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37期（总第1132期）

 

背景介绍：2014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 ICCS）首届年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与期简报报告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亚伟、东京大学研究员Asei Ito、芬兰图尔库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Lauri Paltemaa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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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当今时代，中美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美之间如何合作与竞争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决策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形势、外交政策等等，美国的决策也同样影响着中国。

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在中美关系上，我们试图采取一种大国关系的新模式——相互竞争的同时，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深化合作。” 李光耀认为，中美两国无法避免竞争，但可以避免冲突。现在不是冷战时期，当时前苏联是为了全球霸权才与美国争斗，但如今中国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事，对改变世界没什么兴趣。

虽然中美双方都认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然而要真正确立这样的关系还存在以下几个难题：一、中美战略互信缺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加剧不信任。美国的决策者认为集权制度本质上不够透明，这使其他人更难以判断他们是否具有诚意以及其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中国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二、中国外交态势转型。从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江泽民时期的“有所作为”，胡锦涛时期的“和平崛起”到习近平时期的“主动作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不断变化。三、中国周边国家“蠢蠢欲动”。四、中美军事较劲越演越烈。中美海空擦枪走火可能性增大。五、军人不能干政但可以影响民意，一些“军事专家”频频出现在公众媒体上，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干扰高层决策。六、非政府势力不断渗透。七、经贸关系政治化。八、百年屈辱和今日崛起这两种心态给中国戴上有色眼镜。

虽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仍有诸多困难，但中美间需要和平共处。中美和平共处是两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有中美和平共处，才能东亚安、世界安。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都必须向对方做出战略再保证，加强战略互信。

最终中美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重中之重是内政，不是外交。美国方面，民主政治的本质会导致对华关系的起伏。中国方面，政治未来与走向有着不确定性，这给西方世界带来政策上的挑战。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没有基础。中美两国智库发现：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但是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只有小部分受调者视对方为敌人或伙伴。多数受访者认为本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与他国分享领导权。中美精英均视加强双边关系为首要任务，重视促进经济合作。在这样的基础上，相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不断向前发展。

 

Asei Ito：中国的产业集群与分散

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然而近几年，随着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中国正在失去其成本优势，部分制造业移向非洲、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已经结束，但我认为并非如此。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世界工厂”2.0时代。

产业布局是由产业集群和产业分散化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促进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当地产业的绝对规模。产业分散化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倾向于率先离开集群地，劳动力缺乏流动是产业分散化的驱动因素之一。比如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制造产业从东京核心地区向外分散，转移到周围的关东地带，形成了现在的太平洋工业带。

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产业布局在2004年之前以集群模式为主，而在2004年、2005年之后开始出现产业分散化。需要研究的是，中国的产业分散化是如何发生的，对于地区生产网络又有什么影响。

随着沿海地区投入品成本的提高，从2004年开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的中国内陆地区转移。交通运输能力的发展、劳动力流动性的降低和持续存在的地区间工资差距都促进产业区位转移的进行。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值份额维持在50%左右，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产值份额维持在30%左右；在改革开放之后到2004年间，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值份额不断增加，沿海地区达到近70%，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超过40%；而在2004年之后，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值份额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份额在2004年之后都不断下降。

产业区位转移也受到政策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包括：从2000年起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从2003年起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从2004年起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同时，地方政府也根据本省情况实施相应政策，如广东省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省内转移”和“双转移”政策，四川省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广东省“省内转移”政策的目标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六个“核心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和佛山）转移到省内其他地方。广东省给予转移出去的企业税收优惠，并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

一个例子是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区位转移。2010年之前，大部分内陆城市的出口额增长缓慢，而在2010-2012年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内，郑州、成都、重庆、南宁等内陆城市的出口额实现快速增长。其中郑州市的出口额增长了将近10倍，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郑州市承接了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区位转移——富士康在郑州市设立新厂。观察这一时期的数据可以发现，2010年之前郑州市的最大进口来源国是澳大利亚，主要进口自然资源；而在2010年富士康进入郑州市之后，郑州市的进口来源国发生巨大变化，韩国、日本、台湾、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进口来源地，郑州市从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的电子产品组装元件。这一区位转移使得郑州市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变得非常紧密。

可见，中国国内的产业区位转移对整个亚洲的生产网络都有巨大影响。内陆地区通过更多的出口及进口与亚洲国家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

 

Lauri Paltemaa：自然灾害管理与中国变化中的社会

要研究自然灾害管理，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灾害。所谓“灾害”，是指“产生巨大负面社会后果的事件”。我们提到自然灾害，会首先想到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现象，而灾害本质上是指这些自然现象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和它恶劣的社会后果。

我们研究灾害，因为它是研究社会关系、社会进程和社会机制的窗口。在没有灾害的正常情况下，很多社会问题隐藏其中、不被发现，而一旦灾害发生，这些社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现在，很多主流社会科学对灾害的研究集中在灾害易损性上。所谓“灾害易损性”，是指“能够加重或减轻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的因素”，它既包括社会经济环境，也包括灾害管理措施。

具体到中国的灾害研究，我们主要关注哪些人群是灾害易损的，什么因素导致灾害易损性；如何预防灾害、如何减轻灾害的影响、如何从灾害中恢复重建；如何进行灾害管理；灾害如何影响社会等问题。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和超过一半的人口位于严重地震、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可能发生的地区。洪涝灾害威胁着中国三分之二的陆地地区。在1900-2008年间，洪涝灾害共夺去430万人的生命，使得13亿人受灾，造成经济损失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基本集中在解放前，而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灾害集中在近20年。

在中国，自然灾害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有着长久历史。自然灾害与政权合法性是紧密相连的。在封建社会，发生自然灾害时，皇帝必须及时向灾民提供救助，否则其政权合法性就会遭受巨大挑战。中国曾经被称为“饥荒的国度”，据估计在上世纪20-40年代每年都有一些省份出现饥荒并造成几百万人死亡，这严重破坏了国民党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是1949年共产党能够成功解放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灾害管理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阶段。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承诺提供救助，帮助人民抵御灾害带来的影响。当时的灾害管理体系在预防和减轻特定类型的自然灾害方面相对有效，有很强的动员能力。缺点是它对灾害的响应不够迅速；在国际上处于孤立位置；灾害管理的优先级体系不利于农民阶层。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灾害管理体系也发生改变。灾害管理体系在技术水平、通信能力、社会经济环境（比如灾害保险的出现）、救灾资金、公民社会和民间团体的参与、国际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在社会组织方面，动员、宣传抗灾救灾的能力不如过去那样有效，同时灾害成本不断上升，这都给灾害管理带来很多困难。

改革开放时代的灾害管理体系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灾害管理体系的优先级是否发生改变，是否仍将维持政权的稳定性放在首位；是否愿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灾害预防上来；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发生有何影响；环境恶化是否是潜伏的灾害；如何更好地与民间团体合作；灾害易损性是否发生变化。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自然灾害管理体系也会随之不断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张耘昊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