）上午10：48，周老师发来邮件，王石先生同意出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这也就成为3月30日晚上周其仁教授对话王石、冯仑先生的活动中，增加了姚洋院长向王石先生发放特聘教授聘书的一个锦上添花的亮点环节。
感谢北京大学、感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感谢BiMBA、感谢周其仁教授，近距离接触、学习周其仁老师，是我一生的荣幸……
张宇伟
2014年4月1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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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4-11 01:3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结缘周其仁：《病有所医当问谁》
初次看到周其仁教授名字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国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28届奥林匹克夏季奥运会。由于我夫人是医生的关系，我对医院管理、医疗改革一直有一定的兴趣和关注。那一年，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本关于医改的书——《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书的作者就是周其仁教授。
拿到书后的一周内，我一口气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发现其文笔清新、言简意赅，每个章节、每篇文章都引人入胜、令人手不释卷，从此我开始喜欢上周老师的文章和书，其系列丛书《世事胜棋局》、《挑灯看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等等都被我尽入囊中，一一拜读。
2010年8月，我有幸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式录取为高层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EMBA）。讲老实话，周其仁教授是我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也就在这一年，我正式成为了他的学生。
来到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观察”讲坛、校友聚会等多个场合我都听了周老师的演讲。特别是2012年4月7日－8日，4月21日－22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教室，四个整天的时间，我近距离、系统地聆听了周老师为我们EMBA2010级学员上的最后一门课《制度与行为：中国的经验》，近距离观察了周老师上课的细节，并领略了经济大师的风采。
“不像大师”的大师
作为经济学大师，周其仁老师在课堂上却缺少了一点“大师范儿”，其备课之认真和平易近人之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每次上课，周老师都会提前15分钟到20分钟来到教室，准备课件，检查计算机、投影仪器等，力图把课前准备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妥当；上课的时候，虽然年过花甲，周老师却从来都没有坐着，一直笔直而立，表达了对学生们的尊重；中午的时间，每次都是在办公室简单地吃个盒饭快餐；课间休息，遇到同学提问，总是有问必答；遇到同学们拿着他的书籍请他签名，更是有求必应；遇到同学们提出和他合影，他也从不推辞，欣然前往。
听周老师讲“铅笔的故事”
周老师的课程主要是让学员了解经济制度安排－产权、市场、合约、企业与国家，掌握基本概念，理解“制度怎样影响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本身怎样发生变迁”的分析方法。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之间的联系。他的授课风格特点十分明显：每个理论前面会以一个经济现象的小故事开头，如“铅笔的故事”，从最简单的经济现象入手，逐渐延伸进去，导出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此次上课，会把上次课讲的要点概述一下，以使我们有个回忆，为此次课打个好的基础；此外，上课期间他还与学生亲切互动，他说，“如果哪位学员有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提出问题，共同讨论。今天，很多朗润园毕业的学生，每每提起周老师，“铅笔的故事”都还犹在耳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周老师对产权、制度经济学的观察与阐释，让我理解到：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相对资源价格优势、制度成本降低、学习曲线上升，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制度成本降低，释放了巨大的人的潜能、经济的潜能。
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周老师给我留下最大的收获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他认为，在科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中，用中性、平和的心态去看问题、看现象，不要带着过多的感情色彩；“感情用事”会导致看问题不客观，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产生偏差；同时，对简单的生活现象或经济现象不要放过，要通过简单的现象，去推断背后的道理，他说，“人的最大能力，是判断、推断能力，亦即不断培养‘若A则B’的推断能力”。
周老师曾在课堂上转述邓小平同志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说过的一句话：“坏的制度，会使好人有可能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不容易做坏事”。上过周老师的课，会使我们更多地关注现象背后的东西，更客观地看待社会现象，更多地从产权、制度等深层次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从猎手到经济学家：梅花香自苦寒来
2013年12月1日，我回到朗润园，成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一名员工，有了和周老师更多的近距离接触和学习的机会。有一次，我向周老师提出请他讲讲当年下乡的经历。他说，当年他是从上海下的乡，从上海到达下乡的地方（北大荒）坐火车用了4天3夜，下乡后他被分到打猎的小组，与师父两人从事打猎工作7年半时间，当时他们狩猎的地方离最近的小卖部都有40里的路程。第一次返回上海是在下乡后的4年，我问他：“4年后回到上海的时候，您的父母是否掉了眼泪？”，他说：“我的父母比较坚强，没有掉眼泪”。4天3夜的火车，4年的不回家，荒无人烟的7年半打猎生活，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也许正是这些苦难生活的历练，才成就了今天的经济学大家。
雷厉风行聘王石
2014年2月24日，王石先生初步确认3月30日到我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来做讲座，我在第一时间给周老师发去邮件，看他是否时间参加在北大与王石先生的对话活动，在当天我就收到周老师从美国给我的回复邮件，确认参加这次活动。同时在邮件中要求我“有任何变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有任何有关材料，第一时间发给我，我好有个准备”，为了准备王石先生3月30日的对话活动，我和周老师从2月24日到3月30日一共有16封邮件来往和三次朗润园的见面。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聘请王石先生出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一事上，周老师起了决定性作用。3月10号，我把聘请王石先生出任特聘教授的想法向张黎老师做了汇报，张老师当即同意，并向姚洋院长汇报，姚老师也同意并指示尽快推进此事。张老师指示我向周老师汇报，我在当天通过邮件向周老师汇报，当天的邮件周老师就说“好主意，我会当面向王石说此事”，同时告诉我应该如何周到合适地完成此事，从那以后，我们就按照周老师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推进，在3月30日活动的当天（当天我与周老师有5封邮件来往）上午10：48，周老师发来邮件，王石先生同意出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这也就成为3月30日晚上周其仁教授对话王石、冯仑先生的活动中，增加了姚洋院长向王石先生发放特聘教授聘书的一个锦上添花的亮点环节。
感谢北京大学、感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感谢BiMBA、感谢周其仁教授，近距离接触、学习周其仁老师，是我一生的荣幸……
张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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