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余淼杰教授研究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的第五本专著《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下面为该书前言节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在过去的40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有望在近年内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诚然,有不少因素可以一定程度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归根结底,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项基本国策是最根本的原因。无论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逐步对外开放，还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开放促改革，甚至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对外开放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去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国更是加快逐步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不过，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中国所独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已成为时代的大潮流、大趋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着深入的贸易自由化，并逐步融入全球的经济一体化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独特，但为何中国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出口总额在2万亿美元左右，占了全球商品出口的11%以上，并成为全球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外贸发展如此迅速呢？

对这个问题，通常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中国是个劳力丰富型国家，人口抚养比低，劳工成本相对比较便宜，因此中国在劳力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开放之后，中国能够大量地出口具有低价竞争力的劳力密集型产品。这一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学理论的确可以解释新世纪以前中国外贸的发展乃至经济体量的扩大、人均收入的提高。但是，到了新世纪之后，这一理论在解释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也显得不够丰富。学术界通常认为，自2004年以后，中国已经超过“刘易斯拐点”，工资不断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工成本不断攀升，目前在亚太各国中已处于中上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还能保持强劲的出口劲头？而这正是本书力求回答的问题。

本书认为，中国的外贸之所以在新世纪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出口劲头，除了相对于美欧各国一定的劳工低成本优势以外，制造业企业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是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企业创新力度不断加强，我国工业品的产品质量也得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得以增强。同时，产品附加值也稳步提升。目前，随着我们劳工成本的进一步上升，我国劳力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将越来越少，但如果企业能够加强研发投入，通过创新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则依然可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简言之，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核心竞争优势将从“低价”转为“高质”。

事实上，本书是作者尝试理解解释中国国际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五本著作，但它与之前的四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一以贯之的。第一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事实上是从笔者的博士论文发展而成的。自从1994年WTO的第八轮谈判-乌拉圭回合成功收官以来，关税减免、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自由贸易是最优的，是最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特别是对经济小国而言）。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任何国家哪怕经济小国也都没有实施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呢？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离，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所以，我们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国际贸易的现象。由于政治因素影响贸易政策这种现象是全球共有的现象，所以书中的许多分析都是从全球各国的角度去展开的。当然，我们也特别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为什么需要花15年才能加入WTO。

在笔者的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中，我们观察到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平均而言，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世界上其他出口大国都不一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国企业生产率之谜”，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量是价格贸易企业，而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所以，才会造成总体而言，中国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第三本专著《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则可以看成是第一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的姊妹篇。中国近40年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深化政策；二是鼓励“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出口导向政策。所以，《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的论证正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更准确地，该书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去年刚出版的第四本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则是观察到如下现象：,自2005年7月始,人民币放弃对美元长达十年的固定汇率,开始灵活变动,有升有降,但总体上,人民币对美元是处在一个升值的梯队。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一直到2013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才恢复到本次金融危机之前。所以，人民币升值、全球金融危机与之前各书讨论过的贸易自由化一样，对我国的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正是该书所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模式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历史机遇;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则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流动性支持。所以, 在该书中国，我们也使用引力模型估算了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与上述四本专著不同，在本书中，我们主要讨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出口制造业企业的研发、专利等创新情况。国家宏观层面各自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政策、相关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微观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情况。更进一步地，企业的创新又是否提升了企业产品的质量？是否提高了产品的出口附加值？是否提升了出口品的国家竞争力？如果是的话，那么力度有多大？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的？这正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与之前几本专著一样，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仍然坚持立足于本国国情,运用当代经济学规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融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最前沿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力图通过理论建模得出可供实证检验的理论预测，再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产品进出口全样本大数据以及最新的微观企业-员工匹配数据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

如前所述，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五本专著。得益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同事的出色编辑，第一本《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曾获得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0）。第二本《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也有幸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4）、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2015）、第六届国家商务发展研究奖（2016）和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2017）。去年刚出版的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也刚获得了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8）。如同我的其它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益于我的很多同事、领导、师长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魏尚进教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院长丘东晓教授、清华大学长江学者鞠建东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赵来勋教授一如既往地对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并慷慨地为本书写了推荐语。我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雎国余教授、北京大学原海外教育学院的黄道林院长多年以来对我的指导和关爱。本书的出版自然也离不开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月梅老师、林君秀老师、郝小楠老师和其他同事的大力支持及认真校正。另外，特别感谢本书所有合作者赵春明教授、田巍教授、戴觅教授、崔晓敏研究院、李乐融博士、袁东博士、张睿博士的智力贡献。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生王霄彤认真细致的校正工作。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项目(编号:７１６２５００７)、面上项目(编号:７１５７３００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编号:１６AZD００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１５JJD７８０００１)的资助。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无私的付出和无尽的支持,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最后， 由于时间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不足。请读者们多提宝贵的建议，以便再版时修改（我的联系方式是 mjyu@nsd.pku.edu.cn）。

余淼杰