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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4-05-07 01:0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33期（总第1128期）
背景介绍：2014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 ICCS）首届年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与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Tomoo Marukawa教授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王恩哥：国发院奇迹源于中国经济奇迹
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成立时仅有6名创始人，经过20年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拥有数以千计的学子和上百名教职工。
国发院迅速发展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的奇迹所决定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将影响全球经济，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强烈的兴趣。中国的实践则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实验，也为许多理论假说提供了证据。
成立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能以此为开端，不断发扬光大。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产业政策
如何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根本性的问题。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因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普遍失败而否定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有失偏颇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作用，而是因为失败国家的产业政策没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制定。相反的，凡是那些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比如“亚洲四小龙”。
下面讲一下理论框架，并用一些经验事实来证明上述观点。
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的经济禀赋。狭义上的禀赋就是指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广义上的禀赋则将自然资源如土地、矿藏等包括在内。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一国的经济禀赋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变化，禀赋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可以改变的。
禀赋的相对值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如果在某一时刻，一国的资本、科技禀赋相对较多，那么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资本和科技密集型的产业；反之，如果劳动力比较充足，那么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假如一国的产业政策与其比较优势相适应，即着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成本就会是最低的，经济也会是有竞争力的。由于禀赋结构会随时间而变化，如果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国家先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段时间后，工人的劳动技能就会有大幅提高，这就需要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与更多的资本与之相适应，所以经济中就会有内生动力去升级技术与资本水平，从而改变劳动/资本的相对比值。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比较优势也会发生改变，最后产业结构会自然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随时调整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战后许多国家困在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或者没有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产业政策、政治制度做出相应的连续的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本身非常有限，所以政府更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上去，而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剩余，这些经济剩余反过来又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更好地升级产业结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思路，寄希望于赶超战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产业政策违背了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原理，过于激进，从而取得了事倍功半的效果。以中国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我们曾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这种产业政策忽视了本国的国情，最终的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裹足不前。再看现在的非洲，他们的自然资源其实非常丰富，劳动力也比中国更为廉价，但他们的制造业却缺乏竞争力，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按比较优势发展，交易成本太高，导致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这两个例子说明，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利用产业政策来减小交易成本，而不是采取过于激进的发展战略，企图一步到位地升级产业结构。反观那些按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能比其他国家高好几个百分点，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赶超战略或许能使一个国家获取短期的快速增长，但如果想要保持二三十年的长期增长，产业政策就必须要按照比较优势来。
禀赋结构调整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此时，政府要做好的是两件事。首先，要给那些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补贴。这些先行者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远远高于追随者，如果不给予其一定的补贴，他们就会缺少创新的激励，而缺少这批人的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就会沦为空谈。其次，政府应该逐步调整政治、法律制度，使之与新的产业结构相适应，尤其是金融制度。先行者能否创业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制约。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协调和支持的作用，为勇于创新的企业家们提供基础设施和金融支持。
Tomoo Marukawa：中国的群众资本主义和草根创新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有很多称呼，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这些称呼都强调了在中国经济当中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群众资本主义”或许最适合用来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具体理由包括国有部门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重在持续下降，私人部门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涌现出了华为、联想这种从少量资本创业成功的著名企业；中国很多普通民众都踊跃创业，根据“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团队的调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其调查的54个国家中常年位居前列。
温州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群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上世纪70年代，温州瓯北和永中的一些村社企业开始生产阀门。几年之后，这成了当地的热门生意。到1976年，两地已经有1069家生产阀门的企业。上世纪80年代，温州形成了很多产业聚集区，当地人蜂拥进入纽扣、拉链、打火机、开关等各种制造业。每个产业聚集区都有一个批发市场，上百家私人企业从事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意。
这些“群众资本主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起初，当地有人在一门新生意中取得了成功，然后周围的邻居纷纷也从事这门生意，学习模仿既有的成功经验。大量的新进入者和激烈的竞争造成假货横行、利润下降，一些人开始尝试新生意，新的生意和先前的生意类似但又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如果新生意取得了成功，其他人就再次跟进模仿。例如温州的橡胶鞋产业变革自塑料鞋，塑料鞋产业又源自皮鞋。这样的产业集群现象不仅存在于温州，也广泛存在于浙江的其他地区、江苏南部和广东省西部等。
再来看中国的草根创新现象。“山寨手机”2005年出现于深圳后迅速发展，2009年的出货量达到1.45亿部，相当于中国手机总出货量的20%。随着中国国内手机市场需求层次的提高，现在生产的山寨手机主要是对外出口。手机这种高科技产品之所以可以被“山寨化”生产，是因为其中的各技术部件都已被集成化提供，企业家只要投资100万人民币就可以成为山寨手机的组装生产者。山寨手机价格便宜且进行了微创新。2011年时每台山寨手机只要78元，双卡双待，声音非常响亮，这些特性让它在印度农村市场广受欢迎。
此外还有电动车的例子。1993年，日本雅马哈摩托公司发明了电动自行车。为了避免电动自行车被划入摩托车分类（摩托车行驶者需要有驾驶执照），日本的电动自行车中加入了一些高科技部件进行行驶控制，造成成本高昂。虽然中国的交通法规要求和日本一样，但执行不严，中国的电动自行车中不需要安装那些昂贵的高科技部件。结果是中国的电动自行车价格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年销售量3000万辆（日本为4万辆）。
以上介绍了中国的“群众资本主义”和“草根创新”现象。草根创新的产品源自中国的群众资本家的努力，用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西方的评论家过去过于关注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忽视了中国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和最具有活力的私营企业部门。同样的，中国的政府和媒体讨论“自主创新”问题时，主要关注在高科技产品领域追赶发达国家，忽视了本国的草根创新。
（应晓妮、沈聪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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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4-05-07 01:0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33期（总第1128期）
背景介绍：2014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 ICCS）首届年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与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Tomoo Marukawa教授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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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哥：国发院奇迹源于中国经济奇迹
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成立时仅有6名创始人，经过20年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拥有数以千计的学子和上百名教职工。
国发院迅速发展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的奇迹所决定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将影响全球经济，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强烈的兴趣。中国的实践则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实验，也为许多理论假说提供了证据。
成立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能以此为开端，不断发扬光大。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产业政策
如何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根本性的问题。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因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普遍失败而否定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有失偏颇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作用，而是因为失败国家的产业政策没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制定。相反的，凡是那些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比如“亚洲四小龙”。
下面讲一下理论框架，并用一些经验事实来证明上述观点。
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的经济禀赋。狭义上的禀赋就是指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广义上的禀赋则将自然资源如土地、矿藏等包括在内。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一国的经济禀赋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变化，禀赋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可以改变的。
禀赋的相对值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如果在某一时刻，一国的资本、科技禀赋相对较多，那么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资本和科技密集型的产业；反之，如果劳动力比较充足，那么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假如一国的产业政策与其比较优势相适应，即着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成本就会是最低的，经济也会是有竞争力的。由于禀赋结构会随时间而变化，如果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国家先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段时间后，工人的劳动技能就会有大幅提高，这就需要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与更多的资本与之相适应，所以经济中就会有内生动力去升级技术与资本水平，从而改变劳动/资本的相对比值。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比较优势也会发生改变，最后产业结构会自然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随时调整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战后许多国家困在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或者没有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产业政策、政治制度做出相应的连续的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本身非常有限，所以政府更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上去，而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剩余，这些经济剩余反过来又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更好地升级产业结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思路，寄希望于赶超战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产业政策违背了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原理，过于激进，从而取得了事倍功半的效果。以中国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我们曾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这种产业政策忽视了本国的国情，最终的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裹足不前。再看现在的非洲，他们的自然资源其实非常丰富，劳动力也比中国更为廉价，但他们的制造业却缺乏竞争力，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按比较优势发展，交易成本太高，导致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这两个例子说明，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利用产业政策来减小交易成本，而不是采取过于激进的发展战略，企图一步到位地升级产业结构。反观那些按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能比其他国家高好几个百分点，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赶超战略或许能使一个国家获取短期的快速增长，但如果想要保持二三十年的长期增长，产业政策就必须要按照比较优势来。
禀赋结构调整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此时，政府要做好的是两件事。首先，要给那些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补贴。这些先行者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远远高于追随者，如果不给予其一定的补贴，他们就会缺少创新的激励，而缺少这批人的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就会沦为空谈。其次，政府应该逐步调整政治、法律制度，使之与新的产业结构相适应，尤其是金融制度。先行者能否创业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制约。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协调和支持的作用，为勇于创新的企业家们提供基础设施和金融支持。
Tomoo Marukawa：中国的群众资本主义和草根创新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有很多称呼，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这些称呼都强调了在中国经济当中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群众资本主义”或许最适合用来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具体理由包括国有部门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重在持续下降，私人部门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涌现出了华为、联想这种从少量资本创业成功的著名企业；中国很多普通民众都踊跃创业，根据“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测”研究团队的调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其调查的54个国家中常年位居前列。
温州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群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上世纪70年代，温州瓯北和永中的一些村社企业开始生产阀门。几年之后，这成了当地的热门生意。到1976年，两地已经有1069家生产阀门的企业。上世纪80年代，温州形成了很多产业聚集区，当地人蜂拥进入纽扣、拉链、打火机、开关等各种制造业。每个产业聚集区都有一个批发市场，上百家私人企业从事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意。
这些“群众资本主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起初，当地有人在一门新生意中取得了成功，然后周围的邻居纷纷也从事这门生意，学习模仿既有的成功经验。大量的新进入者和激烈的竞争造成假货横行、利润下降，一些人开始尝试新生意，新的生意和先前的生意类似但又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如果新生意取得了成功，其他人就再次跟进模仿。例如温州的橡胶鞋产业变革自塑料鞋，塑料鞋产业又源自皮鞋。这样的产业集群现象不仅存在于温州，也广泛存在于浙江的其他地区、江苏南部和广东省西部等。
再来看中国的草根创新现象。“山寨手机”2005年出现于深圳后迅速发展，2009年的出货量达到1.45亿部，相当于中国手机总出货量的20%。随着中国国内手机市场需求层次的提高，现在生产的山寨手机主要是对外出口。手机这种高科技产品之所以可以被“山寨化”生产，是因为其中的各技术部件都已被集成化提供，企业家只要投资100万人民币就可以成为山寨手机的组装生产者。山寨手机价格便宜且进行了微创新。2011年时每台山寨手机只要78元，双卡双待，声音非常响亮，这些特性让它在印度农村市场广受欢迎。
此外还有电动车的例子。1993年，日本雅马哈摩托公司发明了电动自行车。为了避免电动自行车被划入摩托车分类（摩托车行驶者需要有驾驶执照），日本的电动自行车中加入了一些高科技部件进行行驶控制，造成成本高昂。虽然中国的交通法规要求和日本一样，但执行不严，中国的电动自行车中不需要安装那些昂贵的高科技部件。结果是中国的电动自行车价格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年销售量3000万辆（日本为4万辆）。
以上介绍了中国的“群众资本主义”和“草根创新”现象。草根创新的产品源自中国的群众资本家的努力，用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西方的评论家过去过于关注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忽视了中国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和最具有活力的私营企业部门。同样的，中国的政府和媒体讨论“自主创新”问题时，主要关注在高科技产品领域追赶发达国家，忽视了本国的草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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