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和中国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经济研究》自创刊以来总共发表文章8500余篇，年度发表文献最高为247篇（2014年），最近三年来年均发表文献约200篇。

从《经济研究》发表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排名前五的分别是：

➤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2201篇）；

➤ 经济体制改革（1900篇）；

➤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1324篇）；

➤ 金融（1305篇）；

➤ 企业经济（902篇）。

近年来，国内高度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那么作为经济学家，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将盘点《经济研究》自创刊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十篇文章，对文章进行分析和对比，给读者以参考。

在《经济研究》引用量最高的十篇文章中，包括：上市公司相关研究（4篇）、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和激励机制（2篇）、企业理论和企业合约（2篇）、宏观经济指标测算（1篇）、中小企业融资问题（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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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影响力前十

01.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

知网引用量：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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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吴桂英 复旦大学
张吉鹏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正如许多利用总量数据计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已经指出的，计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对产出与投入数据的科学计量，特别是资本数据的计量尤其重要。而对于那些直接考察投资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说，资本数据更是不可或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调整。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至1984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6年至1988年间进行的；第二次是对改革开放以前的1952年至1977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8年至1997年间进行的。而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在中国进行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后的1994年和1995年间进行的。

这两次补充数据和一次调整数据的详细资料主要发表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核算司(1997)出版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上。由于这本年鉴以及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都包含了分省数据，并首次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所以为估计省际资本存量提供了客观条件。

作者希望本文是对已有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研究的补充和延续，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数据支持。

作者通过回顾和比较已有研究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文献，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对各年投资流量、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重置率、基年资本存量的选择与构造以及缺失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补充和调整后的分省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估计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52—2000年各年末的物质资本存量。

部分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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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知网引用量：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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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cholar引用量：2531

作者：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一方面表现为GDP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另一方面无法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没有突出的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

本文试图从中国地方官员治理和激励机制的角度为上述“增长奇迹”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作者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

作者所定义的“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的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它可度量的指标。这里涉及的地方官员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

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激励和治理手段绝非改革开放以来的发明，在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就常被使用，如大跃进时期各省市竞相就粮食产量大放“卫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晋升锦标赛的现象。

锦标赛的主要特征是参赛人的竞赛结果的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决定最终的胜负，因而易于比较和实施。各参赛人为了赢得比赛而竞相努力，以取得比别人更好的比赛名次，这是锦标赛的激励效果。在一定条件下(比如参赛人的风险倾向是中性的)，锦标赛可以取得最优的激励效果。锦标赛激励在契约理论中通常被视为相对绩效评估的一种形式，相对绩效评估的好处在于，当多个代理人从事的任务中涉及某种共同的未被观察的因素，比较代理人的相对绩效可以剔除这些共同因素的干扰，增加评估的精确度，从而提高激励契约的激励强度。

“晋升锦标赛”发挥作用有几个前提条件：

1）上级政府的人事权力必须是集中的，它可以决定一定的晋升和提拔的标准，并根据下级政府官员的绩效决定升迁。

2）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如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出口创汇量。

3）各参赛主体即政府官员的“竞赛成绩”是相对可分离和可比较的。

4）参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绩效。

5）参与人之间不容易形成合谋。

“晋升锦标赛”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两方面的现实威胁：

1）晋升锦标赛不能公平、公正和公开地推行，地方官员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无关，而是其它一些人为因素决定，如“跑官买官”，“关系”胜于“政绩”，使得锦标赛变得形同虚设。这类似于足球比赛中的“黑哨”，比赛的胜负取决于一些赛场之外的因素，运动员的激励完全被扭曲了。

2）地方官员失去参与竞赛的兴趣和热情，看淡晋升利益，只求保住位子。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利益关系人给予的经济贿赂超过了政治晋升的“诱惑”所致。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官员与地方利益相关人结成联盟，被外部的机会和利益所吸引而“主动”放弃比赛，是推行晋升锦标赛最大的一种威胁。

作者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例如第7篇文章“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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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

知网引用量：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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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cholar引用量：2652

作者：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李永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系主任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

中小企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推行“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支持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重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我国建立了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与大型金融机构不同，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因为它们资金少、无力为大企业融资，更重要的是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

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得出结论：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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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知网引用量：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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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魏刚 鼎德华夏农业科技集团董事长、诺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河南大学教授

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情况怎样呢？对他们采用了哪些激励形式？高级管理层的报酬有多少？存在一些什么特点？它们是否按照代理理论预测的那样，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有多高？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激励效果呢？作者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报酬的考察，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通过当时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作者研究发现：

1）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货币收入偏低，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

2）“零报酬”现象严重，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水平偏低，“零持股”现象比较普遍。

3）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它仅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

4）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绩效也并不存在“区间效应”，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其所持股份存在负相关关系，并受所处行业景气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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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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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本文讨论科斯关于市场里的企业合约的理论，中心是把企业理解成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

企业合约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事前没有或不能完全规定各参与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而总要把一部分留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再加规定。企业合约的这个特性，是因为企业合约包括了人力资本(工人的、经理的和企业家的)的参与。人力资本的产权相当特别：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度。

与其他理解不同的地方是，本文把“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引入对企业合约及其特征的思考，并认为这是科斯企业理论里被忽略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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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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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

崔之元博士发表在《经济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上的《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一文，涉及到有关企业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该文是为了澄清崔之元可能引起的理论混乱而作的。

该文的各个部分内容分别解释了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概念，讨论了现代企业理论的要点，讨论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征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法中的基本逻辑，也分析了团队生产与委托人的功能。

最后，作者就崔之元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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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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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雅特聘教授

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地方官员的激励与行为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行为的传统研究主要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改革以来地方官员的财政与经济激励。但这些激励本身无法解释很多地方官员的行为，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

作者认为，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及他们所处的经济竞争的性质，而是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或者说政治锦标赛。

在政治晋升博弈中，给定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因此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

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

从模型出发，在地方官员的行为对邻近地区存有“溢出效应”的场合，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就是促使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有同样的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如阻碍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对于那些利己不利人的事情激励最充分，而对于那些既利己又利人的“双赢”合作则激励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处于政治锦标赛博弈中的政府官员不愿意合作却愿意支持“恶性”竞争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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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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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永祥 浙江大学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一级教授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公司的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等诸方面均有较大影响。

作者将公司股权结构的情况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拥有一个绝对控股股东，该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二是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没有大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完全分离；

三是公司拥有较大的相对控股股东，同时还拥有其他大股东。

作者认为，这三种划分已能涵盖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同情况，对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同情况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然后，作者总结了不同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影响，如下表：

作者基于上表得出如下的结论或假说：比之于其他两种股权结构，第三种公司股权结构（股权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有其他大股东存在），对公司治理的四种机制作用发挥，总体较为有利。

作者的实证分析结论与上述假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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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

知网引用量：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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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根福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吴林江 陕西财经学院

上市公司的实践表明，并购活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绩效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作者从并购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学者常用的以股价变动来衡量企业并购绩效的方法并不适合于我国的现实情况。

一个原因是：对于我国当时的股票市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不是有效率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看法。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存在着很大一部分非流通股，而非流通股股东并不能直接从股价涨跌中获利或受损。这样，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就难以衡量非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变化，所以也就无法准确测量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

然后，作者采用一种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来衡量并购前后的业绩变动，并以此分析和检验了1994-199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

主要选取的指标包括：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净利润/总资产；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通过因子分析法，作者构建一个综合得分函数，将这四个指标压缩成一个综合得分，再对并购前后公司的业绩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从整体上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不同并购类型在并购后不同时期内业绩不相一致；另外，并购前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绩效在短期内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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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知网引用量：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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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重恩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陆洲 香港大学
宋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张俊喜 上海电力大学

本文旨在研究以下两个问题：

1）我国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治理结构有无联系？

2）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多大的溢价？

一般而言，对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控股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的这两种利益冲突，有两类不同的解决机制。

第一类是内部机制，一般包括四项：

1）董事会（最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董事会中外部人员占主导地位）。

2）高管薪酬（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股权结构（在我国，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之间可能存在一个非线性的“U”形关系）。

4）财务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一定有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第二类是外部机制，一般包括三项:

1）企业控制权市场（通过代理人竞争、善意的购并和敌意的接管，一个活跃的企业控制权的竞争市场对有效分配资源至关重要）。

2）法制基础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要保障投资者可以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法律体系是一个颇为有效的外部机制）。

3）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降低管理层的懈怠，有助于限制低效率的行为）。

作者认为，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依赖于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有机结合。同时，对我国上市企业而言，公司治理机制也应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国有法人股“一股独大”的现实。在所有的公司治理机制中，作者发现股权结构、董事会的构成、经理薪酬、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市场，以及财务透明度是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然后，作者运用主元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构造了一个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G指标。根据G指标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排名发现：（1）治理水平高的企业其市场价值也高；（2）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相当可观的溢价。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